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取得联系
 
 
20 12年12月1日，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跟我取得了联系，不过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联系我的人会是他。
 
他是通过电子邮件跟我联系的。他自称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把自己比作古罗马的卢修斯·昆克提斯·辛辛纳图斯。公元前５世纪，这位农民被推举为罗马执政官，带领大家抵御外来侵略。他最为世人所铭记的是打败敌军后的作为：立刻主动放弃政治权力，回归农耕生活。被誉为“公民道德典范”的辛辛纳图斯如今是为了公众利益发挥政治权力、为了大局限制甚至放弃个人权力的象征。
 
电子邮件一开始写道：“在我看来，民众的通信安全问题非常重要。”邮件的目的是劝说我通过PGP加密方式联系，以便“辛辛纳图斯”传递给我一些材料。他说他敢肯定我会对那些材料感兴趣。PGP加密方式是1991年发明的，这三个字母的意思是“更好地保护隐私”（Pretty Good Privacy）。经过改进，这种加密方式已经变成了一种成熟的工具，可以让电子邮件等网上通信方式免于监控和黑客的侵扰。
 
这种程序的实质，是用护盾把每一封电子邮件包裹起来。护盾是一套密码，由几百甚至几千个随机数字和区分大小写的字母组成。
 
世界上最高级的情报机构——其中自然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都拥有每秒能进行多达10亿次尝试的密码破解软件，但PGP加密方式的密码极为冗长，而且随机性很高，即使最先进的破解软件也要多年时间才能破解。最担心通信遭到监控的那些人，比如情报人员、间谍、人权斗士、黑客等人，都借助这种加密方式来保护他们发送的信息。
 
在这封邮件中，“辛辛纳图斯”说他到处搜寻我的PGP“公钥”——这种工具可以帮助人们通过加密邮件交流——但却一无所获。由此他断定我没使用这种程序。他告诉我：“这样一来，任何人跟你联系都有风险。我并不是说你每次跟别人联系都要加密，但至少你要为对方提供这种选择吧。”
 
“辛辛纳图斯”随后提到了戴维·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上将的性丑闻。调查人员查看他与记者葆拉·布罗德维尔（Paula Broadwell）联系的谷歌电子邮件时，发现了两人的婚外情，从而结束了他的职业生涯。
 
他写道，如果彼得雷乌斯在发送电子邮件时先加密，那么调查人员就将无法阅读那些邮件。“加密事关重大，而且对包括间谍和拈花惹草之徒在内的人来说都是这样的。”他告诉我，发送加密的邮件“对任何想跟你联系的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安全措施”。
 
为了鼓动我听从他的建议，他又写道，“你可能愿意从有些人那里了解情况，可是如果不能确保信息传递过程中不被监控，他们绝不会联系你的。”
 
然后他又提出帮我安装加密程序：“这方面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助，请告诉我，或者通过推特求助。推特上有你许多技术熟练的粉丝，他们马上就会提供帮助。”他在邮件末尾写道：“谢谢。Ｃ。”
 
好久前我就打算使用加密软件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在针对维基解密（WikiLeaks）、从事检举揭发、自称“匿名者”（Annoymous）的黑客组织以及相关话题撰写文章，有时候还跟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的内部人士有通信往来。他们中多数人都非常关心通信安全问题，希望防范那些不必要的监控，因此我一直有使用加密软件的打算。
 
但这种程序一般都很复杂，对我这种编程和计算机方面都几乎一窍不通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因此这件事一直未能付诸实际。
 
C的邮件并没让我马上行动起来，因为报道其他媒体经常忽略的线索而在业界崭露头角后，我频频听到各色人等说要提供“轰动新闻”，最后却往往一无所获。而且我平时基本上是手头的新闻就疲于应付，因此要让我搁置当前的工作开始追踪新的线索，就必须有点具体的由头。尽管影影绰绰地提到“有些人”、“我愿意了解”，但C的邮件中却没有足够吸引人的内容。我虽然读了邮件，却没作任何回复。
 
三天后，我又收到了C的邮件，问我是否收到了第一封邮件。这次我迅速做了回复：“我收到了你的邮件，准备动手落实。不过我没有PGP号码，也不知道该如何操作，但我会找个能帮我的人。”
 
那天晚些时候，他又回复邮件，发来了一份按部就班操作的明确指南，实际上就是加密技术的傻瓜指南。由于自身对此技术的不了解，我发现那些操作指南复杂而且令人困惑。在结尾部分他写道，这些只是“最基本的内容。如果你找不到别人来帮你完成程序的安装和使用”，他补充说，“请告诉我，我可以帮你联系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的加密技术人员。”
 
这封邮件的签名比前面两封更气派：
 
 
你加密的朋友
 
辛辛纳图斯
 
 
尽管我确实有此打算，但却始终无暇应对。7个星期过去了，未能将此事兑现也让我心头有些沉重。这个人会不会真有什么重要内容要爆料，结果却因为我没能安装一个计算机程序就错过了呢？我也明白，抛开其他因素，即使最后发现辛辛纳图斯没有什么让人产生兴趣的材料，加密技术将来或许会很有价值。
 
2013年1月28日，我给他发了邮件，说想找人帮忙熟悉加密技术，最好在随后的两三天内做完这件事。第二天他回复了邮件：“这是个好消息！如果将来需要进一步帮助或是碰到问题，欢迎随时提出。请接受我对你支持通信私密所表达的最衷心的感谢！辛辛纳图斯。”
 
但我却仍然没采取任何行动，因为当时我一直在忙于其他报道，而且也不相信C真会掌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当时我并非刻意不去有所作为，只是因为我的日常安排始终满满当当，听从这位陌生人的指示去安装加密软件一直排不上日程，这实在不值得让我为此而停止其他事情。
 
因此我和C发现双方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除非我安装加密软件，否则他就不肯告诉我爆料的任何具体内容，甚至不肯透露他的身份和工作单位。但是因为没有具体内容的吸引，我对安装加密软件这件事也始终拖拖拉拉。
 
面对我的无所作为状态，C加大了力度。他制作了个10分钟左右的视频短片，题为“记者使用PGP指南”。借助能生成电脑语音的软件，这个短片指导着我可以一步步地轻松安装包括图表和影像的加密软件。
 
尽管如此，我仍然没采取行动。据他后来讲，此时的他十分沮丧，心想，“我这边已经做好了准备，情愿牺牲自由，甚至可能会以牺牲性命为代价，交给这个家伙数千份源自美国最隐秘机构的绝密文件。纵使没有几百条新闻的话，这样的爆料会带来几十条独家新闻，可他却不肯费心去安装加密程序。”
 
就这样，我险些与美国历史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国家安全问题泄密事件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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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次听到有关这件事的消息是在10周以后。4月18日，我从我的常居地里约热内卢乘飞机去了纽约。按照预先的安排，我要针对政府机密和侵犯公民权利的危险作几次报告。
 
刚刚在肯尼迪机场降落，我就发现纪录片制片人劳拉·波伊特拉斯（Laura Poitras）已经给我发来了一封电子邮件，里面写道：“本周你会在美国吗？我想跟你商量点儿事，不过最好面谈。”
 
我很重视劳拉·波伊特拉斯发来的信息。在我熟识的人当中，她最专注、最独立、最无所畏惧。她冒着极大风险拍摄了一部又一部电影。她没有团队，没有新闻机构的支持，靠的只是微薄的资金投入、一部摄像机，以及她的决心。在伊拉克战争暴力的巅峰时刻，她冒险闯入逊尼派三角地带拍摄了《祖国，我的祖国》（My Country, My Country），毫不畏缩地透视了美国占领后伊拉克民众的生活，让本片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
 
为了拍摄下一部纪录片《誓言》（The Oath），劳拉随后去了也门。在那里，她花了数月的时间追踪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保镖和司机这两个也门人的足迹。此后波伊特拉斯一直在拍摄一部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的纪录片，由此导致她在进出美国时经常遭到政府当局的侵扰。
 
从劳拉身上，我总结出了一条宝贵的经验。到2010年我们初次相识时，她在进出美国时已经被国土安全部在机场拘禁过十几次：除了受过审讯和威胁，她的采访本、胶片和笔记本电脑都曾遭到扣留。尽管如此，因为担心曝光此事造成的反响会让自己无法继续工作，她却一直不肯把受到的无情侵扰公之于众。不过在纽瓦克机场遭受了一次不同寻常的虐待性审讯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劳拉实在忍无可忍。“我保持沉默，结果情况却变得越发糟糕，而不是有所改善。”她准备让我就此做些报道。
 
我在网络政治杂志《沙龙》（Salon）发表的文章详细描述了波伊特拉斯经常遭受的讯问。这篇文章备受关注，还有人发表声明支持她，对她所受到的侵扰行为倍加谴责。文章发表后，波伊特拉斯再次乘飞机离开美国时，就没再受到讯问，携带的材料也不再被没收。在随后的数月间，她也并未再受到侵扰。多年以来，劳拉第一次可以自由地出行了。
 
这件事让我深受启发：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不喜欢被曝光。他们只会在自以为身处黑暗保护的安全环境中时才会有不法行为。我们发现保密是权力滥用的关键和推动力，唯一的真正解药则是将其公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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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场读到劳拉的邮件后，我立刻作了回复：“实际上我今天上午刚到美国……你在哪里？”我们约定第二天在杨克斯我住的酒店的大堂碰头，见面后我们到餐厅找地方坐了下来。不过在劳拉的坚持下，我们先后两次调整了位置后才开始交谈，以免别人听到我们的谈话。随后劳拉言归正传，说有“极为重要而又敏感的事项”需要讨论，而且安全问题对此事至关重要。
 
由于我带着手机，劳拉要求我或是取出手机电池，或是把它放回酒店房间。“这么说貌似有些疑神疑鬼，”她说，但政府工作人员能利用遥控手段激活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窃听谈话内容。把电话和电脑关机都不能起到防范效果，只有取下电池才行。
 
先前我曾经从主张公开透明的激进人士和黑客那里听到过这种说法，但我往往以为这种做法过于谨慎，但这次因为此言是出自劳拉之口，我不敢怠慢。发现手机的电池不能取下来后，我就把手机送回酒店房间，才再次前往餐厅。
 
现在劳拉可以跟我谈及正事了。她说自己先前收到了一系列匿名邮件，发件人的态度似乎很认真诚恳。他自称能接触到一些绝密文件，可以证明美国政府正在对本国公民和其他国家实施监控。他下决心要把这些文件透露给她，而且明确要求她与我合作一同将此公之于世。当时我并没有把此事与我从辛辛纳图斯那里收到的邮件联系起来，那些邮件早已被我置之脑后。
 
随后劳拉从包里抽出了几页纸，那是匿名爆料者发来的两封电子邮件的部分内容，我坐在桌边从头至尾读了一遍，邮件的内容很吸引人。
 
第二封邮件是在第一封邮件数周之后发出的，邮件开头写的是“仍然是我”。针对劳拉最关注的那个问题——你何时能提供爆料文件？他答道：“我只能说‘很快’。”
 
爆料人告诫劳拉，谈论敏感问题时一定要取下手机电池，或者把手机放入冰箱，因为这样就能免于被监听，他又告诉劳拉，应该跟我一起处理那些文件。然后他谈到了自己使命的关键部分：
 
最初阶段引发的震撼（初次公开爆料之后）将会使得人们支持建设更平等的互联网，但除非科学的发展速度超越法律，否则这对普通民众来说并无益处。
 
若能明确我们的隐私是如何受到侵犯，我们就能占到上风。我们可以向所有人保证，通过普遍性立法，大家都能受到保护，但这样做的前提是技术界愿意面对威胁精心研究解决方案。最后，我们必须遵循这样一条原则：有权有势者的隐私得到保护的唯一途径，就是对普通百姓也能一视同仁。这条原则要通过法律的形式来保障，而不是通过某些人为的政策体现。
 
“看来确有其人，”读完邮件后我说道，“我不知该怎样准确解释，但却本能地感觉这绝非戏言，此人的身份应该名副其实。”
 
“我也这么想，”劳拉答道，“对此我没有多少疑问。”我和劳拉都明白，我俩对爆料人的真实性所持的信心或许毫无根据，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我们都不知是谁发来的邮件，任何人都有可能。这一切有可能都纯属捏造；而且这也有可能是政府方面所设的陷阱，想让我们因为爆料而涉刑；或许有可能还是有人想通过发送虚假文件来实现损害我们信誉的目的。
 
我们讨论了这种种可能性。我俩都知道，美国军方曾在2008年发布秘密报告，宣称维基解密是国家公敌，并提出了一些方法来“破坏乃至摧毁”这个组织。这份报告（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也被泄露给了维基解密）讨论了传递虚假文件的可能性，因为如果维基解密把虚假文件当作真实文件发布，其信誉就会遭受重大打击。
 
我和劳拉都很清楚各种机关陷阱，但我们抛开了这一切，纯粹依靠自己的直觉行事。那些邮件虽然没有什么具体信息，但却确凿无疑地表明其作者的真实存在。他之所以写下这些邮件，是因为他非常坚定地认识到政府秘密行动和监控无处不在的危险性；我本能地体会到了他在政治方面的激情，由此对他、他的世界观以及让他感到焦灼的紧迫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认同感。
 
过去7年间，在信念驱使下，我几乎每天都在写文章，探讨美国政府在秘密行动、极端行政权力、军国主义、民权监控和侵扰等方面的危险动向。有一种特殊的语气和态度把记者、激进人士和我的读者联合起来，因为大家一致对这些动向感到警惕。在我看来，若非感同身受，那么他人不会轻而易举地如此言之凿凿地纷纷表示赞同。
 
在劳拉收到的最后一批邮件中，对方提到他在为提供文件而做着最后的准备，还需要4到6周的时间，让我们静候他的消息，并保证我们会收到相关文件。
 
三天后，我和劳拉再次见面，这次的位置选在曼哈顿，因为她收到了匿名爆料者的另一封邮件。他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愿意以自由为代价，冒着长期入狱的危险披露这些文件。到如今我已经确信无疑……我们的知情人此言绝对无虚，但在我们乘飞机返回巴西的途中，我告诉合作伙伴戴维·米兰达（David Miranda）说，我决心把一切置诸脑后。“此事也许会无疾而终，他可能会改变主意，或者会被捕。”戴维的直觉很强烈，他对此事抱有不知从何而来的确信感。“这事应该不假，肯定有这么个人，他会把这件事捅出来的，”他对我说道，“而且这将是轰动性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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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里约热内卢后，在3周时间内我没收到任何消息。我基本上也没有对知情人一事考虑太多，因为我很清楚能做的只有等待。5月11日，我收到了我和劳拉先前合作过的一位技术专家发来的电子邮件，邮件内容言简意赅：“你好格林，我来指导你学习使用PGP软件。你有没有联系方式，以便我发给你一些东西，帮助你下周开始使用这种软件？”
 
我敢肯定，他所说的“一些东西”就是我处理爆料者提供文件所需的要件。这也意味着劳拉已经收到那位匿名人士发送的邮件，收到了我们期待已久的文件。
 
那位技术专家随后通过联邦快递给我寄来一个包裹，预计两天后到达。我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是程序呢，还是那些文件？在随后的48个小时内，我完全没法专心做事。可是等到了预定的派送日期，到下午5点半钟我仍未收到任何东西。我给联邦快递打电话咨询得知，包裹因为“未知的原因”被海关扣留了。
 
两天过去了，接着五天又过去了，整整一周都过去了。每天联邦快递都是同样的解释：因为某些未知原因，包裹被海关扣留。
 
一段时间之内，我曾怀疑某国政府造成了这次宝贵的延误，比如美国、巴西或别国政府，因为他们也许掌握了些情况，不过我还是坚持去相信另一种可能性更高的解释：这不过碰巧是官僚作风造成的麻烦。
 
到这个时候，劳拉已经很不情愿通过电话或网络谈及这方面的任何问题了，因此我根本不晓得包裹里面究竟有什么。劳拉又补充说道，我们可能要立刻到香港跟知情人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