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权力、政治、结构：重释美国大战略的演化逻辑与历史周期（中）

四、三个“75年”：重释美国大战略演化的历史周期

在重构美国大战略演化逻辑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文还致力于运用“权力—政治—结构”框架重释美国大战略的变迁进程，从而一方面对该分析框架进行检验，另一方面为理解当下美国大战略转型的性质奠定基础。概言之，按照这一框架，美国大战略的演化将被重划为三个历史长周期，其中每个周期存续的时间恰好大约为75年，这就表明任何一项美国大战略都有着跨度相似的生命周期，这一规律的得出得益于对这一框架内权力、政治和结构三个核心变量互动逻辑的阐释，而其中最根本的是美国权力的变迁从弱势到崛起再到强势的生命周期历程(权力弱势期约75年、崛起及强势期合计约150年，这就解释了为何美国大战略在迄今为止的三分之二历史时期内呈现出扩张型的战略底色)。基于此，本文所重释的美国大战略演化历史周期分别为：(1)权力弱势—收缩底色下由国际体系多极结构塑造的孤立主义大战略周期(1789～1864)；(2)权力崛起—扩张底色下由国内政治零和博弈塑造的现实主义大战略周期(1865～1940)；(3)权力强势—扩张底色下由国内政治正和博弈塑造的自由主义大战略周期(1941～2016)。

(一)孤立主义大战略周期(1789～1864)

J789年，随着美国绝大多数州先后通过了1787年宪法并于当年4月支持乔治·华盛顿出任第一任总统，联邦政府正式成立，其内政外交政策也随之逐步形成。就当时美国的大战略选择而言，华盛顿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孤立主义原则。该原则意味着美国要避免卷入与其他国家的联盟，尤其要避免陷入欧洲大国纷争。在这一大战略取向看来，任何联盟都会将美国拖进不必要的战争，从而导致庞大的战争开支并极大损害这个新生国家的财力，甚至危及国家的生存。孤立主义的大战略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华盛顿的《告别演说》中：“我们处理外国事务的最重要原则，就是在与它们发展商务关系时尽量避免同它们产生政治联系……欧洲经常发生争执……与它们的政治兴衰人为地联系在一起是不明智的……我国独处一方、远离他国，这种地理位置允许并促使我们奉行一条超然的路线……依照自己的利益做出独立的选择。”(22)

在华盛顿确立的这一大战略指引下，立国初期的美国始终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发展和大陆扩张上，谋求国家整合与民族认同。结果是，孤立主义原则在美国外交实践中的主导地位一直持续到南北战争结束。尽管在此期间美国国内党派政治逐渐兴起，不同派别的政治精英在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上意见纷纭，但这个年轻的合众国严格遵守着孤立主义大战略原则，极力避免由于联邦党人亲英或反联邦党人亲法等，而使美国走入与这些大国的同盟，最终卷入欧洲的地缘政治斗争。

上述史实表明，美国在其立国之初的权力弱势期内，处于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边缘的事实对其大战略选择造成了三方面重要影响：首先，权力要素的制约使美国大战略形成了收缩底色，其首要任务是国内发展和大陆扩张；其次，美国大战略的选择空间有限，只能在孤立主义与依附式地同欧洲大国结盟间进行权衡；第三，权力的弱势使国内政治因素对美国大战略选择的影响从属于国际体系压力，这成为国内不同政治派别能够就外交问题达成原则共识的根本原因。在国际体系结构塑造这一时期美国大战略形态的背景下，孤立主义而非与大国结盟之所以能成为美国的大战略选择，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世界正处于以欧洲为中心的多极格局之下，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等大国竞相角逐体系的主导权，这就赋予美国置身事外的有利条件，孤立主义因此成为其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基于此，这一阶段美国大战略演化的逻辑可以总结为：在权力弱势—收缩底色下由国际体系多极结构塑造出了孤立主义的大战略形态。

当然，为进一步厘清这一时期美国孤立主义大战略的逻辑，“权力—政治—结构”框架还需要回应两个重要问题。首先，历史学家在探讨该阶段美国外交的孤立主义取向时，往往会强调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殖民地的历史经历以及在独立过程中形成的摆脱宗主国统治的独立精神，连同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对于联盟的批判态度等给美国带来的深刻影响。(23)毫无疑问，这些因素在孤立主义大战略生成的过程中都发挥了作用。然而归根到底，这些因素得以产生影响的前提依然是“权力—政治—结构”框架强调的美国自身权力变迁所处的阶段以及相应的国际体系结构。在这两个核心变量决定了美国大战略底色并塑造了其形态后，上述因素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如果颠倒了这种逻辑关系，就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

其次，1823年“门罗主义”的提出是否违背孤立主义原则？19世纪20年代初，由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组成的“神圣同盟”企图干涉拉丁美洲独立运动，英国也趁机向拉美扩张。1823年12月2日，时任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在致国会咨文中提出“门罗主义”，即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和欧洲在美洲的殖民地，欧洲也不能干涉美洲事务和在美洲进行新的殖民扩张，由此形成“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理念。(24)然而“门罗主义”自提出后的近半个世纪里，在外交上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美国也没有力量对此进行实践。在欧洲看来，“门罗主义”的内容“触怒了主要大国的国务家们……欧洲各国拒不承认其合法性。”(25)在国内，门罗主义并未成为美国外交的指导原则。无论是英国在1833年夺取福兰克群岛并开始在中美洲殖民地进行扩张，还是法国于1838年炮击墨西哥港口的做法，都没有招致美国的反制。“直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的政治家才开始借门罗主义排斥欧洲强权对美洲的干涉。”(26)

(二)现实主义大战略周期(1865～1940)

以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1867年阿拉斯加购买后完成大陆扩张，以及在资本主义世界迅猛爆发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扮演领头羊角色等为标志，美国不仅实现了真正的国家统一、成为横跨两洋的洲级大国，还驶入了工业化的快车道。这些事实表明，美国已走出权力弱势阶段，进入权力迅速崛起时期。基于此，“权力—政治—结构”框架认为美国大战略的底色自19世纪60年代中期起已转变为权力崛起背景下的扩张。在此期间，美国于1866～1868年建立起了自己通往亚洲的“公路”，即在加勒比海地区获得了海军基地，并于1869年拿下了巴拿马运河的建筑权。(27)在太平洋，美国于1867年占领中途岛，1875年占领夏威夷以西的布鲁克斯岛，1889年获得阿留申群岛和萨摩亚岛。(28)按照“权力—政治—结构”框架，在权力崛起这一基础性变量决定美国大战略的扩张底色后，其在实践中的形态主要由国内政治博弈塑造。因此，对于该阶段美国国内政治演变的分析是理解其大战略演化逻辑的核心。

19世纪后期，与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并开始海外扩张同步，美国国内以内战结束为标志，正式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共和两党制政治模式。在贫富差距日益增大和阶级、种族矛盾快速积累的新背景下，美国社会的分裂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分裂社会的现实反映到政治和外交层面，便出现东北部与西部联合对抗南方的政治联盟格局，形成了美国共和党“一党独大”和民主、共和两党“非对等极化”的零和博弈政治结构。其中，代表东北部工商业、金融和西部出口农业利益的共和党始终占据政治主导地位，而代表南方种植业利益的民主党则处于少数地位。在从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到1932年罗斯福当选总统的半个多世纪里，只有三位民主党人问鼎白宫宝座，并且威尔逊的胜利还得益于共和党出现短暂内斗这一偶然因素。(29)

国内政治联盟连同政党力量对比形成上述格局的结果是，面对19世纪后期开始的与欧洲列强围绕安全、殖民地和经贸等展开的大国战略竞争，美国的现实主义“旧式外交”——包括大规模扩建海军、积极进行海外扩张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反映的是共和党及其代表的东北部—西部政治联盟的利益。(30)就东北部而言，制造业巨头及金融和商业集团都致力于进一步打开拉美的广阔市场以出口工业产品、拓展经济活动。就西部而言，以农业和畜牧业为核心的产业出于扩大自身具有优势的农产品的海外出口这一考虑，以及太平洋沿岸所拥有的天然造舰优势，使得这一地区同样支持现实主义扩张战略。与上述政治联盟的利益诉求相反，美国南方以种植业为主的社会力量及其代言人民主党极力反对同欧洲大国的战略竞争，因为其引发的美国军费开支迅速增加，会使南方成为国内“转移支付”的受害者。在贸易政策上，由于东北部的新兴制造业和西部落后的农业产业都面临来自欧洲主要大国的激烈竞争，因而代表这些地区利益的国会议员普遍主张采取保护主义，甚至不惜发起对欧关税战以保护国内产业。就南方而言，由于该地区生产的棉花等经济作物主要面向的是欧洲市场，与欧洲大国的贸易互补性很强，因而代表南方利益的民主党政客纷纷倾向于自由贸易。(31)

在东北部—西部政治联盟及其代言人共和党主导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背景下，美国的现实主义大战略成为这部分国内利益的反映，并且其建立在牺牲南方利益的基础上，是民主、共和两党及其背后两个政治联盟零和博弈的产物。例如在1898年吞并夏威夷的军事行动中，东北部—西部政治联盟主要基于如下战略考虑：打造一支深蓝海军可以保护美国在海外不断扩展的经济利益，而夏威夷作为太平洋中部的小型群岛不仅可以作为本土以外最重要的海军基地，还可以发挥美国向海外投送力量过程中不可替代的补给站和装煤港等战略作用。(32)又如，在贸易政策上，东北部—西部政治联盟力主对欧洲推行保护主义政策的结果是，从19世纪末一直到1929～1933年大萧条期间，美国的工业制成品平均关税税率达到44％，远远高于欧洲主要大国的关税水平(如英国的0、德国的13％和法国的20％)。(33)面对这一不利于自身的关税政策，来自南方的国会议员曾多次尝试联合西部各州使政策朝着自由贸易的方向调整，但利益的差异使这种努力无一例外以失败告终。(34)此外，这一时期尽管曾有异常热衷于自由主义、多边合作及国际制度的民主党总统威尔逊在美国于一战后已经走进世界权力中心的情况下做出运用美国的价值理念改造国际体系的努力——如推动建立国际联盟、提出集体安全理念和国际法原则，但正是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结构性制约，才使威尔逊的自由主义理想始终停留在思想和理念层面，并未转化为美国实际的大战略选择。

综上所述，在从1865年内战结束到决定性地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大约75年的历史区间里，美国大战略从孤立主义转型为现实主义的演化逻辑为：权力的迅速崛起赋予美国几乎免于受到国际体系结构制约的空间，国内政治博弈的影响随之外溢到外交政策领域，使美国大战略成为其内政的延续。在此过程中，由于美国国内形成共和党一党独大和两党“非对等极化”格局，美国以大规模海外扩张、大举扩建海军、同欧洲进行战略竞争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等充满现实主义和权力政治色彩的大战略选择，成为共和党及其代表的东北部—西部主导性政治联盟对外战略利益的体现，并且这一战略选择是以牺牲民主党及其代表的南方政治联盟的利益为代价的，是国内政治零和博弈的结果。因此，理解这一时期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过程及其本质是厘清其大战略演化逻辑的核心线索。

(三)自由主义大战略周期(1941～2016)

当美国于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义无反顾地投入和领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并于战后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时，其权力的变迁随之从崛起阶段迈入强势阶段。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不仅国际体系结构赋予美国大战略更为广阔的空间，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也离不开其发挥领导作用。因此，与其说这一时期美国大战略的选择受到国际体系结构的制约，不如说国际体系如何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美国大战略的演化。基于此，按照本文的“权力—政治—结构”框架，美国在成为超级大国后的这一新的权力强势阶段，其大战略选择同样将取决于国内政治格局的演变及其博弈性质。

二战期间，随着国内军事开支的成倍增长、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和工业化的持续推进，美国国内政治经历了一轮史无前例的深刻重组。其中，东北部作为美国的工业和经济中心，已发展为全球经济技术最为先进和发达的区域。因此，从新英格兰地区到中大西洋地区再到五大湖区的广袤区域，纷纷转型成为对外经济扩张的主要受益者。(35)在东北部的工商业和金融利益集团看来，确保维护自身迅速扩张的海外经贸和投资利益的最佳战略，就是推动政府持续扩大军费、加深与美国盟友的协调以及开展多边国际合作，保护海外市场免于苏联及其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和意识形态威胁。同时，美国还需要有效发挥在国际制度中的主导力和价值观影响力，增强霸权的制度与合法性基础，有效遏制苏联。就南方而言，除贸易利益外，由于在二战时期该区域已转型为新兴军工产业基地和罗斯福所称的“民主国家兵工厂”，因而其已不再是国内军费开支“转移支付”的受害者，反而是最大获益方。在新的利益驱使下，南方自然而然地开始支持美国军费的大幅增长、加速海外扩张并扮演全球霸权角色。

由是观之，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重组深刻影响了美国国内的博弈结构，进而决定性地塑造了其大战略的新形态。在这一轮由大萧条推动的重组中，民主党势力范围从南方迅速扩展到东北部，彻底改变了此前的共和党“一党独大”的模式，形成了两党“分庭抗礼”新局面。(36)以此为基础，美国形成了一种新的以跨党派的东北部—南方联盟为主导的政治格局，政党政治博弈随之转变为以“对等合作”为特征的正和博弈模式。基于此，两党围绕美国大战略的制定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共识，其中最重要的包括以下四点：(1)确保美国的军费开支持续增长、军事技术保持领先、军事力量日益强大；(2)推行自由化的贸易政策与国际化的金融政策；(3)以全球盟友体系为依托，兑现日益广泛的海外承诺，并通过强有力的对外干涉保护美国的海外利益；(4)以国际制度与多边合作为积极抓手，构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上述四点共识构成了美国肇始于罗斯福时代的自由主义大战略的核心，因为其符合民主、共和两党及其背后主要政治联盟的利益诉求：在二战期间及其后的美国全球战略利益扩展和与霸权地位稳固过程中，东北部工商业和金融集团从国际贸易、海外投资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主要支柱的世界货币和金融体系中获益巨大，而南方种植园经济和军工产业则通过贸易扩张和军费开支的大幅增长同样获取了巨大利益。因此，美国的自由主义大战略与国内主导性政治联盟的利益关切实现了一种高度契合的内外联动，推动了这一战略的持续有效运转。也正是美国国内变化了的政治博弈结构使其大战略彻底告别了共和党主导时期基于两党零和博弈的现实主义取向，根据新的国内主导性政治联盟的核心利益过渡到了基于两党正和博弈的自由主义阶段。因此在“权力—政治—结构”框架看来，只要美国经济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而权力地位处于强势和持续领先的地位，国内的自由主义大战略政治联盟及其正和博弈态势就会稳固地处于政治主导地位，以对这一战略形成强有力的支撑，使之不会因为国际体系结构的深刻调整——从两极格局到“单极时刻”再到“一超多强”——出现重大变化。

综上所述，“权力—政治—结构”框架清晰地揭示出为何美国的自由主义大战略能够从冷战时代延续和穿越至后冷战时代，也表明无论是冷战时期对苏联的遏制战略，还是后冷战时代克林顿政府的“参与一扩展”战略、布什政府的全球反恐怖主义战略以及奥巴马政府的全球再平衡战略，本质上均为美国自由主义大战略的具体表现。(37)它们的目标都是维护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背后的逻辑也无一例外地植根于美国权力处于强势周期、大战略底色为扩张的前提下，国内政治中的跨党派主导性联盟所进行的符合其共同对外战略利益的正和博弈之中。

五、自由主义的退潮与美国大战略新周期的开启

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以“反建制”个人标签与竞选理念成功入主白宫，并在执政后将这些理念应用于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在外交上，“反建制主义”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出“美国优先”原则，将增进美国短期的、现实的和具体的利益——而非二战结束以来以强化全球盟友体系、维系国际领导力及保持国际秩序稳定为代表的长期的、抽象的和宏观的利益——作为对外政策出发点。二是坚持本土主义和保护主义等在自由主义看来十分狭隘甚至偏激的政策理念，对经济、移民等领域的全球化进程及自由贸易持批判立场。三是排斥二战后建立并成为美国霸权支柱的国际制度和多边主义，认为联合国代表的国际组织、多边制度安排及全球治理增加了美国的外交成本、有损其国家利益。(38)上述政策理念及实践已被学界公认为是对美国自罗斯福以来形成的自由主义大战略传统的背离，以及向普遍意义的民族国家行为的靠拢。(39)问题在于，这一转变究竟是一种短期的异常波动，还是代表中长期意义上美国大战略周期性拐点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