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莱布尼茨以及两人之间的恩怨纠葛早已老生常谈。不过，莱布尼茨为后世留下了多达20万张草稿和1.5万封信的庞大遗产，其整理和分析工作至今仍在进行。德·帕多瓦根据最新研究成果，运用多线叙事手法，将两人的经历与重大历史事件相交织，让读者跟随300多年前西欧社会的动荡、变革与发展，逐渐走近2位令我们感到熟悉而又陌生的主人公。
不难发现，牛顿和莱布尼茨有不少共同点：他们都出身平民，父亲很早去世，牛顿甚至是遗腹子，但家境都还算殷实；两人都是超越时代的天才和百科全书式的通才，年纪轻轻就在学界崭露头角；他们都怀着建立统一、自洽的世界知识体系的雄心，并矢志不渝；两人都过着孤独、勤奋而严格的生活，终身未婚，也没有子女。
他们的差异同样明显：牛顿生长在农村，他首先通过观察自然来认识世界，而莱布尼茨成长于大学，书本是其学问的主要来源——这将为双方不同的哲学主张埋下伏笔；牛顿的生活洋溢着古典主义的节制和简朴，莱布尼茨则多了一丝巴洛克式的张扬与浮夸；牛顿性格孤僻，其专断、粗暴、刻薄的行事风格让人难以接受，而莱布尼茨不惧怕社交，说起话来更是滔滔不绝；牛顿长期担任数学教授，对一官半职兴趣不大，莱布尼茨则汲汲于公共事务，对政治问题有着宏大而独到的见解。
令人意外的是，无论在学界还是仕途，牛顿都更加符合“成功”的标准。他不但提出了革命性的力学和光学理论，成为近代自然科学的集大成者，而且做事严谨周全，为英国皇家铸币厂的整合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封为低阶贵族；莱布尼茨则有些三心二意，虽辗转于美因茨、巴黎、汉诺威、维也纳和柏林，却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相应的，两人迎来了迥异的结局——一位享受国葬待遇，备极荣哀，另一位去世后却无人问津。
究其客观原因，我们在新式钟表的普及过程中可见一斑：英格兰历经波折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工商业蓬勃发展——伦敦成为领先的钟表业中心（直到100年后被瑞士的日内瓦和汝拉山区取代），平民获得了更多的上升机会；反观德意志，它惨遭三十年战争的蹂躏，政治支离破碎，各邦固步自封，工商业明显衰落。当牛顿能够长期与各界精英为伍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时，莱布尼茨只能依靠通信与各国学者保持联络，他的进步思想也不为贵族阶层所重视。
两个未能殊途同归的伟大灵魂从未谋面。牛顿一生没有离开过英伦，莱布尼茨虽两次到访伦敦，却与前者擦肩而过。两人的接触仅限于几番学术通信。没想到，这也埋下了误会的种子。结果，牛顿和莱布尼茨之所以被后世相提并论，竟然是因为一桩著名的公案。
牛顿早在1665年就发明了流数术，却由于谦虚或固执而没有将成果公之于众——他宁愿在与莱布尼茨的通信中“捉迷藏”。10年后，莱布尼茨率先发表了更加简洁实用的微积分体系。后人研究表明，虽然莱布尼茨可能对牛顿的思想片段略知一二，但他的发明足以被视为独立完成。
然而，这无法阻止优先权之争演变成一场国际闹剧：它的起因并非2名当事人的冲突，而是牛顿支持者们煽风点火；争吵发生后，皇家学会会长牛顿躲在幕后，指使学会针对莱布尼茨开展调查，却没有给后者辩解的机会；深感委屈的莱布尼茨不愿妥协退让，甚至引导舆论发动反击。英伦和欧陆学者分成两个阵营，双方从学术讨论滑向人身攻击，最终也未能达成和解。
从历史上看，这场风波只是不列颠与欧陆之间绵延至今的无数龃龉之一。就在同一时期，笛卡尔提出的旋涡理论阻碍了经典力学在大陆获得接受，牛顿坚持的流数术也使英国数学发展延误达数十年之久。事实上，近代以来的任何重大科学成果都不是某人被苹果砸中后的灵光乍现，而是历代知识的积累、传承和发展，是跨国交流与合作的结晶——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在全球联动日益紧密而科技壁垒可能被重新筑起的今天，这样的信念尤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