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呼吸化为空气】（2）

我的第一个死亡病例，发生在一个周二。

八十二岁的一个老太太，身材娇小，自己收拾得很整洁，是普外科最健康的人。而我在普外科实习了一个月。（验尸的时候，病理医师得知她的年龄很是震惊：“她的器官年龄只有五十岁啊！”）她住院是因为轻微肠梗阻导致的便秘。我们等了六天，希望她的肠子能自行恢复。希望落空后，我们做了个小手术来进行治疗。周一晚上八点左右，我去病房查看，她神志清醒，状态良好。我一边和她聊天，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日工作计划，把最后一项（“术后检查，哈维太太”）划掉。我该回家休息一下了。

午夜过后的某个时间，电话响了。病人不行了。几个小时前那种略带官僚主义的志得意满突然被撕得粉碎，我从床上猛地坐起来，连珠炮似的发布指令：“一升盐水静脉输液、心电图、照胸片，马上行动——我在去的路上了。”我给住院总医生打了电话，她告诉我还要多做一些检查，等我把情况搞得更清楚一些，再给她打电话。我冲到医院，看见哈维太太呼吸困难，心跳加快，血压陡降。无论我做什么，她也不见好转。而当时我是唯一在值班的普外实习生，呼机一直在震，有些信息可以忽略（病人需要安眠药物），有些没法不管（急诊室病人主动脉瘤断裂）。我手忙脚乱，如同溺水的人，万事缠身，黔驴技穷。哈维太太仍然没有起色。我安排把她转到重症监护室，拼命给她灌药输液来保命。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就狂奔在急诊室那个面临死亡威胁的病人和重症监护室那个生命垂危的病人之间。凌晨5:45，急诊室的病人被推往手术室，哈维太太的情况也相对稳定下来。我们动用了十二升点滴、两个单位的血、一台呼吸机、三个血压增压器，才得以维持她的生命。

等我终于走出医院，已经是周二下午五点。哈维太太仍然不见好转，也没有恶化。晚上七点，电话又响了，哈维太太昏迷了，重症监护团队正在尝试心肺复苏。我又狂奔回医院，她再次死里逃生，真是命悬一线。这次我没有回家，只是到医院附近去吃了晚饭，以防万一。

八点，手机响了：哈维太太去世了。

我回家去睡觉。

我的情绪介于愤怒和悲伤之间。不管怎么说，哈维太太是从那一摞厚厚的文件中“脱颖而出”，才成为我的病人。第二天，我参加了她的尸检，看着病理医师把她开膛破肚，移走各种器官。我亲自检查那些器官，用双手去抚摸，检查我在她肠道上缝针打的结。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把任何病人简单看作病历上的文字了，而是把所有的文件和病历都当作真正的病人来看待。

那一年，我算是见证了很多死亡。有时候是站在角落窥视，有时候则和死神在病房里狭路相逢，感觉非常尴尬。下面是一些我亲眼看着死去的病人：

1．一个酗酒的人。他的血液再也凝结不起来了，血一直流进他的关节和皮下，直到他慢慢走向死亡。每天，淤血的范围都会扩散。陷入神志昏迷之前，他抬头看着我说：“这不公平——我喝的酒都是加水稀释过的。”

2．一位病理医师，患了肺炎，病入膏肓，临终时哮喘不断，最后被送去尸检——这是她最后一次去病理实验室，而她曾在这里度过了很多岁月。

3．一个男人，做了个神经外科的小手术，治疗常常突如其来的面部惊痛。医生在有“嫌疑”的神经上放了一小滴胶液，免得它被血管压迫。一周后，他遭遇了剧烈的头痛。什么检查都做过了，但无法做出任何诊断。

4．头部创伤的很多病例：自杀、枪击、酒吧斗殴、摩托车事故、撞车，还有被麋鹿攻击。

有时候，这种沉重感非常明显。压力与沮丧弥漫在空气中。一般情况下你都注意不到，只是将这愁云惨雾呼吸进去。但在某些时候，比如闷热潮湿的日子里，它本身的力量就能让你窒息。有些日子，我在医院的感觉，就像酷暑之中被困在没有尽头的丛林，大汗淋漓，浑身湿透，死者家属们的眼泪就像大雨，倾盆而下。

到了培训的第二年，突发事件时你必须第一个到场。有的病人你救不了，有的却可以妙手回春：当我第一次将昏迷不醒的病人从急诊室带到手术室，从他头颅中抽出积血，看着他醒过来，跟他的家人谈话，抱怨他头上的切口时，我突然陷入一阵愉悦的眩晕。凌晨两点的时候，我步履轻快地在医院里漫步，直到不知自己身处何方，花了整整四十五分钟才找到出去的路。

高强度的工作安排当然有负面影响。虽然官方规定的最长工作时间不超过每周八十八小时，但我们每周基本上要工作一百个小时。事情总是做不完的。我累得眼眶泛泪，脑袋生疼，凌晨两点还在牛饮能量饮料。工作的时候我倒是精神百倍，但一走出医院，筋疲力尽的感觉立刻就会击中我。我踉踉跄跄地穿过停车场，总要先在车里打一会儿盹，然后再开十五分钟的车回家，瘫倒在床。

不是所有住院医生都能承受住这种压力。有一个就接受不了别人的指责，也承担不起这么重的责任。他是个相当有天赋的外科医生，但一犯了错误就难以面对、无法承认。一天，我和他坐在休息室里，他哀求我挽救他的事业。

“你唯一需要做的，”我说，“就是直视我的眼睛，说：‘我很抱歉。刚刚发生的事情是我的错。我不会再让它发生了。’”

“但是是护士——”

“不。你必须说出来，发自内心地说。再试试。”

“但是——”

“不。说出来。”

我们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小时，我终于知道，他完了。

沉重的压力让另一个住院医生也出局了。她选择离开，找了份不那么繁重的咨询工作。

其他人甚至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随着我的技术日益精进，我的责任也重大起来。我学习如何判断哪些病人的命救得了，哪些难逃一死，哪些不能仅凭我的判断来决定。我也会犯错误。我把一个病人紧急送往手术室，只来得及保住他的心跳，但他再也说不出话来了，要通过管道进食，过上了自己决不接受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比病人死亡更可怕的失败。衰退的机能、无意识的新陈代谢，虽然存在，但已经成为不可承受的重担，一般都要被送往某个机构，无法接受也不知如何是好的家人，探望得越来越少，直到褥疮或肺炎无可避免地夺走他的生命。有些人坚守在此生，睁大双眼想活下去，探索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但很多人没有这样做，或者说做不到。而神经外科医生必须学会去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