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中国】（一）

【1】

从1861年的洋务运动到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觉醒。

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觉醒。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则发展为中华民族的整体觉醒。

【2】

就连1989年8月台湾地区国民党“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纂出版的《中国战史大辞典》，在说到平型关战役时也要写上：“（9月）25日我军发动反击，克复蔡家峪、小寨村等地，切断平型关至灵丘间之日军交通。”

国民党战史不写“八路军”，而写“我军”，是因为八路军在其国民革命军编制序列之内；又因为这样一来，平型关战役的光荣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记在“国军”身上。

国民党尚在追求与蒙混的金字招牌，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把它摘下来，用“个人野心”或是别的什么理由，否定自己的光辉战绩？

多年政治运动的影响，使我们之中不少人产生这样一种怪癖：非常习惯于把历史切割成碎块，然后再分别放到个人的背上。这个人不行了，便连同他背上的所有东西一起抛弃。

八路军军歌中响遍全中国的“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两句，并非在为个人叫好。它表露的是一个群体的坚强决心，体现的是一支军队的英雄气概。它歌唱出的光荣，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是中华民族的光荣。而最后的这种觉醒最为深刻也最为彻底。尽管这一进程中出现了汪精卫这样的著名政治人物组织傀儡政权、周作人这样的著名学者接受日军保护和伪政权任命甚至出现百万以上为虎作伥的伪军，但是更多的中国人在空前的灾难和空前的历史考验面前结成了一个日益坚强的整体。

曾经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在这场或者胜利或者灭亡的殊死战斗中，凤凰涅槃般地觉醒、再生。这种觉醒与再生鲜明地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对的不再是一个软弱犹豫的国民党政府，而是整个中华民族。所以，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总体的胜利、共同的胜利。真正挽救中国人的，是觉醒的中国人自身。

【3】

“入局”才能“开局”

实事求是地讲，1949年新中国成立，如果仅仅是在内战中打败了国民党，还不足以在全世界面前充分展示这个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因为那毕竟是国内战争的胜利。我们当时需要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准备大举北进。尽管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内百废待兴，急需经济建设；军队长期作战，急需休整，我们真是不想打，但我们没有退路，迎上去了，并且获得了胜利。

当年京都大学的一位日本教授讲：“1949年你们的毛泽东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周围一个相信的都没有，看看你们那个糟糕透顶的历史，毛泽东一句话就站起来了？1950年你们竟然对美国出兵，而且不但出兵，还把美国人从北部压到了南部去了，我这才觉得中国人跟过去真的不一样了，毛泽东讲的话有些道理。”

我们常讲“以德服人”，什么叫“德”？仅仅是退让、宽厚吗？为什么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干部说，出兵朝鲜是我们改造战犯最深刻有力的东西？现在回过头来看，德中还要有威，必须有威。日本人最怕美国人，中国人和美国人打起来了，敢和美国人交手，把他们从朝鲜北部赶到南部了。连当时被关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杜聿明等人都觉得解气，觉得解放军好好教训了美国人。这个时候他们都忘记自己国民党战犯的身份了，只觉得自己是个中国人。这就是出兵朝鲜的重大意义。这样他们才觉得共产党表现出来的是大德，而不是无力、软弱、无奈的小德。品德靠威力来支撑，才能彰显大德。

再看看“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早年的经历。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时候，李光耀正在英国剑桥大学读本科。平时穿过西欧海关，西欧海关关员看他那张华人面孔不屑一顾，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后，西欧海关关员对华人面孔肃然起敬。华人正在与“联合国军”打仗，正在迫使“联合国军”步步后退。李光耀说：“我由此下决心学好华语。”

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促使李光耀下决心学好华语，这里面包含的逻辑关系西方人可能不明白，但我们东方人、我们中国人，一定明白。

1900年，八国联军把我们打得稀里哗啦，我们赔款4.5亿两白银。1950年，十六国“联合国军”被我们打退，而且不是在境内，而是在朝鲜半岛，我军出境作战，跨过鸭绿江。新中国再也不允许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这类事件在国内出现，我们出境作战，在境外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安全。

后来我跟别人讲，中国的全球化进程从志愿军跨过鸭绿江那一刻就已经开始，我们开始进入世界体系。怎么进入的？跨过鸭绿江。以前，中国人都缩在屋子里被别人打。中日战争不是在边境爆发，而是在中国境内的卢沟桥爆发。日军长驱直入扼住了我们的咽喉，直到北平南面宛平城，我们才跟日军作战。这就是旧中国的历史。

再看看新中国，再也不能任谁在国内打起来，而是出境作战，使新中国政权成为1840年以来包括大清王朝、北洋军阀、民国政府在内的政权中维护国家民族权益最英勇、最顽强、最具有大无畏精神、最能夺取胜利的政权。

这是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洗礼，是新中国政权获得全世界华人心目中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关键。

今天有些人在否定我们跨过鸭绿江之举，甚至声称“如果不过去，中国早就跟美国搞好关系了，早就改革开放了”，这完全是在说梦话，甘做美国的跟班、喽啰，中国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跨过鸭绿江，这场仗打出了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打出了中国人的气质，我们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早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说过一句话：“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毛泽东还说：“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这就是高瞻远瞩。

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准备大举北进。麦克阿瑟明明知道中国30万东北边防军已经完成了部队的编组集结，但他根本无所谓。美国总统杜鲁门专程飞到威克岛，与麦克阿瑟会商：“如果中国出兵怎么办？”麦克阿瑟说：“中国人不会出兵，中国历史上一场仗都没打胜，出什么兵啊？他们把兵力放在这儿吓唬我们。”杜鲁门就放心地回去了。

20世纪6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能忆起小时候听惯了的一首童谣：“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山上的杜鲁门！”这个把美国军队派到中国大门口来的杜鲁门，在中国少年儿童中间简单到只是帝国主义的一个符号。

其实，杜鲁门没有那么简单。

杜鲁门从小高度近视，但未并妨碍他的两大爱好：音乐和阅读。他每天早晨5点起床练钢琴，每周上两次音乐课，这种枯燥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5岁。他对军事历史兴趣深厚，每周要看四到五本这方面的书籍或人物传记。

1901年杜鲁门高中毕业后，付不起学费无法上大学。他梦想上西点军校，却又因为高度近视而被拒之门外，他心痛不已。此后，杜鲁门当过铁路计时员、报纸投递员、国民商业银行职员、联合国民银行记账员，1906年回乡甚至当了一段时间的农场主。1914年父亲去世后，他继承父业成为城镇公路监督，还干过地方邮政局局长，后来又与人合作在密苏里开矿，赔钱后转到俄克拉荷马勘探石油。没有正规学历的杜鲁门干尽了他能找到的所有职业，业余爱好却始终不变——读历史与人物传记。后来他当上总统后人们才发现，他对世界历史的理解比大多数美国总统都深刻，甚至连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比不上他。

战争是杜鲁门政治生涯的转机。在美国正式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已经卖光自己的所有股份，参加了陆军。俄克拉荷马州塞尔堡的军事训练使他兴奋不已。1917年，他终于从密苏里第二野战炮兵团获得了陆军中尉军衔。1918年3月30日，新提升为上尉的杜鲁门乘船在法国登陆。他负责指挥D炮兵连。这是一个出名的因吵闹混乱而不服管理的连队，绰号“Dizzy D”，意即“令人头痛的D连”。没想到，在戴着厚眼镜片的连长治理下，D连变得井井有条，在圣米海尔和阿格尼战斗中的表现十分卓越。杜鲁门也因作战勇敢和管理有方而崭露头角。1919年4月，来不及更多施展的杜鲁门以少校军衔退役。

他真正施展才能是在1945年4月，当罗斯福总统像棵被伐倒的巨树一般轰然倒下之后。因党内力量平衡考虑而出任副总统的杜鲁门接掌总统职权时引来的是一片嗤声。杜鲁门能否和斯大林这样的铁腕人物打交道？能否收拾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的残局？杜鲁门行动了，他用《波茨坦协定》表明他能够平起平坐地与斯大林打交道，用投向日本的两颗原子弹证明他能够收拾二战残局。出于对战争史的了解和对军事行动的热衷，前陆军少校杜鲁门成为美国总统中不多见的“动作派”：敢于铤而走险，敢于单干，敢于个人负责。

也就是这个杜鲁门，成为20世纪“冷战”的急先锋。

丘吉尔是“冷战”这个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杜鲁门则是该概念最坚决的行动者。1947年，他建立中央情报局，1948年批准“马歇尔计划”，1949年成立北约，1950年6月派遣美军入朝作战，同时封锁中国的台湾海峡。

1950年9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向美方发出警告：“美军过线，中国绝不会置之不理。”对方理都不理，不做任何回答。

10月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因为我们跟美国没有外交关系，只好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把这些话传到英国，再传到美国，就是“韩军过线我们不管，美军过线我们要管”。潘尼迦知道事关重大，迅速把消息转达。

周恩来为什么在10月3日凌晨两点多约见潘尼迦？因为10月2日晚上政治局做了出兵的决定，10月3日是避免与美国人在朝鲜半岛迎头相撞的最后机会。我们不想跟美国人打这场仗。彭德怀讲了，我们在朝鲜半岛是一军打三军，我们只有陆军，而对方有陆、海、空三军。我们不想打，所以要抓住最后的机会。

消息传到了美国，10月3日下午，美国国务院非正式回复：“周的讲话缺乏法律和道义根据。”根本不在意。

10月4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回复：“不要低估美国的决心。”10月7日，不是麦克阿瑟下令，而是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美军越过“三八线”，直奔平壤。

10月8日，毛泽东下令：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

朝鲜战争发生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国民经济亟待恢复，军队长期作战急需休整，整编复员、边疆剿匪等任务也相当繁重。面对美韩联军向鸭绿江挺进，出兵即出境，即要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迎头相撞，我军武器装备落后，缺乏海、空力量，这些弱点将暴露得十分明显。

但在如此困难情况下依然决定用兵。毛泽东提出，出去了，即使被打回来，也说明我们是局内人；不出去，连入局的可能性都没有。这一思维表现出的眼光和胆略令人印象极其深刻。

如果中国不出兵，坐等美、韩军队挺进到鸭绿江边，国家利益就将面临直接且巨大的挑战：一是新的威胁方向突然在新中国的战略后方出现，国力军力会由此受到极大控制；二是东北重工业区由后方变成前沿，会对新中国迅速恢复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三是如果朝鲜半岛被美、韩军队占领，不但会使我东北三省失去战略屏障，东北重工业区失去相当一部分电力供应，而且朝鲜半岛可能再次变成侵略者入侵中国的跳板。

在毛泽东的战略视野里，战场胜败不是出兵或不出兵的标准，在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决不退让、坚决“入局”才是出兵的标准。这就将“跨过鸭绿江”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战略层面。毛泽东这位伟大战略家的视线，穿越硝烟弥漫的朝鲜半岛，看到了比战场得失更加重要的东西。所以哪怕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哪怕美国海军、空军攻击中国沿海地带，轰炸中国城市和工业基地，哪怕新中国刚刚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被破坏、民族资产阶级及部分群众对政府产生不满，也阻挡不了毛泽东为了新中国更加长久的安全，一定要“入局”的坚强决心。

这就是“跨过鸭绿江”这一新中国战略决心的根本来源。从志愿军跨过鸭绿江那一刻开始，我们进入了世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