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森和克里克的模型大获成功。
对双螺旋的不断阐释强化了一种假设，即双螺旋结构就是达尔文谜团中缺失的那一块：是遗传特征的机制，是孟德尔发现的基因的载体和引擎，是生命的基石。尽管还有许多仍待研究，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关于生命的最大谜团似乎已经有了答案。“遗传特征的终极秘密在于DNA分子的螺旋状结构以及原子复杂的排列方式，”1965年10月刊《生活》（Life）惊叹道，“科学家已经能够读懂基因代码了……一旦我们读懂了，我们也就可以学着去‘写’——也就是说，给基因下达指示——以DNA代码的形式。当这一天到来时，人类的力量就真的堪比上帝的力量了。”堪比上帝的力量，也就是说，有能力创造。“宇宙中不曾存在的或人类不曾想象到的生物”，或“新的人类……他们更适应在木星表面或大西洋海底生存”。或者，简单地说，就是理想中的人类：通过对DNA的操控，“强化人类的优点，同时消除缺点”。
我们几乎没有察觉到，DNA拥有决定我们是谁、而不仅仅是我们是什么的力量。甚至在沃森—克里克模型出现之前，这种想法就已经随着一个研究领域而产生了：群体遗传学。
群体遗传学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代综合论”紧密相连。“现代综合论”试图协调细胞研究与有机生命的宏大图景之间的关系，协调整个物种的历史与微生物学单个发现之间的关系。在这10年间，T.H.摩根和他的团队在绘制果蝇的基因图谱，英国生物学家兼统计学家罗纳德·费希尔（Ronald Fisher）在计算这些基因在每一代中出现的概率。费希尔的双胞胎兄弟在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费希尔曾在剑桥学习数学，但对生命科学更感兴趣——与朱利安·赫胥黎、恩斯特·迈尔以及英国数学家、生物学家J.B.S.霍尔丹（J.B.S.Haldane）等人被赞誉为现代综合论的创始者。20世纪30年代，费希尔提出并捍卫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特定基因信息由亲代传给子代的可能性是可以估算出来的，且可以由估算结果得到一个更基本的结论：这一数值可以估算出哪个个体可能存活，哪一个可能死亡。
这是范式转移式的观点。一个世纪前，“生存的意愿”被认为是人类本质的一部分。但这是一个不可言喻、无法计算的因素，是一种生存的“本能”，不能简化为物理学因素。（事实上，现在的认识与之相比也没太大差别。）
但是费希尔又提出生存意愿的量化解释——该解释以化学为基础，而不依赖于人类自由的心灵。生存的意志（“适应性”，按照达尔文的话说）与身体而非精神有关，与器官而非决心有关。它取决于基因的特定组合方式，费希尔设想这些基因的运作方式，认为它们并不是像化学实验室中的气体分子那样随机组合、配对和复制。
基因的组合可能会为生物带来更长的爪子、更强壮的肌肉、更容易隐蔽自身的色彩，或者令生物免于死亡的某种特性。上述四种特征都是基因组合的产物；如果你的数学足够好，你可以将它们全部预测出来。胆量，就像尖锐的牙齿一样，是基因带来的特征——而非神灵给予的品质。拥有好的数学能力，你就可以预测出胆量或尖锐的牙齿在后代中出现的频率（也可以非常粗略地估算出将在哪一代出现）。群体遗传学试图做到：计算基因变异何时会以生物外观改变或行为改变的形式表现出来，然后将预测结果与植物群、动物群或（甚至是）人的现有特征进行比较。
群体遗传学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众声喧哗的新兴领域。群体遗传学的早期研究者们的研究基于如下假设：等位基因（基因的一种形式，位于染色体的特定位置）可以被亲代传给子代；豌豆的圆粒这一性状是由一种等位基因控制的，同样，椭圆粒或皱皮粒也是由相应的一种等位基因控制的。而这些性状将出现在哪一代，这个概率很大程度上遵循了某个数学模型。J.B.S.霍尔丹在1938年写道：“目前，人们也许会说进化论的数学理论正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大多数生物学家对它不感兴趣，因为它的数学专业性太强，而大多数的数学家对它也不感兴趣，因为它的数学专业性不够强。无论如何，我们有理由认为，在随后的50年，它将会发展成为应用数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霍尔丹本人已经投身于进化论数学理论的建设中。甚至在弄清楚遗传信息是如何传递给子代之前，他就已经做出了理论推断，认为我们生存的意志与我们保全自身某些等位基因的愿望有关。当被问到他是否愿意牺牲自己，让自己的双胞胎兄弟活下来时，霍尔丹给出了一个数学家式的答案。“我不愿意。”他回答道。这段对话广为人知。“不管是两个亲兄弟，还是八个堂兄弟。”二者所保留下来的遗传物质的数量都是一样的。
沃森—克里克模型面世后，人们对“遗传物质”有了更清晰的理解：生存的意志与保护和传递特定DNA序列的愿望有关。20世纪60年代初，英国生物学家威廉·D.汉密尔顿（William D.Hamilton）提出，DNA的保存也许可以解释人类的无私行为，比如自我牺牲。他的这一假设被称为“汉密尔顿法则”，指出利他行为总是发生在亲缘关系接近的生物群体中；当一生物为另一生物牺牲自我时，一般而言，二者具有相同的基因。当鸟妈妈不顾自身安危，引诱一只猫使其远离鸟巢时，这一自我牺牲行为的真正受益者不是巢中的幼鸟，而是鸟妈妈的DNA，因为DNA已经被复制进入了幼鸟体内，鸟妈妈必须要保护它的DNA。
汉密尔顿指出，这一理论就可以对蜜蜂和蚂蚁的奇怪行为做出解释：雌性为了保护它们的姐妹，可以牺牲自己的幼虫。蜜蜂和蚂蚁拥有一种特定的DNA复制方式，被称为“单倍二倍性”（haplodiploidy）。一些卵子不经过受精的步骤便发育为成虫；这些卵子（非常奇怪）会发育为雄性后代，而受精的卵子则会发育成雌虫。因此，雄虫只有一套染色体，而雌虫有两套染色体——这就意味着雌蜂和雌蚁与它们的姐妹所共有的基因要比与后代共有的基因更多。
汉密尔顿断言，这就是为什么蚂蚁会和自己的姐妹分享食物，却不在乎后代饿死。利他行为的概率及其潜在的受益者可以通过计算两种生物所共有的DNA的数量得知，这就是利他主义的数学模型。
几年后，美国化学家兼遗传学者乔治·罗伯特·普赖斯（George Robert Price）提出了一个可以预测利他行为的公式——普赖斯方程式，表达的是亲代遗传物质与成功存活的子代的遗传物质之间的关系。方程式为：

w代表生物体身体的健康情况，z代表一种非同寻常的特点，可以通过z来预测某种可测特征是否会在子代中出现。“这是对所有情况下的进化变化的准确、完备的描述。”进化生物学家史蒂文·A.弗兰克（Steven A.Frank）如是说。（这个公式面世后不久，普赖斯就改信基督教了，并将自己大部分财产赠给了无家可归的人和穷人；五年后，他自杀了。）
1976年，牛津大学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出版了《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该书结合汉密尔顿法则、普赖斯方程式和群体遗传学观点，得出了一个宏观的解释：一个无所不包的科学解释，它可以解释一切有机体，包括我们自身。“当一个星球上拥有智慧的生物第一次明白它存在的原因时，它就成熟了。”道金斯在开篇说道。智慧生物所明白的那个原因非常简单：我们进食，睡眠，性交，思考，书写，建造航天器和武器，牺牲自我或牺牲他人，这一切都是为了保全我们的DNA。自然选择发生在最基础的分子层面上；我们的机体不断进化，就是为了保护和繁殖我们的基因，而基因是极其冷酷自私的分子，它们只为保证自身的存活。
这并非是令人欣慰的世界观，《自私的基因》一书激起了相当大的骚动。但是道金斯的结论只不过是根据达尔文自然选择逻辑推理出来的，并结合了群体遗传学和微生物学前几十年的观点。
当然不是他“首先提出了这个观点……即机体只不过是基因进化的机器”（一本科学书籍上当时是这么声称的），就像并不是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DNA一样。实际上，1975年，也就是《自私的基因》出版前一年，生物学家E.O.威尔逊就断言（在他的《社会生物学》第一章中）：“有机体不过是DNA用来制造更多DNA的方式。”但是道金斯擅长写作，工于修辞；《自私的基因》一书以极其简练的语言阐释出了上述观点的内涵，非专业读者和学习生命科学的学生都能读懂。该书出版时，进化生物学家安德鲁·里德（Andrew Read）还是一位博士研究生，他曾说：“智慧的框架已经存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使其更加明确，且不可能被人们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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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物学家E.O.威尔逊紧随着道金斯的脚步。
20年前，威尔逊曾证明火蚁复杂微妙的行为模式实际上是基于化学信号，并因此赢得了声誉。昆虫学家曾努力研究火蚁是怎样进行清晰的信息交流的（它们是互碰触角，还是彼此碰击身体？或是释放什么其他的信号？）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蚂蚁释放出化学信号，但是没人知道它们是怎么做到的。那时刚刚30岁的威尔逊刚拿到博士学位，他一直在用火蚁做各种奇怪的实验。（“不控制变量的实验，”他后来这样称呼它们，“快速且草率……只是为了看看能否发生一些有趣的事。”）他试图利用一块强力磁体让一队行进中的蚂蚁转向。（“蚂蚁根本就没有反应。”）他曾冷冻蚂蚁群，也曾偷换蚁后以弄清楚是否能将不同的蚁种混合在一起；后者真的奏效了。他取出了工蚁腹部的所有主要器官（大多数的器官比细线还要细），试图从中找到那个释放理论上的化学信号的器官。
其中一个器官“杜氏腺”刚好位于螫针上方，“肉眼基本上是看不到的”，有可能就是这个器官。威尔逊用解剖了的杜氏腺标记出一条路径，其他的火蚁纷纷涌出巢穴，跟随而来。威尔逊证明了信息素的存在；信息素是一种化学物质，不仅仅可以指引生物行为，还可以强化、刺激和改变生物的行动。
行为由化学决定，这成了威尔逊有机生命探究的基石。他逐步形成的学科基本思想是学科还原论；从物理学和化学得到的观点是一切人类知识的基础，可以通过实验进行证明，也可通过计算加以证实。生物学就以此为基础，生物学定律是直接从物理学和化学定律中得出的。社会科学——心理学、人类学、行为学（自然动物的行为）和社会学——都漂浮在“坚固的”科学之上，并完全依赖于这“坚固的”科学。
20世纪60年代初，威尔逊偶然了解到了汉密尔顿关于有机体DNA保护的研究，这一理论现在被称为“亲缘选择”。“我为之着迷，”威尔逊后来写道，“为亲缘选择的原创性及其所承诺的阐释力所着迷。”他继续研究昆虫行为，他——和道金斯一样——将生物化学发现、群体遗传学、亲缘选择与自己的实地观察相结合，并据此撰写了两部作品，这两部作品后来都成了经典。《昆虫社会》（The Insect Societies，1971）认为，蚁群的运作方式就像一个有机体一样，有所分工，为集体牺牲个体，每只蚂蚁与其说是一个个体，还不如说是集体的一部分，是大机构中的小成员；这整个种群的行为可以通过物理学和化学因素来进行解释和预测。
1975年，威尔逊又出版了他的《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论》（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一书，该书将上述观点延伸到了各个群落，包括我们的社会。人类行为与蚁类行为一样，是实际需求的结果，而不是什么超然的现象。即使是那些看似无形的感觉和动机（憎恶、喜爱、后悔、恐惧）也是
受到来自下丘脑和大脑边缘系统中情绪管控中心的约束和塑造……我们不禁要问，下丘脑和边缘系统是如何构成的呢？它们是经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成的……下丘脑和边缘系统的结构是为了永久地保护DNA。
我们常常被懊悔或利他主义的冲动或绝望等情绪淹没，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独立于我们的意识认知）正在以保护我们的基因的最佳方式接触我们周围的环境。
然后，“社会生物学”就试图将人类社会仅仅理解为生物冲动的产物。伦理道德、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威尔逊预言这一切都会让路于真正的科学，而真正的科学最终归结于分子生物学。
传统知识中认为行为学是行为生物学的核心的、统一的领域。它包括对动物的整套行为模式、同伴行为和比较心理学的自然研究。这两种说法都不对；二者都注定了要被肢解，一端是神经生理学和感觉生理学，另一端是社会生物学和行为生态学……很明确，未来似乎不能仅仅依靠临时的术语（和）粗糙的模型……而这恰恰是大多数当代行为学和比较心理学的特点。对动物整套行为模式的解释不可避免地要局限于：第一，综合神经生理学框架内，综合神经生理学对神经细胞进行分类并重建其系统；第二，感觉生理学框架内，感觉生理学旨在在分子层面上描绘细胞传感器的特征。
“我希望这个观点不会冒犯太多的行为学和心理学学者。”威尔逊补充说。这有些乐观得不切实际。社会科学家和一大批生物学家的反应都如预期一般，他们非常愤怒。1975年秋天，一群科学家，其中包括威尔逊在哈佛的同事斯蒂芬·杰伊·古尔德，组成了一个名叫“社会生物学研究组”的反对阵营，并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公开发表了一封反对信。他们指出，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是决定论性质的：它将自由意志和选择从人类社会驱逐出去，使我们的现状看起来更像是不可避免的。
决定论者的理论……总是倾向于从基因角度来为我们的现状找出正当理由，并从基因角度为特定群体因其阶级、种族或性别而享有的特权做正当辩护。历史上，强大的国家或处于统治地位的群体为了稳定和扩张其权力，都是从科学界的这些结论中获得支持的……这些理论为1910年至1930年美国实施的绝育法律和限制移民法提供了重要基础，也为优生政策提供了重要基础；实施优生政策的纳粹德国建立了毒气室。
反对信的作者们抗议说，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就是这些危险观点的翻版。
（它的）所称的客观、科学的方法实际上掩盖了其政治假设。因此，它呈现给我们的不过是将现状视为“人类天性”的必然结果的辩词……


威尔逊加入了生物决定论者的阵营，他们的研究服务于社会公共机构，通过使它们免于承担社会问题的责任，成了社会公共机构的支柱。考虑到这种理论过去曾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我们强烈认为应当说出自己的反对意见。
威尔逊回击并指责了那些信奉马克思主义论的反对者，但他的回应并没有进一步推动该探讨。
但辱骂仍在继续，一些生物学家、生物化学家和遗传学者则站在了社会生物学的背后。接下来的20年，威尔逊的“新学科”带来了另一门科学：进化心理学。
威尔逊以《论人性》（On Human Nature）一书为自己辩护。这本书出版于《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出版三年后，它更加密切地关注人类。而《社会生物学》一书除了最后一章以外，其他章节都是以动物研究为基础的。“最后一章，”威尔逊后来说道，“其阐释本应有一本书那么长……以便集中解决已经出现的并且有可能是来自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方面的主要的反对意见……（我写）《论人性》就是在试图达到这一系列目的。”
《论人性》没有回避那些“明显令人不快的”社会生物学结论。“人类，”威尔逊开篇说道，“是生存和繁殖的机器，而理性不过是众多技能之一。”他然后解释了我们所珍视的每一项特质是如何从基因中产生的。（比如，“宗教仪式的最高形式……是为了带来生物学上的优势”，更别提“作为性别最终功能的遗传的多样性，产生于性行为所带来的身体上的愉悦”。）文章结尾，他高唱科学性思维的凯歌：
（它）在解释和控制自然世界中取得了多次胜利；它具有自我更正的属性，并因此对所有（的）有资格去设计和进行检查的人都敞开大门；它准备好要检查所有学科，不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如今，可以用进化生物学的机械模型来解释传统的宗教……最终……进化史诗也许会成为我们所拥有过的最棒的神话故事。
如同詹姆斯·沃森和理查德·道金斯，威尔逊也是一位有天赋的作家，善于使用有力的隐喻。《论人性》被赞扬、被斥责的同时也被阅读着，它一出版便成了畅销书；1979年，威尔逊因此书获得了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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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斯蒂芬·杰伊·古尔德予以回击。
古尔德比威尔逊小12岁，但已经是一位赫赫有名的进化生物学家了。他的贡献在于提出［与尼尔斯·埃尔德雷奇（Niles Eldredge）一间点：间断平衡论。间断平衡论认为，物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进化停滞状态，不时地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发生明显变化。同威尔逊一样，古尔德也擅长写作：他是流行杂志《博物学》（Natural History）的固定撰稿人；他曾撰写了大量的专业著作，以及两册针对大众读者的非常受欢迎的科普书。
他以《人的不可测量》（The Mismeasure of Man）一书来回击《论人性》。《人的不可测量》（如威尔逊的书一样）针对的是大众读者。该书目标明确、言辞有力地对生物决定论的一个具体实例予以驳斥：“智慧的抽象性”是生物层面上被决定的品质，将它“量化”为一个数字（这多亏了智商测试的日益普及），并“利用这些数据来给人排名”，这是在生物层面上决定的“一系列价值”。
除了批判智商测试，这番论辩还有更重要的目的：古尔德的这番话意在对威尔逊书中所称颂的生物决定论和学科还原论进行批判。“《人的不可测量》的根本目的，并不是探讨错误的生物学论点在社会背景下所带来的整体道德水平的堕落，”他在序言中写道，“它甚至也不是在探讨一系列将人类不平等性归因于基因基础的错误观点。”（这明显是对《社会生物学》的一击。）相反，
《人的不可测量》探讨的是一种对人进行等级分类的量化观点：该观点认为智商可以被抽象为一个有意义的数字，并可以根据该数字按照人所固有的、不可改变的智力价值来对所有人进行线性排序。很幸运——我的这个决定是有意图的——这个有限的主题代表的是一种最严重的（也是最普遍的）哲学错误，对社会造成了最根本的、最深远的影响，它代表了关于天性和后天养成的令人困扰的大主题……20多年来，我每个月都为《博物学》杂志撰写一篇文章，如果让我说出从中学到的一点，那就是我理解了通过个别来认识一般的力量。
同威尔逊一样，古尔德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攻击［“每一页所充斥的事实错误都比我所读过的所有书的错误都要多。”著名心理学家汉斯·艾森克（Hans Eysenck）指责说。艾森克本人相信智力是以基因为基础的］，同时也得到了一些人的赞扬（1982年，该书获得了美国国家书评奖）。战线——双方的——都已经拉开。
但他们或多或少还是位于相同的位置。21世纪，我们仍旧可以听到进化科学家和特创论者之间的争辩（至少在美国如此）。但是，生物决定论者与反对决定论的进化生物学家之间的斗争则影响更大且更为复杂。1997年，古尔德气愤地抱怨“达尔文主义的核心思想”，即用自然选择来解释一切生命现象。将人类仅仅视为“为了成功繁殖而努力的”基因，对古尔德而言，是“一种超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我认为它是对达尔文天才的激进意图的夸张；逻辑上是错误的，本质上是愚蠢的”。
古尔德和他的追随者们都认为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并不是神灵的干预，而是众多彼此重叠的因素；这些因素非常复杂，因而不能简单地以基因的存活概括。人类智慧的进化无疑是因素之一，但此外还有更多。2002年，古尔德在因癌症辞世之前断言：
在我们所生存的世界中，有机体的设计和生物多样性都非常复杂。在这个世界，有机体特征的进化中，一些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自然选择遵循一定运算法则；一些是不加选择的中立的，而这也遵循同样的运算法则；一些则是由于历史上的偶发事件造成的；一些是其他过程的副产品。这样一个复杂多样的世界，其起源又怎么会如此狭隘呢？让我们试一试……一些更重要更有概括性的原因，一些则是更具体的原因——一切都是为了获得科学的理解，一切也都以一种综合的方式共同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