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让埃文跟你一起去香港。”她补充说。我和麦卡斯基尔并不相识。更重要的是，知情人也不认识他，他以为只有我和劳拉要去香港。我非常担心，计划安排周到严谨的劳拉肯定会对这种突然变化大发脾气，这又被我不幸言中。
 
“不行，绝对不行，”她答道，“我们不能在最后时刻增加新面孔，而且我根本就不认识他，谁了解他的情况？”
 
我尽量给她解释吉布森的良苦用心。我和《卫报》并不真正熟悉和彼此信赖，尤其面对的是这样重大的事件，而且我想对方对我可能也是这种感受。考虑到《卫报》在这件事中所冒的风险，我猜测他们是想派个自己熟悉的老员工一同前往，以了解事态进展，确保这件事的确值得冒此风险。另外，吉布森需要伦敦方面《卫报》主编的批准和全力支持，那些人对我的了解还不如她。她可能是想安排进来一个人让伦敦那边放心，而埃文刚好满足这样的要求。
 
“我不管，”劳拉说道，“跟一个陌生人一同前往可能会引来监视，或者会让知情人心生顾虑。”作为妥协，她建议《卫报》方面安排埃文过几天再去，等我们在香港联系上对方先建立起彼此间的信任再去不迟。“这事你占据主动。和他们讲，如果我们没准备好，就不能派埃文过去。”
 
我又过去找吉布森，端出这个貌似聪明的妥协方法，可她却似乎心意已决。“埃文与你们一起赴港，但在你们做好准备前，他不必和知情人见面。”
 
毫无疑问，埃文与我们同去香港至关重要。吉布森需要对那里出现的情况有充分把握，需要减轻她在伦敦的老板可能怀有的担忧，但劳拉却同样固执，坚持说我们不能跟他一起走。
 
“如果知情人在机场监视我们，看到不认识的第三者出现，就会因为紧张而放弃与我们接触，这绝对不行。”
 
就像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官在中东的敌对双方之间往来穿梭，尽管徒劳却希望牵线促成交易一样，我又回去找吉布森，她含含糊糊地回答暗示埃文可以几天后过去，也有可能这是我期望得到的答复。不管怎样，那天夜间晚些时候，我从安排差旅的员工那里了解到，埃文的机票已经出票，是第二天的同一航班。无论如何他们都要安排他一起成行。
 
第二天上午去机场的汽车上，我和劳拉之间发生了唯一的一次争吵。一离开酒店，我就把埃文无论如何都要同去的消息告诉了她，结果她勃然大怒，坚持说这样做会搞糟了整个安排。在这个阶段让陌生人参与进来是不合情理的。参入如此敏感事情却没有接受过资格审查，她不相信埃文，而且认为是我的原因造成《卫报》让我们的计划冒上了风险。
 
我没法让劳拉相信她的担心实属多虑，不过我还是尽量想说服她并让她认识到：《卫报》方面很坚决，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而且等我们做好准备后埃文才会跟知情人见面。
 
劳拉却是不管不顾。为了抚平她的怒气，我甚至说我自己可以不去香港，然而这一提议却被她立刻拒绝了。去肯尼迪机场的路上遇到了堵车，有10分钟的时间我俩在车上气冲冲地一言不发，气氛十分尴尬。
 
我知道劳拉是正确的，事态不该如此进展，于是我打断沉闷的僵局告诉了她这一点。然后我建议我们都不理埃文，把他逼走，假装他跟我们不是一起的。“我们是站在一边的，”我恳求劳拉，“我们不要再吵了，考虑到所冒的风险，这将不会是最后一次出现我们难以掌控的局势。”我劝说劳拉专心一起和我努力克服困难。没多久，我们两人又恢复了平静。
 
快到机场时，劳拉从双肩包里拿出一个U盘，表情严肃地发问：“猜猜这是什么？”
 
“什么？”
 
“那些文件，全部都在这里。”她答道。
 
＊＊＊
 
到达机场时，埃文已在门口等我们了。我和劳拉对他都很诚恳，但却有些冷淡，希望让他能有受到排斥的感觉，想让他知道如果我们不同意就没他什么事。作为当前我们痛恨的唯一目标，我们把他当成了别人硬塞给我们的额外行李。这样做不怎么公平，但我满脑子想的只是劳拉U盘里存储的宝贵信息，以及我们所做的事情的重要意义，根本没有过多考虑埃文的问题。
 
来机场的路上，劳拉曾经在车上花5分钟的时间给我介绍过计算机的安全系统，她说准备在飞机上睡觉。她递给我那个U盘，建议我开始看那些文件。等到了香港，她说，知情人就会把我那一份文件交给我。
 
飞机起飞后，我拿出自己那台没有联网的电脑，插入劳拉给我的U盘，按照她教的方法装载了那些文件。在随后的16个小时里，尽管非常疲惫，我却在一边一份份地阅读那些文件，一边兴奋地做着笔记。许多文件跟我最初在里约热内卢看到的那份“棱镜”计划一样影响重大、令人震惊，其中还有许多文件涉及的内容问题性质更为严重。
 
最早读到的文件中，有一份是《海外情报监控法案》（FISA）的秘密法庭发出的指令。《海外情报监控法案》是在丘奇委员会发现政府进行了几十年的监听行为后国会在1978年通过的法案。这一立法背后的理念在于，政府可以继续进行电子监控，但为防止类似的权力滥用，它首先必须得到该法庭的许可。此前我从没见过《海外情报监控法案》法庭的指令，而且几乎任何人都没见过。这类特别法庭是政府机构中最神秘的。它们发出的全部指令都自动被纳入绝密等级，只有很少人能得到授权查看。
 
我在去香港的飞机上读到的那份法庭指令很令人吃惊，原因是多方面的。它要求威瑞森电信公司（Verizon Business）提交“美国与外国以及美国内部所有当地电话联络”的“全部通话信息记录”。这意味着国安局又在不加区别地秘密收集至少数千万美国人的电话通信记录。几乎任何人都没想到过奥巴马政府在做这种事。如今有了这条指令，我不仅知道了此事，而且有法庭的指令可以作为证据。
 
更重要的是，按照法庭指令的说明，对美国电话记录的大规模收集是依照《爱国者法案》
（The Patriot Act）第215条的相关规定进行。跟法令本身相比，这种对《爱国者法案》的这种激进解释更令人瞠目。
 
“9·11”事件之后颁布的《爱国者法案》之所以引发争议，是因为第215条降低了政府获取“业务记录”时的门槛，从“合理依据”调整为“相关依据”。这意味着为了获取极度敏感、侵犯隐私的文件，比如病历、金融交易记录或电话记录，联邦调查局只需要证明这些文件与即将开展的调查存在“相关依据”即可。
 
但是没人想到这条法规赋予了美国政府权力收集所有人的记录，数量庞大而且不加任何选择，就连2001年推出《爱国者法案》的鹰派共和党人，乃至极端反对这项法案的最坚定的民权卫士们也没有想到。然而在我飞赴香港途中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开的这份秘密法庭指令在指示威瑞森电信公司把所有美国用户的电话记录交给国安局，这一事实体现出来的正是这一点。
 
两年来，俄勒冈州的罗恩·怀登（Ron Wyden）和新墨西哥州的马克·尤德尔（Mark Udall）两位民主党参议员一直在全国各地宣讲警告美国民众，如果大家得知奥巴马政府通过“秘密的法律解读”赋予自身庞大而又不为人所知的间谍力量，将会“大吃一惊”。但因为这些间谍活动和“秘密解读”都属于机密，作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这两位参议员虽然发现事态令人担心，尽管作为国会成员他们受到豁免权的保护，但却无法将其公之于众。
 
一看到《海外情报监控法案》的法庭指令我就明白了，这至少也是怀登和尤德尔谈到的那种滥用权力疯狂监控方案的部分内容。我立刻就判断出了这份《海外情报监控法案》指令的意义，迫不及待地想要将其发表，因为我敢肯定将其公开后会引起地震般的反应，导致民众呼吁政府采取公开透明措施并追究责任。这只是我在去香港途中阅读的数百份绝密文件之一。
 
我对知情人所作所为的看法再次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先前已经有过三次：最早是我看到劳拉收到的邮件时，然后是我开始跟知情人进行交流时，再就是我读到他发送的包括二十几份文件的邮件时。只不过现在我感觉自己真正开始领悟到这次爆料的重大意义。
 
飞行途中每隔一会儿，劳拉就会到我坐的那一排前。我那一排正对着飞机的舱壁。一看到她，我就从座位上起身，和她一起站在舱壁前的空地，我们两人都是深受震撼，难以自持，一言不发。
 
多年来，劳拉一直在调查国安局监控问题，而且她本人也频频遭到国家安全局滥用权力的侵扰。早在2006年，我就已开始撰文探讨不受制约的国内监控造成的威胁。那年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提醒民众注意国安局目无法纪的过激行为。我俩都在与庇护政府间谍行为的强大而又神秘的铜墙铁壁做斗争：怎样描述行事高度保密的这家机构所做的工作呢？此时此刻，我们已经把这堵墙打开了缺口。
 
在这架飞机上，我们拥有政府竭尽全力想要隐藏的数千份文件。我们有无可置疑的证据，可以证明美国政府为侵犯美国和世界人民的隐私所做的一切。在我继续阅读的过程中，这些文件有两方面内容为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首先是文件整理得井井有条。这位知情人创建了无数的文件夹、子文件夹、子文件夹中再有文件夹，且将每个文件都准确归位。我从未发现有任何文件存在位置错误。
 
我已经花费了数年时间为心目中的英雄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2]辩护。这位士兵因为对美国政府的行为——政府的战争罪行和其他系统性的欺骗——感到震惊，毅然予以揭发，通过维基解密向世人公布了机密文件。但曼宁却曾遭受批评（我相信这种批评是不公正的），批评人士（毫无证据地）认为他没有像丹尼尔·艾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3]那样先阅读文件内容就将文件公开了（艾尔斯伯格是曼宁坚决的拥护者，而曼宁显然至少也浏览了文件）。这种观点经常被人拿来攻击曼宁的做法，说那并非英勇之举。
 
我们的国安局知情人显然不会受到任何此类指责。毫无疑问，他已经仔细阅读了提供给我们的每份文件，而且完全明白文件的内涵，然后精心将其组织归类。
 
这些文件的另一个惊人之处在于它们透露出的政府谎言的严重程度，知情人为各种证据都做了明确的标记。他给第一批文件夹中有一个文件夹名为“无界线人（BOUNDLESS INFORMANT）——国家安全局向国会撒谎”。这个文件夹包括几十份文件，从中可以看出国安局精心统计的他们窃听的电话和监控的邮件。其中还有证据材料表明国安局每天都在收集数百万美国人的电话和电子邮件数据。
 
“无界线人”是国安局一项计划的名称，旨在准确地量化该机构每天的监控活动。文件夹中的一张图表显示，截至2013年2月，国安局的下属单位仅从美国通信系统中就收集了30多亿份通信数据。
 
知情人给我们提供的证据很确凿地表明，国会了解情况时，国安局官员直截了当地频频撒谎。多年来，形形色色的参议员都曾要求国安局大致估计有多少美国民众的电话和电子邮件受到监控。那些官员却一直坚称因为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数据，所以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而这些数据在“无界线人”那些文件中却一览无余。
 
意义更为深远的是，这些文件和威瑞森电信公司的那份文件都证明，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曾对国会撒谎。2013年3月12日，参议员罗恩·怀登质询他：“国安局是否在收集数百万乃至亿万美国民众的数据？”
 
克拉珀回答得言之凿凿，但却是信口雌黄：“没有，先生。”
 
＊＊＊
 
经过16小时几乎不间断的阅读，我仅仅读完了那些文件中的一小部分内容。但在飞机降落的过程中，我对两件事确认无疑。首先，知情人极为精明，极具政治头脑，这从他对多数文件意义的判断方面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而且他极为理性。他选择、分析和描述我手头那数千份文件的方式可以证明这一点。
 
其次，我们很难否认，他就是那种典型的检举者。针对面向国内的监控方案，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彻头彻尾地向国会撒谎，如果揭露这方面的证据还不能让爆料者成为毫无争议的检举者，那怎样做才能算呢？
 
我很清楚，政府及其同盟把知情人妖魔化的难度越大，他的爆料带来的影响就越深远。抹黑检举者最常用的两种说法是说他多变和幼稚，不过对我们的知情人来说这样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飞机降落前不久，我最后又读了一份文件。虽然那份文件的标题是“请先读我”，我却是在航程最后才第一次看到它。这份文件再次解释了知情人做出如此选择的原因，说明了他对后果的预期，在语气和内容上跟我给《卫报》主编们看的那份声明有些类似，但它也有些跟其他文件不同的地方：上面有知情人的真实姓名，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另外还非常准确地预测了如果公开身份他可能会有的遭遇。这份文件在揭露了国安局自2005年以来的斑斑劣迹后，在文件结尾处他写道：
 
 
许多人会谴责我在国家问题上不持相对主义立场，认为我不该对美国的社会问题揪住不放，而应转而去关注遥远的异国存在的邪恶；但在我看来，那些事我们既无权力也无责任去顾及。在我看来，公民的意义就在于首先要监督美国政府，然后再去纠正别国政府的错误。当前在美国国内，政府只是极不情愿地允许受到有限的监督，而且拒绝对恶行承担任何责任，我们深受其害。被边缘化的年轻人犯下轻微的罪行时，我们的社会漠然视之，任由他们在世界上最庞大的监狱系统中遭受难以忍受的折磨；而在有钱有势的电信供应商明知故犯、罪行累累时，国会却为他们的精英朋友通过了可以追溯豁免的第一部法律——不管是民事法还是刑事法，尽管犯下那些罪行的人原本应该被判处历史上最长的刑期。
 
这些公司的团队中有国内最好的律师，然而他们却没有受到哪怕是最轻微的法律追究。包括副总统和他的法律顾问在内，当调查发现权力高层亲自指使了这些恶行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如果你认为调查应该停止，认为调查结果应该列为超级机密由“异常控制信息”的STLW部门掌控，认为进一步的调查应该停止，因为让那些滥用权力的人承担责任有悖国家利益，认为我们必须“向前而不是向后看”，不但不去停止这些非法活动，而是授予他们更多的权限，那么你将受到美国权贵的欢迎，因为这就是真实情况，我要公布一些文件证明此事。
 
我知道自己会因为此举遭受惩罚，我也知道把这些信息公之于众意味着我会有怎样的下场。但即使只有瞬间，只要统治我深爱的这个世界的那个联盟能被揭露，那么我就会感到满足，因为它是由秘密法律、不公平的赦免和不可抗拒的行政权力组成的。如果你想提供帮助，请加入开源社区，共同努力保持新闻精神的活力，保持互联网的自由。我曾去过政府最黑暗的角落，他们害怕的是光明。
 
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社会保险号：已隐匿
 
中央情报局（CIA）化名已隐匿，员工身份号：已隐匿
 
曾以公司员工身份为掩护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局高级顾问
 
曾以外交人员身份为掩护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外勤官员
 
曾以公司员工身份为掩护担任美国国防情报局讲师
 
[1]泰德·卡辛斯基：美国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通过寄送邮件炸弹的方式制造恐怖事件。
——译者注
 
[2]切尔西·曼宁：原名布拉德利·曼宁，生于俄克拉何马州，曾为美国陆军上等兵，2010年因涉嫌将美国政府的机密文件外泄给维基解密网站而遭美国政府逮捕并起诉。2013年7月30日，美国马里兰州米德堡军事基地内一个军事法庭宣判，向维基解密网站泄露大量秘密文件的士兵布拉德利·曼宁间谍罪罪名成立。
 
[3]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前美国军方分析师，因1971年私自拷贝并向媒体提供五角大楼机密文件为世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