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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春秋战国之战略战术思想及其战争艺术

送交者: maddogs[♂☆★★认真的青铜★★☆♂] 于 2020-07-21 20:32 已读 467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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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间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争,战争艺术在这不断的战争中得到了提升,并形成了一系列的作战思想与理念,而且一些基本的理论在此后的2000多年里成为了战争的真理,期间所表现出来的战争艺术并没有成为过时的文化而遭到淘汰,相反却对当今的战争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本文主要探讨春秋战国时期的战略战术思想及其战争艺术,对其进行粗浅的评述,并就其现实意义进行研究。
关键词: 春秋,战国,战略战术思想,战争艺术

前言
经过夏、商、西周三代1300年的时间,奴隶制社会的战争形态逐步形成,并出现了萌芽状态的战略、战术思想;战争理论也开始形成。进至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由分裂向统一发展的大动荡时期。诸侯割据,兼并不已,战争频率急剧高升,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的550年中,发生较大的战争600多次,并在这长期的战争中将实践上升为理论,由此奠定了东方军事理论的基础。本文拟对春秋战国的战略战术思想以及战争艺术进行粗浅的研究探讨。


何为战争艺术?根据瑞士人A"H"若米尼将军的《战争艺术概论》和德国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广义的战争艺术是指在战争中或面对潜在的战争,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创造出来的且符合战争规律的一系列思想意识与物质。狭义的战争艺术仅指高超的战略战术和指挥技巧。
因为在战争中,谁掌握了战争的规律,谁就能赢得战争,所以,作为指挥官,其战争艺术素养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这就是《孙子兵法》里所强调的“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由此可看出,对于战争艺术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而作为东方军事理论的发源地,中国的战争艺术就更值得研究了。我们知道,战争艺术直接来源于战争,没有战争,就没有战争艺术。但从战争到战争艺术,中间需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两者不是相互伴随着同时产生的。在中国,战争理论及战争艺术便由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形成并日臻繁荣。
春秋300年间,先后发生较大的作战行动约390多次。各次作战的动因性质虽然不同,但从整个时期中的作战频率、规模及其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等各方面看,春秋是诸侯兼并、大国争霸的战争时期。各国为争夺劳动力、兵源及土地,纷纷以武力吞并弱小。春秋初期有131个国(《文献通考》:姬姓封国53,异姓44) [ ],至后期时仅剩大小20余国。兼并过程中,形成5个大国,它们不断地为争夺霸主地位而发动战争。随着战争的发展,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也不断丰富与提高。虽然从总体看,整个春秋时期,仍未能完全摆脱西周军事思想的影响,大多数的军事人物认为战争只是力的较量,把“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当做信条。对实力较强的国家,采用适可而止的方针,实施有限目标的战争;对实力弱小的国家,则采用坚决消灭的方针,毫不留情的予以吞并。但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前期的战争,使用兵力少,战场地幅小,交战双方都倾全力于一次战斗,既不留后备力量,也缺少战术机动,只要一方的队形产生混乱,胜败立见分晓。所以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方阵的排列,车步的协同和进攻的方法等方面;战略上没有明显的变化,仅战术运用上有一些创新、发展。中期的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时间相对延长,有时一次战争要在不同的地点连续进行若干次战斗方能决定胜败,于是人们开始了战争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同时也认识了智力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以智为先,谋定而战。因而,主要反映智力的战略战术,特别是战略方面,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后期的战争,虽然较少,但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与近代战略战术概念近似的“计”、“谋”、“策”、“权”等,成为所有战争指导者必修的课业;同时还出现了专司作战指导的将军官职;产生了具有高度抽象性与系统性的军事理论专著。因而,不论战略还是战术,都有了极迅速的发展和极大的丰富与提高。
而战国时期,则是我国军事史上兼并战争空前激烈,战争理论日臻繁荣的时期,在这长达255年的历史时期里,见诸史册的战争就有200多次。可以说,战国是因战成名。正如孟子在《孟子"离娄上》中所说,“国无宁日,岁无宁日”,“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野以战,杀人盈野”,且“邦无定交,土无定主”,[ ]交叉混战,反复无常。随着战争规模越来越大,地域越来越广,参战人数也越来越多,春秋时,车不过千乘,兵不过十万,战不过一天,即如鄢陵这样罕见的大战,也不过是“旦且战,见星未已”,而楚师即已宵遁,脱离了战场。而到了战国,一次交战动辄就是几十万大军,相持数月甚至数年,战线绵延百里,双方伤亡人数也都是成千上万。这时的战争,已发展为“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野以战,杀人盈野”的规模了。这样的规模是春秋时代无法比拟的。而随着作战指导思想的转变,战术运用有了极大的发展。由“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的直线缓进、正面相攻的战法,发展为机动性强的多种战法。迂回、包围、追击、奇袭、伏击、江河战斗及使用预备队扩张战果等,均已成为常用战法。城池攻守作战的战术、技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如《墨子》中《备城门》等十一篇所记城市防御体系和城池筑城体系;工事设施、障碍配系、守城战具、兵力部署和针对攻城战法提出的守城战法等,整个冷兵器时代,没有超出战国时期的范围。[color= #e6e6dd] [/color]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间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争,战争艺术在这不断的战争中得到了提升,并形成了一系列的作战思想与理念,而且一些基本的理论在此后的2000多年里成为了战争的真理,一些战术也在后来的战争中屡试不爽。下面我们分别对春秋战国时创立形成的战略战术及军事思想进行分析。
春秋时期的战略战术和战争艺术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它在中国的军事指挥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最早运用迂回战术
西周时期的战争,战术极为简单,作战双方都是使用一支部队,在约定的同一时间、空间,同用正面进攻的方法,向对方直线运动,速度缓慢,谈不上战术机动。双方人员,在物质、心理上都预有准备。战斗虽然短暂,但必须经过激烈格斗才能分出胜负。在正常情况下,力量占优势并付出一定代价才能取得胜利。据《左传》记载,隐公五年:“郑人侵卫牧,以报东门之役,卫人以燕师伐郑,郑祭足、原繁、泄驾以三军军其前,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 [ ]这是中国战争史上有记载的,将机动与突然性结合运用于战术领域的第一次迂回作战。
(二)最早运用伏击战术
据《左传》记载:隐公九年:“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刚者,寇而速去之。君为三付以待之。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见者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乃可以逞’。从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师,前后击之,尽殪。戎师大奔。” [ ]这是中国战争史上第一次诱敌深入的伏击作战。
(三)第一次运用打敌弱点战术
西周时期虽已有了将军队区分为三个作战单位的战斗编组。但作战时通常仍是战车在前,步兵在后编为正面矩形大方阵,缓慢、整齐地向前运动,然后全军同时接战。组成大方阵的各级作战单位,并不具有战术意义,各单位指挥官的任务是维持大方阵不被破坏或在被破坏后迅速恢复队形。郑庄公首先突破这一传统模式,在需葛(今河南长葛北)之战中,将军队部署为三个能相对独立行动的战术单位,先用左、右两军投入战斗,击敌弱点,俟得手后,再将中军投入,集中全力合击敌中军。
据《左传》记载,恒公五年:“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黑肩将左军,陈人属焉。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蔡人、卫人;为右拒,以当陈人。曰:‘陈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蔡、卫不支,固将先奔。既而萃于王师,可以集事’。从之。……战于需葛。命二拒者曰:‘(旗)动而鼓’,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击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 [ ]
从战略上看,先击弱后打强的战例早已有之,据《韩非子"说林上》记载,西周初周公东征时,辛公申曾建议说:“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 [ ]。就是史载更早的先击弱后大强,但是将这一原则运用到战斗中来,则是自郑庄公开始,这是战术的一个发展。而到了春秋中期的城濮之战,这一战术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四)首先改进战车与步兵的协同作战
在春秋前期,战斗的主要形式是车战。车兵则是部队的主力,谓之“甲士”。而随着战争的不断发展,车战也要不断地发展。步兵的出现便是战争发展的需要。需葛之战中,郑庄公在战斗队形的编组上进行了改革。将通常密集配置于战车之后或战车之前的车属步兵,改为以伍为单位,分散配置于战车的左、右、后方,弥补战车于战车之间的空隙,使步兵与战车的协同更为密切,相互掩护并充分发挥长短兵器的战斗功能,以提高战斗力。后人称为“鱼丽之阵”。这是车战战术的一次改进。这种战车与步兵协同作战的作战模式一直延续到战国后期,只是车兵的主力位置逐渐地被步兵所代替,以至成为防守兵种而非进攻兵种。
(五)首次使用心理战法
从民族学和甲骨文的研究知道,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有了人披虎皮格斗的类似战法。在公元前684年的乘丘之战中,鲁公子偃第一次用虎皮蒙于战车挽马向宋军冲击,并获得胜利。而在春秋中期,晋先轸也采用此战法,使敌方战马受惊,失去控制,从而打乱其战斗队形,取得大胜。
(六)“谲而不正”的战略战术和“止戈为武”的军事思想
“谲而不正”是在城濮之战中所表现出来的战略战术,它开了兵行诡道理论的先河。晋先轸在城濮之战中所用的外交手段和战术,带有浓厚的诡诈性和欺骗性。因而,城濮之战是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是古代战争从实力制胜向谋略制胜转变的开始,其中晋军所采用的先弱后强、示利诱敌、佯退诱敌、两翼夹击以及避实击虚等战术的运用在之前和当时都是绝无仅有的。
“止戈为武”则是楚庄王提出的战争观,他说:“夫文,止戈为武。”它的提出,是从哲学高度抽象出来的,确实难能可贵,对中国古代传统军事思想的形成起过重大影响,而且到目前为止,仍影响着中国的军事建设思想,可以说是中国目前“积极防御”战略的理论基础。
战国时期的军事思想则在春秋时期的战略战术思想基础上,得到更进一步的提升,提出了更加普遍的作战指导原则,并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提出了许多精辟的战争指导思想。其实早在奴隶制时代的军事思想中就提出了若干战争指导原则,但大多属于经验型的。是较低层次的。春秋时期,对战争指导原则的认识就深刻一些了,提到了一般方法论的高度,认为战争指导是有规律可循的。《孙子兵法》在这方面成就最高,它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未战先算,伐谋伐交等原则被后人誉为 “用之则胜,违之则败”的兵经。战国时期在《孙子兵法》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加普遍的战争指导原则,表现在:
(一)“批亢捣虚”,“攻其无备”的作战思想
如何在“敌众且武”的情况下取得胜利?孙膑提出了“埤垒广志,严正辑众,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 ]的思想,并在桂陵和马陵之战中将其发挥到尽致。
公元前354年,魏国派庞涓率军八万袭赵,赵求救于齐。齐王命田忌、、孙膑率兵八万救赵。孙膑提出 “围魏救赵”、“批亢捣虚”,主张趁魏国长期攻赵大军主力外调,国内防务空虚,“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疲于内” 之际,“疾走大梁”,“冲其方虚”,[ ]使魏军回救都城,而齐军则待魏军回兵时,中途予以截击,必能取胜。这样,既解赵国之围,又可乘魏军疲惫而予以打击。田忌采纳了孙膑的意见,率军直捣大梁,调动庞涓回援,同时将主力则集结于待机地域桂陵,等魏军行经桂陵附近时,齐军一起出击,大败魏军。
(二)诡道逻辑的谋略制胜思想
“兵者,诡道也”这句著名的论断在东方军事理论中是占有很高地位的,更是使东方军事思想有别于西方军事思想的一个主要方面。这一命题完全符合战争本质特征,突出了谋略制胜的思想,突破了“仁义决战”的思想,用尽一切办法,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地不择手段地对敌人进行打击。所谓“兵不厌诈”、“兵以诈立”,无不强调兵行诡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纵观中国战国时期以后的战争史,凡用兵必用诈,其谋略层出不穷,真真假假,令敌方防不胜防。如魏军在桂陵之战之后,又发兵攻韩。韩国向齐求救。此时孙膑则通过退兵减灶,佯装败退的骄兵之计,引诱魏军孤军深入,计算其行程,于马陵道利用有利地形设伏,射杀魏军大部及主将庞涓,而后又乘胜追击,大败魏军,歼灭魏军十万余人。
这个时期无论从战争论、治兵论和用兵论上,还是研究战争的方法论上,都全面奠定了古代军事思想的基础,标志着它已基本成熟。而且战争的作战方式由单一化变为多元化,由单一车战发展为步、车、骑、水诸兵种协同作战。战斗队形由一单元密集方阵发展为多单元的方阵,能较灵活地变换队形。军队机动性大大提高,部队能够远程奔袭,深入敌境,千里杀将。而在桂陵、马陵之战中,齐军创造了我国古代战史上两个出色的机动战例,表现出很高的军事智慧和作战指导上的主动性、灵活性,成为我国古代优秀的军事艺术传统的一部分。尤其是孙膑,通过对敌情的分析、判断,准确计算,周密计划,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达到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的境界。这样的战争指挥艺术,确实是高于前人的。
(三)新作战方式的出现
战国时期的兵家及时地抓住战争和军队成份的变化,果断地改变作战方式,创造出一系列新的作战方式。这些新的作战方式具有三个特点:(1)将快速的运动性作为胜利的必要条件。步兵、骑兵的出现具备了快的条件,而相比之下车兵相形见绌。所以,各国争相将广大的步、骑兵投入战场。如魏国的武卒,轻捷利足,“日中而趋百里”;楚国军队“轻利飘速,卒如飘风”;齐步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这些军队“后之发,先之至”,机动能力很强,作战能力也很强。正因为如此,军队具有快速机动能力成为用兵之要求。(2)将骑兵作为主要兵种。骑兵的机动性更是让战车望尘莫及。孙膑说,“……用骑有十利……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故名离合之兵也”。[ ]正是因为骑兵有如此多的好处,所以骑兵就成为战国时期的最主要的兵种。(3)创立以适应步骑兵作战的作战方式。由于步、骑兵投入战场,车战逐渐消失,适应步、骑兵作战的各种作战的战术形式纷至沓来,如长途奔袭,迂回包抄、攻城等相继出现。如著名的桂陵之战、马陵之战,历史上第一次最大的歼灭战——长平之战,以及巨大的城防战一一田单反燕的即墨之战和秦攻赵的邯郸之战等,都可以说明战国时期的作战方式和战术形式进入了一个空前未有的新时期。
追击、全歼的进攻思想
由于出现了骑兵,为追击战术提供物质上的可能。而争天下的战略则要求每一次战斗最好就是全歼敌军而不仅仅是击溃。所以,追击和歼灭战思想是战国时的一大贡献。而战国时最大的歼灭战——长平之战则创下了中国冷兵器时代歼灭战最大歼敌数量的记录:
公元前260年,秦赵交兵于上党,秦用离间计,使赵王临阵换将,用赵括换回廉颇,同时,秘密起用白起为将,对赵作战。白起针对赵括轻敌鲁莽的弱点,采用佯败诱敌的策略,引诱赵军脱离阵地,然后分包围,逐个歼灭,用侧翼包抄的战术切断轻进赵军的归路,割断其与营垒留守部队及赵都主力的联系,使其断粮自乱,一举歼灭。尔后乘胜追击,歼灭赵军共计45万,创造了先秦战史上最大的歼灭战战例。
长平之战反映了战国时期的战争规模,同时也表现出当时的几个作战指导思想:一是确立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作战目标。二是强调军队的机动性,强调追击。

纵观春秋战国,其战争艺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作战指导思想由单纯拼实力发展为谋略制胜。战争规模不断扩大,一场战争要在同地区连续进行若干次战斗方能决定胜负,于是人们开始认识了战争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同时也认识了谋略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在战争中强调以智为先,谋定而动。如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就是运用外交手段,制造秦、齐与楚的矛盾,转变战略形势最后获得胜利的。这次作战,开了我国古代军事史上诡道用兵的先河。
二、作战方式由单一车战发展为步、车、骑、水诸兵种协同作战。战斗队形由一单元密集方阵发展为多单元的方阵,能较灵活地变换队形。随着作战指导思想的转变,战术运用有了极大的发展。由“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的直线缓进、正面相攻的战法,发展为机动性强的多种战法。迂回、包围、追击、奇袭、伏击、江河战斗及使用预备队扩张战果等,均已成为常用战法。城池攻守作战的战术、技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如《墨子》中《备城门》等十一篇所记城市防御体系和城池筑城体系;工事设施、障碍配系、守城战具、兵力部署和针对攻城战法提出的守城战法等,整个冷兵器时代,没有超出战国时期的范围。
三、战争理论由开始形成发展日臻繁荣,相继产生了一批对后世影响巨大的经典著作,如《孙子兵法》、《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和《六韬》等。它们在哲学思想上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辨证法的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多是建立在“民本”主义基础之上;在战争观、过件战略、作战指导、军队建设等方面,都有极为精辟的、至今仍有生命力的论述。如“重站”、“慎战”、“以战止战”,“兵之胜败皆在于政(治)”和“众所助,虽弱必强”等战争观;“不战而屈人之兵”,“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和强调“道胜”、“威胜”的国家战略思想;以诡道用兵,强调“知己知彼”、“知天知地”和“尽敌为止”的歼灭战思想等的作战指导思想,乃至“兵之胜在于篡卒(精选之卒)”等精兵主义的军队建设思想,等等,不仅代表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理论的发展水平,而且已经成为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战争艺术并没有成为过时的文化而遭到淘汰,相反,因为其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在现代军事领域仍有着很强的生命力,甚至仍在不断地发展。特别是《孙子兵法》中的很多有着朴素的辨证思想的理论,至今仍在世界各国的军事殿堂上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如海湾战争中,联合国军队总司令克拉克将军甚至要求每个营以上级的军官身上带着一本《孙子兵法》的英译本。而《孙子兵法》中所提到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国家战略思想也在现阶段被世界军事战略家所重视。《孙子兵法》认为:“凡用兵之道……百战百胜者,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 ]他的这一论断充满了辨证的思想,是在充分吸收和总结前人的思想和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楚庄王“止戈为武”思想的影子,还有周武王 “善战不斗”,管仲“至善不战”的精神,从而发展成为东方军事理论中关于国家战略的核心思想。可以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国家战略中至高无上的境界。然而,西方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却在《战争论》中说:“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有些仁慈的人,可能很容易认为,一定有一种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伤亡就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或打垮敌人,并却认为这是军事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这种看法不管多美妙,却是一种必须消除的错误思想”。[ ]可见,两者在总体上形成对立。我们且不论两者孰优孰劣,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现阶段,有核国家对无核国家形成的一种战略核优势,便可以使到两国在交战中或者在国家军事战略斗争中处于一种极不对称、不平衡的状态。正是基于这种不对称与不平衡,无核国家无法有效地对抗有核国家毁灭性的打击,从而在战略上处于完全下风。这种情况,与孙子提倡的以“霸王之兵”而“威加于敌”且与敌军力量对比上达到“以镒称铢”的思想几乎完全吻合。可见,“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思想是有其一定的真理性和现实指导意义的,对今天的现代战争仍具有相当的影响。
总之,从中国战争发展的进程来看,夏商周以至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战争向封建社会战争的转型期,也是中国古代战争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所表现出来的战争艺术,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朵奇葩。
注释:
[ ] 孙子兵法[M].民族出版社,2000
[ ] 转引自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M].中华书局,1979
[ ] 孟子[M].影印本
[ ] 左传[M].影印本
[ ] 左传[M].影印本
[ ] 左传[M].影印本
[ ] 韩非子[M].影印本
[ ] 孙膑兵法[M].民族出版社,2000
[ ] 孙膑兵法[M].民族出版社,2000
[ ] 孙膑兵法[M].民族出版社,2000
[ ] 孙子兵法[M].民族出版社,2000
[ ]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M]译文出版社,1982
参考文献:
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话[M].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
《中国古代战争战例选编》编写组.中国古代战争战例选编(第一册)[M].中华书局,1981
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M].中华书局,1979
宋杰.先秦战略地理研究[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孙武.《孙子兵法》[M].民族出版社,2000
孙膑.《孙膑兵法》[M].民族出版社,2000
左丘明.《左传》影印本
《国语》影印本
诸葛亮.《心书》[M].民族出版社,2000
刘基.《百战奇略》[M]. 出版社,2001
A"H"若米尼.《战争艺术概论》[M].译文出版社,1982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M]译文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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