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则圳：孟荀哲学中的“规矩”譬喻
“无规矩不成方圆。”规矩不仅是中国古代工匠劳动智慧的结晶，也是古圣先贤哲学讨论时常用的譬喻。然而，正如《淮南子·齐俗训》所言：“若夫规矩钩绳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规和矩本来只是校正圆形与方形的两种器具，如何运用“规矩”来进行譬喻说理，仍然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作为先秦儒家发展之两翼的孟子与荀子，就是善于运用“规矩”进行譬喻的典型。

孟子：追求人伦之极致

孟子关于“规矩”的讨论，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离娄》开篇所言：“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在《春秋繁露·楚庄王》中，董仲舒将这段话演绎为：“虽有巧手，弗修规矩，不能正方员。虽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虽有知心，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则先王之遗道，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孟子认为，诸侯在表面上具备“仁心”与“仁闻”，主观上也具有平治天下的愿望，但是未能实质性地增进人民福祉，究其原因是未能像尧舜一样广施仁政。一直视圣人为“百世之师”的孟子，正是通过将规矩与先王仁政之道进行类比，凸显圣人政教的典范意义。

不仅在政治领域，孟子还重点在个人修身领域以“规矩”譬喻，主张对圣贤境界的追求。对“人”的定位是孟子思想体系的逻辑出发点。一方面，孟子通过“人禽之辨”强调人相较禽兽而言具有仁义礼智四端之心，因此人能过有道德的生活，从而突出了人之为人的绝对优越性。另一方面，孟子说：“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规矩象征着一种极致。如果说规矩是方圆的极致，那么圣人就仿佛规矩一样，不仅是人伦之至者，更是仁义礼智之德的最具足者，人应当向着这种极致努力。孟子素来主张“圣人，与我同类者”“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圣我之辨”，说明每个人皆与圣人同类，从而彰显了人在追求成圣成德方面的普遍平等性。孟子的“主体定位观”，揭示了人存在于禽兽与圣人所构成的两极张力之间。因此，如何避免沦为禽兽，并朝向圣人境界不断努力，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实践课题。

在孟子看来，道德境界的养成，其根本动力是个体内心对仁义之道的孜孜以求与躬行践履。孟子说：“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如果说工匠的法度是规矩，那么学者的法度则是仁义之道。问题在于，下学的外在规矩准则可以通过传授而实现普及化，上达的仁义之道却并不能通过简单的技巧来传授，而全在于个人体悟。正如东汉时期孟学大家赵岐所说：“规矩之法，喻若典礼，人不志仁，虽诵宪籍，不能以善。”一个熟谙规矩法度却心怀叵测的人也会作出不善之举。孟子正是通过规矩之喻鼓励人们为学求道，行善为仁，培养理想道德人格。与依赖外力相比，最根本的是要靠自身去找寻，付诸行动，永不懈怠，方能有所收获。职是之故，孟子主张通过扩充四端、居仁由义、养浩然之气等修养工夫，使得个体所本具仁义之心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那样，渐次扩充开去。人与禽兽的“几希”之别逐渐扩大，人与圣人的差距也逐渐缩小，最终使得浩然之气“塞于天地之间”，挺立起道德主体的圣人气象。


荀子：依循礼制之规范

与孟子强调“规矩”所蕴含的极致义不同，荀子更为注重“规矩”在群体政治生活中所象征的规范义。荀子说：“故绳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规矩者，方圆之至；礼者，人道之极也……故学者，固学为圣人也，非特学为无方之民也。”孟子高扬性善论的大旗，荀子则通过“性伪之分”主张人性中本无善质，人的天性始终处于自然而然，甚至易流于恶俗的状态。加之人是社会性的存在，当面对物质资源有限的社会状况时，争夺必然发生，进而导致社会走向“偏险悖乱”。圣人因此通过“制礼”合理统筹社会资源，满足不同社会层级的需求，以避免此种情势的发生。所以，荀子主张人需要通过后天学习圣王礼义的“积伪”过程，以达到圣人境界。在荀子看来，规矩、绳墨、权衡等好比正国正身的外在礼义规范。他正是借由这种规范意义来论证礼制对于政治生活的合理性，并以此主张人积伪学礼以成圣的必要性。可以发现，与孟子注重个体的修身问题不同，荀子在讨论“规矩”时更为注重社会化的人群，即人的社会性。其“人能群，禽兽不能群”的人禽之辨观点也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荀子说：“故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纵性情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有人通过后天的“积伪学礼”而做到积善不息、参于天地，因而被称为圣人；有人却放纵情性，缺乏后天的学习而沦为小人。因此，凡人只要通过后天对于礼义规范的努力学习，一样具备成为圣人的可能性。这就是荀子“涂之人可以为禹”的观点。

“涂之人可以为禹”，使人联想到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清儒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中认为：“涂之人可以为禹，即孟子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但改尧舜为禹耳。”细绎二者，荀子并非只是简单地将尧舜更换为禹。孟子认为，无论圣凡皆本具四端之心以及扩充善端的能力，但是圣人的善心能够较好地存养，而凡人“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其本心往往处于放失状态，无法将其本具的善性完满地发显出来。荀子则强调途之人“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这种“质”与“具”指人心具有认识礼义规范并且专心为学、积习礼义的潜能。严格地说，荀子认为人性中并没有确切的善的内容，他将善归于后天学习的结果。孟荀都主张人性是生而平等的，也各自昭示出一种凡人成圣的可能性。但是对于孟子而言，善在人性中是固有且实存的，人守护好“本心”并且努力“扩充”这种善性，就是做人最大的“规矩”与本分。这不仅是人的自然，更是人之所当然。荀子则重在指出人性中具有认识善的潜能，而激发这种潜能需要外在的礼义规范来引导。于是，他主张人要通过长期且专一的“积伪”活动，加强对于外在规范的学习与依循，将自身实现“仁义法正”的潜能发挥出来，从而构建起一个具有公序良俗的美好社会。由此可见，《荀子》全书以《劝学》开篇，未尝没有深意存焉。

在哲学讨论中，譬喻的好处在于运用广为大众熟知的物象，以简易直截、生动形象的方式阐理明道。西汉儒者刘向在《孙卿书录》中说：“孙卿道守礼义，行应绳墨，安贫贱。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孙卿后孟子百余年，以为人性恶，故作《性恶》一篇以非《孟子》。”细思孟荀关于“规矩”的不同譬喻，我们可以发现它构成了理解孟荀哲学同异，乃至处理“统合孟荀”问题的枢机性概念。在现代科技愈加广泛而深刻地介入乃至形塑大众生活方式的今天，我们应当如何汲取古典资源，既保有赤子之心又严守规矩，从而更加“从心所欲不逾矩”地生活？孟子与荀子的相关讨论，无疑提供了深层次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