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无处可藏
作者：[美] 格伦·格林沃尔德

★首度披露“棱镜”监控计划爆料过程和详细内幕
★独家公开大量美国国安局外泄绝密邮件、图片信息
★深刻探究美国实施大规模网络监控的真实意图
★全球三十国同步发售
内容推荐
2013年5月，格伦格林沃尔德前往香港与一位匿名知情人会面，他自称掌握了美国政府正在实施无孔不入的监控的惊人证据，并执意通过高度加密的通信渠道进行交流。这位知情人，就是29岁国安局承包商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事实证明，对美国国安局的这一大规模系统性监控行为的爆料，是近年来最具爆炸性的重磅新闻，引发了对国家安全和信息隐私权的激烈讨论。很显然，斯诺登泄密事件引发的余震远未停歇。
如今，格林沃尔德首次将斯诺登、国安局和大规模监控的前前后后整理并写入了《无处可藏》一书。本书不但回顾了他高强度的香港十日行，同时还分析了他在《卫报》就监控事件所做的报道引发的广泛影响，并披露了国安局史无前例地利用“反恐”名义滥用职权的行径。这些情报的来源，就是斯诺登本人托付给他保管的大批从未面世的绝密文件。
除却国安局监控的大量细节之外，格林沃尔德在文中还批判了美国的体制内媒体，指责他们习惯性地回避对政府的不利报道，未能履行服务公众的媒体职责。格林沃尔德在书中质疑，当一个政府如此肆无忌惮地侵犯公民的私人生活时，个人和国家的政治健康还能从何谈起。同时，他对国家应该采取怎样的必要安全措施和监管形式，来保护数字化时代的公民合法权利作了深入思考。在美国历史上具有如此标志性意义的时刻，《无处可藏》一书横空出世，作者用毫无畏惧、犀利深刻的笔触，让我们认识到国安局的大规模监控行为对美国自身乃至全世界的真正意义。
作者简介
【美】格伦·格林沃尔德
曾是宪法律师，《沙龙》杂志记者，自2012年8月至2013年10月担任《卫报》的专栏作家。
美国政府已经完善了技术能力，可以让我们对往来的各种电子信息进行监控……这种能力可以随时转向针对美国人，那么任何人都不会再有隐私可言，因为一切均可处于监控当中，电话交流、电报往来，无所不包。普天之下，无处可以藏身。
 
——参议员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
 
参议院关于情报活动研究政府行动特别委员会（丘奇委员会），1975年
 
 
谨以本书献给所有那些为将美国政府的大规模监控体系公之于世的人们，特别是那些不惜冒着牺牲个人自由的风险也要执意如此的爆料人。
 
 
前言
 
2005年秋，并非出于什么宏伟计划，我决定创建一个时政博客。当时，我对这一决定最终会以多大程度改变我的生活一无所知。紧随“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内部采纳了激进和极端的理论，我在当时对此感到日益警觉，我希望能就这类话题进行写作，以便我能比自己当时的工作——宪法和民权律师带来更大的影响。
 
在我开博不过7周后，《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就扔下重磅炸弹，称2001年布什政府曾秘密下令，要求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在事先未获得相关刑法所规定的搜查令的情况下对美国人的电子通信进行监听。与此同时，报方还透露这种无证监控已经进行了4年之久，而且至少锁定了数千位美国民众作为监控对象。
 
这一话题与我的兴趣热情和专业技能极好契合。政府试图为国安局的秘密计划寻找说辞，借助了同样极端的执行权理论，而这正是促使我当初开博的原因，即恐怖主义威胁的概念赋予了美国总统几乎无尽的权限，可以为“维护国家安全”采取一切手段，其中甚至包括违反法律的权限。随之而来的讨论引发了复杂的宪法和法律解释的问题，而我的法律背景使我可以极好地应对这一局面。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内，我在自己的博客中和一本2006年的畅销书中，对无证窃听丑闻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分析研究。我的立场非常直截了当：美国总统下令进行非法监听已经触犯法律，势必应对此担负责任。在美国愈演愈烈的强硬外交政策和高压政治气候中，这一立场必定极受争议。
 
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促使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脱颖而出，在数年之后，他选择我成为他的第一联系人，在更大范围中披露国安局的丑行。他表示自己相信我可以充分认识到大规模监控和极度国家保密措施的危险性所在，而且不会向政府及其媒体等机构的诸多同盟势力所施加的压力退让低头。
 
斯诺登将手中掌握的大量绝密文件转交给我，与此同时，斯诺登本人也经历了大量极富戏剧性的遭遇，这在全球范围内对大规模电子监控的威胁以及数字时代的隐私权价值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兴趣。但是背后深层次的问题由来已久，大部分都是在暗中进行。
 
在目前的国安局监控争议中，的确有许多不同寻常之处。现在的科技水平使得无孔不入的监控成为可能，而这一切在以往只存在于最富想象力的科幻小说家的作品当中。此外，“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在安全方面存在的脆弱性极大地促进了一种有利于权力滥用的政治气候形成。感谢斯诺登的大无畏精神以及电子信息复制的相对便利，我们对美国监控体系究竟在如何运作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并进行独一无二且细致入微的分析。
 
然而，从某些角度而言，有关美国国安局的报道让以往无数插曲被重新提及，时间跨度可以历时数百年之久。的确，反对政府对隐私权的侵犯是美国建国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美国殖民者当初反对法律规定英国官员可以随意闯入任何民宅。美国殖民者后来同意让政府合法获得具体的指定搜查证，以针对有证据表明有合理依据做出不轨行径的个人进行搜查。不过，对全体公民不加区别地进行全面搜查势必是违法行为。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将这一理念在美国法律中进行了深刻的体现，具体行文言简意赅：“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依照合理根据，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证，并具体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发出搜查和扣押状。”最重要的是，该修正案旨在在美国永久性废除政府针对毫无嫌疑的公民进行大范围监控的权力。
 
在18世纪，监视行为发生的冲突主要集中在房屋搜查，可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监控的形式也随之升级。在19世纪中叶，铁路线的飞速发展，使得快速便捷的价格低廉邮政服务成为可能，英国政府私拆邮件的行为导致了英国的一大丑闻。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前身美国调查局使用窃听装置以及邮件监控和告密人员对反对美国政府政策的人士予以镇压。
 
无论具体的技术手段如何，历史上的大规模监控都具备若干固定的特点。首先是对国家政治持异见者以及边缘人士会首先中招，导致支持政府的人士或至少对政府漠不关心的人们会误以为自己会与此类事情毫无瓜葛。历史事实表明，大规模监控设施的存在，无论政府是否使用，都足以对持异见者产生震慑作用。当公民意识到自己会常常处于监视之下，自然会俯首帖耳，心有戚戚。
 
20世纪70年代，对联邦调查局的监控调查结果令人瞠目，该机构仅从政治信仰出发，就将50万美国公民贴上了潜在的“危险分子”的标签，并长期对其进行监控。[监控目标名单从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到摇滚音乐家约翰·列侬（John Lennon），再到女权主义者以及反对共产主义的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都有涉及。]但是监控滥用之苦并非仅仅曾经出现在美国历史上。恰恰相反，大规模监控往往是无耻势力的普遍企图。在任何情况下，此举的动机都如出一辙：镇压异见，强行要求众人言听计从。
 
由此，实施监控可以帮助政府对原本会异彩纷呈的政治信条实现统一。在20世纪之交，英法帝国均设立了特殊的监控部门，以应对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威胁。在“二战”之后，俗称“斯塔西”（Stasi）的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成为政府对个人生活侵犯的同义词。更有近期在“阿拉伯之春”期间反抗独裁执政的民众抗议活动中，叙利亚、埃及和利比亚等地的政府都在针对国内持不同政见者对互联网的使用进行了监控。
 
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和《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所做调查表明，在独裁政府深陷抗议民众的重重包围之中时，他们索性从西方科技公司大量购买监控工具。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从意大利监控企业Area SpA调入了诸多员工，他们获悉叙利亚“迫切需要对人员进行跟踪”。在埃及，穆巴拉克的秘密警察购买破解Skype密码的工具，对激进分子的网络通话进行监听。在利比亚，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11年，记者和抗议人士闯入了政府的监控中心，结果发现冰箱大小的黑色设备，这些都产自法国监控企业艾姆斯（Amesys）。这些设备都是用来监控利比亚的主要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互联网流量”，“打开邮箱、破解密码、潜入在线聊天工具，并勾勒出不同嫌疑人员间的联系。”
 
有能力对人们间的交流沟通进行窃听为从事此举的人赋予了极大权力。除非这类权力可以得到严格的监督控制和问责考量，几乎很容易就会被滥用。若要指望美国政府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开启大规模监控机器，而且完全不会另徇私情，这有悖于历史中的真实案例，也与人性的所有相关证据背道而驰。
 
的确，即便在斯诺登爆料之前，昭然若揭的是，若认为美国在监控问题上的表现会与众不同，这绝对是太过幼稚的想法。这种高谈阔论是美国官员谈及不与美国结盟的政权时的典型表现。
 
但即便是国会参会人员都禁不住会注意到这样一点，此次听证会召开之际恰逢《纽约时报》揭露布什政府实施的大规模国内无证监听的两个月之后。鉴于所披露的内容，如此大肆批判别国在一国之内实施自己的监控措施，不过是一纸空谈。加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布拉德·谢尔曼（Brad Sherman）紧随史密斯众议员之后发言，他提到美国的科技公司被告知在抵抗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时，在涉及自己的政府的问题时也应审慎对待。他颇具预见性地警告称：“否则，有朝一日当中国人发现自己的隐私权遭到了最恶劣的侵犯，远在美国的我们也同样会意识到，也许未来某届的总统会断言，对宪法更宽泛的诠释会包括读取我们的电子邮件。我希望，在没有法院指令的情况下，这类事件还是不要发生为好。”在过去的10年间，出于对恐怖主义的担心（这其实是源自对实际威胁的一致夸大），美国领导者以此为借口，推出了大量极端主义的政策，从而导致了侵略战争、世界范围的刑讯制度，未经指控就对国外和美国公民进行羁押（甚至杀害）。但是无所不在的秘密监控体系却在肆意发展，这已成为政府最为持久的遗产所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总管史上的所有类似案例，但是由于互联网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的作用，目前国安局的监控丑闻在规模上绝对无人能望其项背。
 
特别是对年青一代而言，互联网不再是只能实施为数不多的几种生活功能的孤立的几个域名。它不仅仅意味着是我们的邮件和电话。相反，互联网构成了我们生活的核心，几乎与所有事情都息息相关。我们在网上交友，选择影片，组织政治活动，创建并存储最私人的数据信息。我们在网上创造并表达自己最真实的个性和自我感受。
 
将互联网纳入大规模监控系统当中所产生的效果与以往任何国家监控项目都大不相同。所有以往的监控体系由于条件所限相比之下更具局限性，也便于规避。而允许监控体系在互联网生根发芽则意味着基本上所有形式的人类互动、规划甚至想法本身都会受到政府的监控。
 
在互联网首次得以广泛应用之初，很多人都认为其潜力无限：网络通过将政治进程实现民主，调整强者和弱者的竞技场，可以使亿万民众获得解放。可以不必受到机构的束缚、不受社会或政府的控制，不必有太多恐慌地使用互联网，即网络自由对实现这些美好展望至关重要。将互联网变为监控系统则会破坏它最核心的潜质。更糟的是，它会将互联网变为一种压迫的工具，威胁会制造出最极端、最暴虐的政府入侵武器，这在人类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这就是让斯诺登揭秘意义非凡、举足轻重的原因所在。通过将国安局令人惊诧的监控能力以及更居心叵测的勃勃野心公之于世，斯诺登的大胆揭秘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自己正身处极富历史意义的十字路口。鉴于互联网的独特魅力，数字化时代是否将开启个人解放和政治自由？抑或它将带来无所不在的监视和控制，其力度和范围远超过以往最残暴的暴君梦想中的尺度？在此时此刻，任何一种发展的方向都完全可能。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将决定我们最终置身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