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呼吸化为空气】（3）

一天，我在餐厅吃着常吃的午餐，健怡可乐加冰激凌三明治。突然呼机响了，说马上要来一个重伤病人。我跑到创伤室，刚把冰激凌三明治藏在一台电脑后面，急救车就到了，急救员们推着轮床，连珠炮似的交代情况：“二十二岁，男性，摩托车事故，时速四十英里，鼻孔流出液体，疑似脑浆……”

我立刻开始工作，叫人给我拿了个插管托盘，检查其他的体征。安全插管之后，我检查了他身体多处的创伤：脸部淤青，皮肉擦伤，瞳孔放大。我们给他注射了很多甘露醇，减轻脑肿胀，急急忙忙地推他去照片子：颅骨碎裂，活动性大出血。我心里已经在规划开颅手术了，该怎么钻开颅骨，把血抽出来。他的血压突然下降了。我们又迅速把他推回创伤室。创伤团队的其他人刚刚赶到，他的心跳就停止了。在他周围，各种各样旋风般的行动迅速进行：很多导管插入他的股动脉，深入他的胸腔，静脉上注射着药物；与此同时，医生的拳头捶打着他的心脏部位，保持血液流通。三十分钟后，我们停了手，任他完成死亡的过程。大家都意见一致地低语：脑部受这么重的伤，死了其实更好。

我溜出创伤室，他的家人正好被领进去认尸。我突然想起来，我的健怡可乐，我的冰激凌三明治……创伤室又那么闷热。急诊室一个住院医生帮我打了掩护，我像个幽灵似的溜了回去，从那个我救不了的病人的尸体前，把冰激凌三明治“救”了出去。

在冰箱里冻了三十分钟，三明治算是“满血复活”了。我一边想，挺好吃的，一边把卡在牙缝里的巧克力碎屑给弄出来。而死者的家人正在那边做最后的道别。我在想，短暂的从医生涯以来，我的道德观，是后退了，还是进步了？

几天后，我听说医学院的一个朋友劳里被车撞了，一个神经科医生做了手术，试图救她的命。她昏迷过去，又醒了过来，第二天去世了。我不想再往下听了。以前听这种事情，总是一句简单的“车祸丧生”就不会再去想其他的，现在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听到一句“车祸丧生”，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各种各样的画面一起涌上来：轮床急速向前，创伤室的地上鲜血淋漓，导管插入她的喉咙，拳头不断捶打她的胸腔。我仿佛看见一双手，我的手，剃着劳里的头发，手术刀割开她的头颅；耳边有钻子的嗡嗡声，骨头的焦煳味，钻开时飞扬的微尘，撬开她一小块头骨时那裂开的声音。她的头发被剃掉了一半，她的头部完全被拆解了。她再也无法变成完整的自己了，她的朋友和家人都认不出她了。也许她身上还插了胸管，一条腿上做了牵引……

我没有询问细节。毕竟已经见过太多了。

那一刻，我心里突然涌现出自己毫无同情心的一幕又一幕：我对病人万分担忧的心情不管不顾，急着劝他们出院；别的事情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忽略病人的痛苦；我观察病人的病状，记下来，做出自以为准确的各种诊断，却并没有看到深层的病因——后来这些病人总是不断出现在我的回忆中，满怀复仇的怒火，不屈不挠。

我怕自己即将成为托尔斯泰笔下那种很典型的医生，沉浸于空洞的形式主义，诊断时只会生搬硬套，完全忽略更大程度上的人性意义。（“医生们来看她，有时各人单独地来，有时大家举行会诊，用法语、德语、拉丁语说很多的话，他们互相批评，按照他们看得出来的病征开出各种各样的药方，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到那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他们完全不能够了解娜塔莎病中的痛苦。”(24)）一位刚被诊断出脑瘤的母亲来找我。她很困惑、很恐惧，完全不知所措。当时的我筋疲力尽，全然不把她放在心上。我匆忙地回答了她的问题，向她保证手术一定会很成功，也安慰自己说没时间详细地解答她所有的问题。但我为什么没有抽出时间呢？曾经有个脾气特别暴躁的兽医病人，拒绝众多医生、护士和理疗师的劝告，结果，他背上的伤口破裂了，正如我们警告的那样。我当时在手术室，被叫了出去，帮他缝好裂开的伤口。他痛得嗷嗷大叫，我心想：他活该。

没人是活该的。

我知道，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25)和理查德·塞泽尔(26)曾经承认他们干过比我更坏的事情，但我一点也不觉得安慰。我发誓要做得更好。满目的人间悲剧与痛苦失败，我真怕自己已经看不见人类关系最非凡的重要性了，不是病人和家属之间的关系，而是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专业技术出色是不够的。人人终有一死，作为一名住院医生，我的最高理想不是挽救生命，而是引导病人或家属去理解死亡或疾病。要是一个病人脑出血，救不了了，送到医院来，神经外科医生与家人的第一次谈话，可能将永久决定他们对这场死亡的感觉，有可能是平和地接受（“也许他该走了”），也有可能是痛苦的遗憾（“那些医生根本不听我们说！他们都没努力去救他！”）。要是手术刀没有用武之地，外科医生唯一的工具，就是言语。

严重的脑损伤会带来超乎寻常的痛苦，而家人的痛苦往往要胜于病患，看不到完整意义的，不仅仅是医生。围绕在床边的家人，看着他们亲爱的人头部面目全非，脑子完全伤成一团糨糊，他们通常也看不到完整的意义。他们看到的是过去，是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回忆，因为当下遭遇而感受到的更深的爱，全都由眼前这具躯体所代表。我看到的是病人可能面对的未来，通过手术在脖子上开个口子，和呼吸机连在一起；肚子上开个洞，黏糊糊的液体一滴滴流进去；可能要经历很长、很痛苦的恢复过程，还不一定能完全恢复；有时候，更有可能的是，根本变不回他们记忆中的那个人了。在那样的时刻，我抛弃了平时最常扮演的角色，不再是死神的敌人，而是使者。我必须帮助这些家人明白，他们所熟知的那个人，那个充满活力的完整的人，现在只存在于过去了，我需要他们的帮助，来决定他／她想要的未来：轻松地一死百了，还是一袋袋的液体这边进，那边出，尽管无力挣扎，也要坚持活下去。

要是年少时接触宗教更多一些，我可能会成为一个牧师。因为我所追求的，其实就是一个牧师的角色。

调整过我的思想重心以后，病人签署授权手术的同意书，意义就不那么简单了。这不再是一套迅速告知手术所有风险的司法程序，就像某种新药品广告里快速念一遍的副作用，而是一次机会，可以和正在承受痛苦的同胞订立盟约：我们在此共聚一堂，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我承诺尽自己所能，引导你走向彼岸。

住院医生生涯到这个时候，我的工作效率有所提高，经验也更加丰富，我终于可以稍稍松口气，不再为了自保而疲于奔命。现在的我已经完全承担起了为病人创造福祉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