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对乔伊斯的叙述手法有了初步了解之后，我们就要注意乔伊斯运用丰富的典故和引喻。
引喻常常与地点和历史有关。如描写布卢姆回家（在《伊大嘉》一章），就需要有与之有关的特殊的信息。如在《游岩》一章中，乔伊斯为了精确地描写中午在都柏林街头过往的行人的情况，他面前放着一张地图，一把尺和一个秒表。这样仔细的描述有助于读者了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都柏林的各种人物，也有助于我们了解爱尔兰历史，进而了解乔伊斯作品的深刻内涵。
文学的平行类比是乔伊斯组织素材并赋予其普遍的典型意义的重要手法。在《尤利西斯》中，一种细腻的象征以及平行类比就起了使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中这一作用。乔伊斯把布卢姆比作《荷马史诗》中的英雄，这意味着布卢姆的斗争和挫折主要是每个人的斗争和挫折，虽然这些事情只发生在爱尔兰首都一九〇四年六月一天的特定时间和地点的框架之中。乔伊斯往往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和一个看上去是微不足道的突发事件联系在一起，这为的是使这些具有普遍性的事情在一切时间和对所有人都具有意义。
乔伊斯的象征手法有一部分是从传统继承而来的，而另一部分则是他的创新。他的创新就在于他把传统的相应类比的东西引申和扩展到现代生活的具体细节，从而达到启示的效果。
现代主义看来是一种极端的试验，但它却能忠实地表现人们零碎思想和感情以及那短暂的情感和冲动，从而构成了人物的整个内心世界，事实上它是高度模式化和统一的比喻和象征。
汤姆斯·迈克格里维对《尤利西斯》有下面一段评论：


因为《尤利西斯》是一座地狱。就像荷马让尤利西斯在希腊神话的地狱中游荡，维吉尔则让伊纳斯在罗马神话的一座地狱中游荡，所以但丁自己就在中世纪基督教想象中的地狱航行，同样，乔伊斯也让他的英雄通过现代主观想象的地狱。


《尤利西斯》就是通过这种类比的模式揭示爱尔兰国内状况的深刻内涵——她被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势力出卖。外来的英国人霸占着爱尔兰，坐落在奥康内尔街圆柱上的独眼纳尔逊塑像（英海军上将）就是英帝国的象征。她被教会和那些民族主义分子从内部出卖，就像在那洞穴似的酒吧里的独眼巨人那样的民族主义分子，也像那些把她的马卖给敌人的人（像博伊兰的一家）所出卖；被那些出卖她的艺术灵魂的人所出卖（就像斯蒂芬被引诱去做的，还有《都柏林人·死者》中的加布利埃尔·康洛伊），像巴涅尔这样有远见、有献身精神的领袖被内部的分裂主义者出卖；她也被那些自称爱国者和狂热的革命者所出卖，就像那个莫名其妙地仇视英国的“市民”和那些在报社工作的、把爱尔兰理想化的那些感情用事的人，他们对爱尔兰过去的文化充满着荣耀感，而对人类当前生活的要求却无动于衷；她也被那些在都柏林妓院出卖她的年轻妇女的人所出卖。
假如说爱尔兰被出卖，那么布卢姆的家也是如此，他的家庭在宏观上反映了国家的全貌。布卢姆的家被奸夫所篡夺，就像爱尔兰被英国所篡夺，也像夏娃被蛇（撒旦）所出卖，摩莉好似被撒旦引诱的夏娃。摩莉和博伊兰的私通使布卢姆的家庭遭到破坏，人们可以看到这个家是被外部入侵而破坏的。但这种结局也是布卢姆自身造成的，是他的理想主义，对摩莉过分的冷淡，对生育子女的要求方面退缩造成的……这些平行类比和象征表现了乔伊斯对当时的政治所持的批评态度。这就是他既不和爱尔兰民族主义结盟也不和英国的体制为伍的原因所在。
《尤利西斯》的结构是多层次的，其中基本的构架是《荷马史诗》。小说每一章都以史诗中的人物和事件作标题，并与史诗中的人物有关。除头三章外，其他章还和人体器官和部位相联系，所涉及的器官如肾脏、生殖器、心脏直至肌肉构成了人的整体。每章还涉及不同的学科如神学、历史、语言学以及生物、巫术、航海等，它们构成了人类知识的总和。这样的结构既保证了故事的完整性和整体性，也展示了其中强烈的象征和深刻内涵。
整个故事还包含有但丁《神曲》的结构。书的中心部分好似一个螺旋，沿着现代非现实世界向下旋转，沿着报社、图书馆、酒吧和其他场所前进，最终到达夜城妓院——二十世纪地狱的底层。
为了了解小说的内涵，我们还需要对乔伊斯写作的时代，政治和文学背景有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