力量的平衡
博士论文答辩后不久，1948年7月，萨哈罗夫被安排进导师塔姆（Igor Y. Tamm）领导的研究小组，进行氢弹的研制。

 三年前，广岛遭原子弹轰炸后，苏联的原子弹研制受到了斯大林的极大重视，打破美国的核武垄断成了当务之急。他任命贝利亚（Lavrentiy Beria）为总负责。臭名昭著的贝利亚，秃头、戴着眼镜，也是克格勃的头。科学方面的负责人是物理学家库尔恰托夫（Igor Kurchatov）。在全国的众多秘密设施中，库尔恰托夫领导的莫斯科郊外的第二实验室（“Laboratory No. 2”），以及它的分支机构Arzamas-16是核心。

 Arzamas-16 在1946年春天选定，位于莫斯科以东400公里外，靠近Sarov镇。一片大约250公里的隔离区划了出来，就在大森林的边上。宏伟的教堂、恬静的农庄，卧在林间的木屋…… 如果忽略带着倒钩的铁丝网、戒备森严的守卫、排着队早出晚归的劳改队伍，Arzamas-16其实还算是个幽美的居所。

图2 Arzamas-16，也称为Volga office或者Los Arzamas。
 1949年8月，苏联的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几个月后的1950年3月，萨哈罗夫从莫斯科移居到了这个秘密基地。

 与处于半饥饿状态的莫斯科相比，Arzamas-16就像是天堂，科学家们收入不菲，衣食无忧。甚至政治局里有人抱怨说，这里就像是一个疗养院。

 斯大林相信，如果给予这些科学家 “适当帮助”，他们可以和外国科学家一样，出色地完成任务。

 尽管情报人员无处不在，揭发举报盛行，每个人都有严苛的保密要求，在这里工作的科学家却可以顶住压力，全身心投入工作。支撑他们的精神力量是爱国主义。

 萨哈罗夫后来回忆说，他知道核武器的恐怖，没人性，但二战一样的反人道。但二战的时候，他没做成战士，在眼下的这场新的“科学战役”中，他把自己看成是一名战士。

 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想法。他注意到，库尔恰托夫不仅口头上说他们是战士，有时候在信件或者备忘录后面的签名都是 “战士库尔恰托夫”。

“我们（我这里的说法不仅代表我自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道德原则是以一种集体的心理方式塑造的）相信，作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平衡的一种手段，我们的工作是绝对必要的。” 萨哈罗夫说。

 在这样的心理支撑下，进行任何有关核武的道德讨论，似乎没太大必要。

 至少在1953年苏联试爆第一颗氢弹之前，就个人而言，萨哈罗夫的内心非但没有任何挣扎，还充满着干劲——

“因为全神贯注于这唯一的目标，也许还因为靠近劳改营和严格的管理，我们被激励着，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除此之外的其余世事，似乎在两道铁丝网之外，很远很远的地方…… 这需要经过多年的时光，剧烈的动荡，新的潮流才能撼动我们的世界观。”
意外的幸运
参加核武器的研制，于萨哈罗夫的学术而言，也是一件幸事。

战后的苏联知识界，在斯大林的统治下，正经历一场浩劫；而他所在的物理领域，正是因为有了核弹的研制任务，才不至于像其他学科那样惨遭灭顶之灾。

1947年5月，斯大林对三位作家说——

 “拿我们中的知识分子来说，科学知识分子、教授、医生，在苏联的爱国主义方面，他们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他们对外国文化有一种毫无道理的钦佩。他们都觉得自己还未成年，没得满分，他们习惯把自己想成是永远的学生…… 开始是德国人，之后是法国人，对外国人崇拜…… 一个简单的农民，不会平白无故地摘下帽子，低头；但这些人，没有足够的尊严和爱国主义，不了解俄罗斯扮演的角色。”

 斯大林还给几位作家看了一份即将发表的信，里面谴责苏联科学家，竟把一篇治疗癌症的论文寄到美国的出版机构发表。

 反对外国文化的政治风气让学术平庸的李森科（Trofim-Lysenko,1898-1976）嗅到了机会。1948年7月，李森科和斯大林见面，承诺如果允许他击败科学上的反对者，阻止他们干扰自己的工作，就可以大大提高农业产量。

 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Lenin All-Unio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马上召开特别会议，审查生物学的现状。李森科在会上的报告经过了斯大林的亲自编辑，其中声称，遗传学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遗传学是资产阶级捏造的学问，旨在破坏真正的唯物主义生物发育理论。虽然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李森科在会议结束时强调，“党中央审查并批准了我的报告”。不久，大量的苏联遗传学家遭到革职，这一学科几乎废掉。

 接下来的两年，为了根除外国意识形态的影响，生理学、天文学、化学和民族志方面的会议也相继召开。萨哈罗夫所在的物理学也不例外，一场针对外国物理学理论，尤其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大批判正在发酵。

 1948年12月17日，以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托普切耶夫（A. V. Topchiev）为主席的筹办委员会成立，筹划在1949年3月16日召开全苏物理学大会（All-Union Conference of Physicists），讨论苏联物理学的缺点。

 然而，大会临近，却突然被取消了。几种不同的说法指向斯大林，是他命令取消批判大会，原因是怕影响到核武器的研制。

 根据物理学家阿齐莫维奇（Lev Artsimovich）的说法，在1949年3月中旬，三名顶尖物理学家要求贝利亚取消会议，理由是会影响到苏联的物理学，尤其是会对核武器研制造成干扰。贝利亚说，他自己不能下这个决定，得请示斯大林。斯大林同意取消会议，说，“先让他们安心搞。之后我们想枪毙他们，随时都可以”。

 就这样，核武的研制部分挽救了苏联的物理学。

 1952年，为当年的批判大会准备的部分论文发表，其编辑抱怨说，在和意识里的资本主义残余作斗争方面，苏联物理学家落后于农业生物学、生理学等领域的专家。

 当然，这两个学科已然遭到彻底清洗。

 物理学家朗道（Lev Landau）说，核威慑成功的第一个明证就是挽救了苏联的物理学。

图3 萨哈罗夫的导师塔姆（Igor Y. Tamm, 1885-1971），两人曾开启可控核聚变的研究。塔姆因为切连科夫效应的发现和解释，在1958年与另外两名同事分享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虽然萨哈罗夫的大量时间被紧张的核武研制工作占用，在此期间，他还是和导师进行了有关可控核聚变的研究。

 这项研究在1951年写就，7年后，苏联科学院在日内瓦和平应用原子能会议前夕以俄文出版。其核心思想是用环形磁场，约束炙热的等离子体。他们的这项工作是之后托卡马克（Tokamak）等类似装置的发端。

 萨哈罗夫到Arzamas-16三年多后，氢弹研发取得了成功。1953年8月12日，苏联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

 10月，32岁的萨哈罗夫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这一年，他还被授予了斯大林奖、列宁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55年11月12日，苏联氢弹再次试验成功，次年，萨哈罗夫又被授予了列宁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萨哈罗夫的事业达到了顶峰，他成了苏联的 “氢弹之父”、民族英雄。

 他说，“为我们的国家，为世界力量的平衡而制造一件属于苏联的核武器，对这个的重要性我毫不怀疑。被繁重的任务所占据，我非常努力地工作，独创或与人合作提出了几个关键想法。”

 不过，在这之后，随着苏联继续核武的大规模试验，他的内心起了变化。
良心的拷问
在1955年的那次核爆之后，萨哈罗夫就表示，希望这样的武器永远不被使用。然而，当时核爆试验的负责人给他讲了一则寓言，言外之意，这不是萨哈罗夫他该操心的事。

 之后，萨哈罗夫也请库尔恰托夫去找赫鲁晓夫（Khrushchev），劝说其不要再进行大型的核试验，依然没有成功。

图4 苏联的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左）与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右）
 1957年，库尔恰托夫请萨哈罗夫写篇文章，揭露美国所谓的 “无污染核弹”（“clean bomb”）。

 萨哈罗夫没有把这项任务简单地当成是宣传，他用当时生物方面的数据，仔细做了估算。他的结论是，一个百万吨级的所谓 “无污染” 氢弹，将产生足够的放射性碳，可以引发全球性的持续恶果，——未来的8000年内，将导致全世界范围内6600例死亡。

 1958年，在苏联宣布暂停核试验后不久，萨哈罗夫发表了两篇文章（“Radioactive Carbon from Nuclear Explosions and Nonthreshold Biological Effects” 以及 “The Radioactive Danger of Nuclear Tests”）。与美国部分科学家（如美国的氢弹之父泰勒）以及大多数苏联同事的观点相左，在萨哈罗夫看来，不管核尘降引发的健康危害有多小，都已得到科学的证明，那必然就会面临道德上的拷问——这些无辜的生命招惹谁了？

“可怕的罪行已然犯下，我竟无法阻止！无能为力、难以忍受的苦涩、羞耻和屈辱压倒了我。我把脸伏在桌上，哭了起来。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教训：你不能坐在两把椅子上。” 他说。

1961年，萨哈罗夫亲自给赫鲁晓夫写信，坚决要求暂停核试验。1962年，他再次要求不要在大气进行大规模核爆。这些呼吁都遭到忽略。

据说，在一次著名武器科学家出席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晚宴上，赫鲁晓夫当面拒绝了他的请求——

 “把政治留给我们…… 我们是专家。你就只管制造炸弹，并测试它们，我们不会干涉你…… 记住，我们必须从实力的角度来执行我们的政策…… 萨哈罗夫，不要试着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或如何表现。我们了解政治。如果我听萨哈罗夫这样的人的话，我会成为一只水母，而不是部长会议主席！”

萨哈罗夫没有放弃。

在苏联和美国的核谈判陷入胶着之际，他劝说苏联当局，接受美国提出的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方案。1963年8月5日，苏联、英国和美国在莫斯科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了除在地下外的一切核武器试验。

“我认为莫斯科签订的条约具有历史性意义。它挽救了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的生命，如果继续进行试验，这些人可能会丧生。也许更重要的是，该条约是朝着降低热核战争风险迈出的一步。我为自己对莫斯科条约的贡献感到自豪。” 萨哈罗夫说。

在核武器的研制基本完结后，萨哈罗夫和同事们也陆续回归了学术。

 1964年，萨哈罗夫成功阻止了李森科的一位亲信当选苏联科学院院士。他宣称，李森科应为苏联生物科学的一段可耻时期负责。李森科被斯大林认为是 “生物学的首席”，即使斯大林在11年前就已经死去，公然反对李森科依然需要勇气，毕竟，李森科和台上的赫鲁晓夫依然亲近。

在萨哈罗夫等人的激烈反对下，这位最终未能入选。据说，赫鲁晓夫极为震怒，号称要解散科学院。不过，赫鲁晓夫在当年10月失去了权力，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萨哈罗夫以及其他科学家的努力，挽救了苏联的生物学。1965年，在基础科学上沉寂了16年之后，他发表了自己宇宙学方面的论文。此时的萨哈罗夫也已经意识到，除了科研，他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1967年，他准备了一份关于战略平衡和核军备竞赛的秘密备忘录，建议苏联领导人接受美国关于暂停反弹道导弹防御的提议。他认为，这样的防御体系是极其危险的，他称之为 “相互保证的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有不如没有。

 萨哈罗夫提议将他的建议公开发表在媒体上。他希望，“西方科学知识分子群体…… 在有利的条件下能够遏制他们的 ‘鹰派’。这些团体在莫斯科禁试条约的准备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苏联领导人拒绝了萨哈罗夫的提议，告诉他，手稿 “不适合发表”。

 萨哈罗夫决定自己采取行动。

 1968年5月，他完成了第一篇非物理的论文——《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学术自由的思考》（“Reflections on Progress,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Intellectual Freedom”）。他说，他不认为自己是 “社会问题专家”，但在反导问题引致的热核战争威胁方面，他是顶尖的专家。他希望美苏双方能进行 “公开、真诚的讨论”。

 这篇文章指出，在技术层面，热核武器存在三方面的危险，足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首先，热核爆炸有巨大的摧毁能力，一颗 “典型” 的3百万吨级的核弹，其爆炸起火面积是广岛核弹的150倍，100平方公里将被完全摧毁，如果是地面的核爆，放射性尘埃覆盖的致命性暴露区域将达几万平方公里；其次，在研发结束后，核弹和火箭的大规模生产，其成本相对比较低廉，差不多和战斗机成本一样；第三，如果遭遇的是大量携带核弹的火箭攻击，事实上不可能阻止，专家们都很清楚这点。

 萨哈罗夫的这份手稿被辗转带到了国外，最终在1968年7月由荷兰报纸Het Porool 和《纽约时报》发表，引起相当大的反响。他成了世界性的名人。

 随之而来的代价是，他被吊销了安全证书，禁止从事任何与军事有关的研究。次年5月，他接受了聘书，回到了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
至死不渝
 图5 1975年12月11日，萨哈罗夫的妻子邦纳（Elena Bonner）和挪威诺贝尔研究所所长克里夫（Tim Creve）在奥斯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邦纳代萨哈罗夫接受了诺贝尔和平奖奖章。
进入1970和1980年代，萨哈罗夫继续大声呼吁，停止核竞赛，进行核裁军。

 在1975年，他写道——



“热核武库的无节制增长、累积，走向对抗，带来的威胁是文明的消亡和人种的毁灭。消除这种威胁无疑比国际关系中的所有其他问题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裁军谈判如此重要，它为自杀性核疯狂的黑暗世界带来了一线希望。”
这一年的12月10日，萨哈罗夫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表彰 “他为人权、裁军和所有国家之间的合作所作的斗争”。由于不允许出国，妻子代他前往奥斯陆领取了奖章，并发表了 “和平、进步与人权” 的演说。

 多年的人权抗争、反战、反核，让苏联当局终于对他忍无可忍。1980年1月22日，萨哈罗夫被无限期地流放至高尔基（Gorky），剥夺了勋章，理由是他不配再拥有这些国家奖项带来的荣誉。

 在流放几个月后，6月8日，萨哈罗夫写道——

 “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但我认为，战争、和平与裁军的问题是如此重要，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必须得到绝对的优先考虑。必须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为将来的进步奠定基础。最紧迫的是采取措施避免核战争，这是现代世界面临的最大危险。世界上所有负责任的人，在这方面的目标是一致的，我希望并相信，包括苏联领导人（也是一样）。”


图6 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右）和美国“氢弹之父”泰勒（左）
与此同时，他认为，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the US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及其部署可能会破坏核平衡。

 在度过了五年的时光、经历了几次绝食抗议后，萨哈罗夫迎来了曙光。

 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Chernenko）去世，戈尔巴乔夫继任总书记。第二年的12月16日，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萨哈罗夫，邀请他返回莫斯科并“继续他的爱国工作”。一周后，萨哈罗夫和妻子返回到了莫斯科。

 萨哈罗夫也被批准可以出国访问。他在1988年11月得以第一次访问美国。在华盛顿举办的泰勒80岁宴会上，萨哈罗夫和这位美国的 “氢弹之父” 见了面。他谈到自己和泰勒的很多相似之处，也谈到了一些不同。他这样说——

 “当时，我与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完全相信，这项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它至关重要。那时我们的国家刚刚从一场毁灭性的战争中走出，我个人还没有机会直接参与，但我参与的工作也是一种战争。在美国，同样的工作正在独立地进行。美国科学家做这些工作也是受同样的感受的指引，即这项工作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但是，虽然双方都认为，这种工作对于保持平衡至关重要，但我认为我们当时所做的事情是一场巨大的悲剧。这是一场悲剧，反映了世界的悲惨状况——为了维持和平，有必要做如此可怕的事情。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的工作是否真的在某个时期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但至少在（当时）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确信情况确实如此。世界现在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相信现在需要一种新的方法。而且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一个人做出决定，应在绝对相信其正确的基础上，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找到相互理解的点。...... 找出所有的不同点、相同点，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某些问题上，泰勒博士和我的观点是一致的，例如，我们都关心如何确保热核能的安全。另一方面，在其他领域，我们在原则上存在分歧。其中一个是太空竞赛，即反弹道导弹防御问题。 我认为，创建这样一个系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觉得，这会破坏世界局势的稳定。这个系统需要巨大成本，不管是建造、部署，还是再建立一个能反过来再对抗它的系统（能够对抗这样一个系统的进攻性系统）。”
多年的抗争消耗着萨哈罗夫的生命，他看起来比很多人都苍老得多。1989年12月14日，他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68岁。

 
  尾  声  
英国人罗特布拉特、美国人鲍林与苏联人萨哈罗夫，他们在世界的不同地区活动，但都有着共同的理念，为了人类的和平与福祉，反对、消除核武器。他们生前几乎是彼此独立地工作，交集不多。

 萨哈罗夫参加过第155和164届的帕格沃什（Pugwash）会议，罗特布拉特当时也在场，想必他们有过短暂的接触。在萨哈罗夫遭遇迫害之时，罗特布拉特也曾对他施予援手。

 鲍林与罗特布拉特都是1955年7月发布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签名者。鲍林参加过第2、3、11、15届的帕格沃什会议，罗特布拉特当时在场。

 萨哈罗夫在1978年曾写信给鲍林，请他帮忙呼吁，释放三位被苏联当局关押的科学家——物理学家奥尔洛夫（Yuri Orlov）、数学家博隆金（Alexander Bolonkin）和生物学家科瓦列夫（Sergei Kovalev）；1981年，萨哈罗夫再次写信给鲍林，请他帮忙释放这三位苏联科学家，以及科瓦列夫的儿媳妇。这一年，除了公开求援信外，萨哈罗夫再次给鲍林单独写信，恳求他帮忙敦促苏联当局释放他的儿媳妇。

图7 1981年6月，萨哈罗夫再次写信给鲍林，请他帮忙敦促苏联当局释放三位苏联科学家。
1980年萨哈罗夫被放逐到高尔基之后，1981年4月，鲍林和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赫茨伯格（Gerhard Herzberg）致函苏联总理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和加拿大驻苏联大使，要求 “结束对萨哈罗夫的监禁”。该年8月，鲍林再次给勃列日涅夫写信，要求释放萨哈罗夫，但一样石沉大海。1983年中，鲍林给苏联科学院和苏联总理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发电报，邀请萨哈罗夫来鲍林主持的科学与医学研究所做研究。得知这一提议后，萨哈罗夫公开宣布他愿意移民，但苏联拒绝给予他出境签证。

 鲍林的这些努力没有起到作用，他最终也没能和萨哈罗夫见过面， 1983年1月，他说——

 
“当然，我是受到骚扰，没那么露骨…… 不许我参加各种科学会议。当然，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the Inter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 of the Senate）也威胁我说，藐视参议院要坐一年的牢…… 总之，没那么糟糕。我没像苏联科学家受到的对待那样，那么惨…… 上个月我受最高苏维埃的邀请来苏联，庆祝苏联成立60周年。我确定是被邀请的，因为是在我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十年后，他们授予我国际列宁和平奖。我到了那以后，给了一份我想见的人的名单，包括萨哈罗夫。我想和他谈谈。但我没能见到萨哈罗夫。 ”

罗特布拉特、鲍林、萨哈罗夫，为了最终消除核武器，他们三人终其一生，孜孜不倦地奋斗，虽九死其犹未悔。

他们是知识分子良心的杰出代表，他们的精神值得铭记，他们未竟的遗志还有待后人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