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亚里士多德到文艺复兴

  公元前五世纪末，斯巴达人攻陷了雅典，这个希腊哲学和艺术的发祥地迅速失去了政治霸主的地位，雅典精神的活力也随之消退了。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处死时，雅典的灵魂也变得奄奄一息，只在他的得意门生柏拉图身上有过短暂的苟延。公元前338年，马其顿的菲利普在凯洛尼亚城打败雅典人。三年后，亚历山大又一把火将宏伟的底比斯城烧成废墟。虽然品达罗斯的故乡得以存留下来，但它远远掩盖不了一个事实，即雅典在政治和思想上的自主地位已经一去不返了。来自马其顿的亚里士多德对希腊哲学的垄断，表明希腊在政治上已经屈从于强大的北方民族。

  亚历山大之死(前323年)加速了这一进程。虽然这位年轻的皇帝经受过亚里士多德的教诲，但仍然野性未泯。尽管如此，他却知道希腊文化的重要性，并梦想着用他所向披靡的大军把这种文化传播到东方，希腊商业的发展和希腊贸易点在小亚细亚的大量涌现，为希腊帝国占领这一地区打下了经济基础。亚历山大希望希腊思想就像希腊商品一样，从这些人头攒动的贸易点向四方辐射，并征服世界。但是他低估了东方思想的抵抗力，也低估了东方文化的深度与广度。要用希腊文化这种不成熟、缺乏根基的文明来取代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另外一种文明，无异于一个幼稚的梦想。就在亚历山大为自己的胜利自鸣得意的时候，他已经被东方思想征服了，他娶了大流士三世的女儿(还有别的女人)，穿戴起波斯样式的王冠和王袍，并将东方的君权神授观念引入欧洲。最后，他举行了盛大的东方仪式，向怀疑上帝的希腊人宣布他就是上帝。希腊人在惊讶之余一片哄笑，亚历山大却自我感觉良好，暴饮而亡。

  当东方灵魂渗入希腊统帅疲惫的身体时，东方的偶像和信仰也沿着这位年轻的征服者开辟的通道涌入希腊。东方思想如决堤的洪水般涌向尚未成熟的欧洲心灵的低地。迷信在希腊贫民中传播开来，东方的超然与忍让在颓废的希腊找到了一片沃土。由腓尼基商人芝诺介绍到雅典的斯多葛哲学(约前310年)，只是东方思想大量涌入的一个例子。无论是不计得失的斯多葛哲学还是以享乐来忘记烦恼的伊壁鸠鲁哲学，都是苦中求乐的理论。

  希腊人对这些伦理中的天然对立面并不陌生。阴郁的赫拉克利特和“快活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就体现了这些对立又统一的道理。同样，苏格拉底的门徒也分为两派：一是以安提西尼为首的犬儒学派，主张淡泊；二是亚里斯提卜领导的昔兰尼学派，主张享乐。这些主张几乎都是外来的，雅典这位主人并不欢迎它们。但是，当希腊看到特洛依淹没在血海之中、底比斯化为废墟以后，它的注意力转向了第欧根尼。当雅典往日的光辉消退之后，它对芝诺和伊壁鸠鲁也言听计从了。

  芝诺的淡漠哲学的基础是一种命定论。他之后的斯多葛学者克里西波斯发现，这种命定论与东方的宿命论如出一辙。有一次，一个奴隶犯了错，对奴隶制不满的芝诺要用鞭子抽他，这个奴隶为了逃避惩罚，就申辩说，根据主人的哲学，他犯这个错误是命中注定的。芝诺以哲人的镇定态度回答说，根据同样的哲学，自己为了这件事揍他也是命中注定的。叔本华认为以个人意志抵抗普遍意志是徒劳的。同样，芝诺认为对生活惟一合理的态度是清心寡欲，因为生存斗争是注定要失败的，既然没有胜利的可能，不如索性对胜利不屑一顾。使内心获得平静的诀窍，就是不要强迫我们的成就满足我们的欲望，而要降低我们的欲望使之符合我们的成就。罗马的斯多葛学者塞内加说，“如果你不知足，就算你拥有整个世界，也会觉得一无所有。”

  这种哲学应该有一个与之匹敌的对手，于是伊壁鸠鲁就应运而生了，尽管他像芝诺一样在生活上是个禁欲者。据费奈伦说，伊壁鸠鲁买下一座漂亮的花园，在里面耕种。他在那里创办了一所学校，和弟子们惬意地生活在一起，在漫步和劳动中对他们进行教诲。……他对所有的人都很和气。……他认为，最高尚的事莫过于献身哲学。他认为，清心寡欲是不可能的，快乐是生活惟一的目的，虽然它不一定是肉体的享乐。“大自然促使每一个生命体首先追求自身的快乐。”——甚至禁欲主义者也从超凡脱俗中感受到了一种微妙的快乐。“我们没有必要回避快乐，但我们必须对它进行选择。”但是，伊壁鸠鲁并非享乐主义者。他提倡的是理智的快乐而非感官享乐。他告诫世人，不要让快乐和激动去骚扰灵魂，而要让快乐使灵魂得到安宁。最后，他主张不要追求一般意义上的快乐，而要努力追求恬静、超然的境界和内心的和谐。这一切与芝诺的“淡泊”并没有多大区别。 

  公元前146年，侵扰海拉斯的罗马人发现两个对立派别垄断了哲学世界。由于没时间也没耐心进行思考，他们就把这些学说连同别的战利品一起带回了罗马。天生的奴隶和伟大的统治者都有禁欲主义倾向，而多愁善感的人既当不好主人，也当不好奴隶。所以，罗马哲学基本上和斯多葛学派相类似，皇帝马可·奥勒留和奴隶爱比克泰德都持这种观点。甚至连卢克莱修在谈论伊壁鸠鲁主义时，持的也是禁欲主义立场，并且以自杀结束了他关于享乐的庄严布道。他的宏伟史诗《物性论》也像伊壁鸠鲁那样，用赞美的口吻对享乐进行了责难。他大概和凯撒、庞培是同代人，经历了骚乱和惶恐，他那支颤抖的笔一直在渴望着安宁与和平。人们把他描绘成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他的青春受到了宗教的压抑。他喋喋不休地告诉读者，除了人世间，再没有别的地狱；除了生活在伊壁鸠鲁花园里那些文雅、独立的人，再没有别的神仙与上帝。为了反对在罗马人民中风行的对天堂及地狱的信仰，他提出了冰冷的唯物论。灵魂随着肉体的诞生而诞生，随着肉体的成长而成长，因肉体的病痛而苦恼，并随着肉体的消亡而消亡。这个世界除了原子、虚空和规律，别无他物，而无所不在的变化与分解则是规律中的规律。

  这种变化包括天体的演化和分解，也包括物种的起源和灭绝。

  远古时代，地球曾想产生许多怪物，……有的没脚、有的没手、有的没嘴、有的没眼……形形色色的怪物……地球都生产出来了，但最终却放弃了，因为大自然限制了它们的增长，它们找不到食物、不能繁殖；那时一定有许多生物由于无法繁衍而灭绝了。你所见到的生物都能以各种天生的技能保护自己，或凶猛矫健，或行动迅速，从而得以延续至今……那些没有天赋的生物，只好任由强者宰割，直到彻底灭绝。

  国家也像个体一样缓慢地发育着，而且必定会灭亡。“有的国家强盛，有的国家衰败，随着世事的变化，生物种族就像接力赛跑那样，将生命的火炬传给后继者。”面对频繁的战争和不可避免的死亡，只有做到“心如止水”才是最高智慧——“冷眼旁观，不为所动”。历史如果不善于开玩笑，也就不成其为历史了。但最有趣的玩笑莫过于将享乐主义的桂冠戴到了这位提倡简朴的悲观主义诗人头上。

  如果说这是一种伊壁鸠鲁信徒的精神，那么，那些直率的斯多葛信徒，比如奥勒留和爱比克泰德却显得乐观多了。在所有的文献中，身为奴隶的爱比克泰德的《谈话录》是最令人沮丧的，而皇帝奥勒留乌斯的《自省录》也有同样的功效。“不要指望事情按你希望的那样去发生，而要尽力按事情发生的那样去希望，这样你才能一帆风顺。”的确，持这种态度的人能够掌握未来和宇宙。据说，爱比克泰德的主人一直对他很残暴，有一次，主人扭他的腿取乐。爱比克泰德平静地，“如果您再不住手，我的腿就要断了。”主人没住手，结果腿被扭断了。爱比克泰德温和地说：“我不是说过吗?您会扭断我的腿的。”这种哲学简直高尚得不可思议。“不要说我失去了什么，而要说我将它交还了。您的孩子死了吗?——他被交还了。您妻子死了吗?——她被交还了。您的财产失去了吗?——它们不也是被交还了吗?”在这些话中，我们感受到了基督教和殉道者们的精神。的确，基督教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近乎共产主义的政治理想，以及全世界最后在烈火中毁灭的末世论，不都是斯多葛学说的残片吗?在爱比克泰德那里，希腊和罗马的灵魂已失去了崇拜多神的信仰，一种新的信仰即将出现。他的书曾经受到早期基督教会的推崇，被当作宗教课本，他的《谈话录》和奥勒留的《自省录》离《追随基督》只有咫尺之遥。 

  此时，历史已经更换了它的背景。卢克莱修有一段叙述，描绘了罗马帝国农业的衰落，并说那是土地肥力耗竭所致。不管这是不是真正的原因，总之罗马的财富趋于匮乏，社会体制已经瓦解，昔日的权力与自豪感变成了颓废和麻木。昔日繁华的城市成了荒野，昔日商队络绎往来的大路变得破烂不堪也无人修缮，有教养的罗马小家族，敌不过健壮、蛮横的日耳曼部族，只得任由他们越过边界蚕食自己的领土。多神崇拜让位于东方信仰，罗马帝国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天主教的领地。 

  在最初的几百年里，教会得到了历代皇帝的扶持，并逐渐从他们那里获取了权力，因而在机构数量、财富和势力范围等方面都得以迅速发展。到了十三世纪，教会已拥有了欧洲三分之一的土地，它的钱袋里充斥着富人和穷人捐献的钱财。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凭着教义的魔力团结了这个大陆上的大多数民族。影响如此广泛而又不靠武力作后盾的组织，在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但是，就像教会所设想的那样，它的统一要靠一种共同的信仰来维持，而支持这种信仰并使之不断发展的，则是永恒的超自然力的约束。因此，苛严的信条像一个绳套牢牢套住了中世纪尚未成熟的欧洲思想。正是由于这种束缚，经院哲学才会局促地在信仰与理性之间兜圈子，在一大堆未经审验的假设和先验的结论中徘徊。十二世纪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使整个基督教世界为止震惊和激动。然而，当时的教会还有足够的权力，借助托马斯·阿奎那和另一些人顺利地将亚里士多德打扮成为一位中世纪神学家。结果产生的是烦琐的论证，而不是真知灼见。正如培根所说：“人类的心智要想对物质进行思考，就必须按照事物的规律进行，因而会受到限制。但如果对精神本身进行思考，那就成了蜘蛛织网，可以毫不费力地织出一大堆过时的知识，其精致独到固然令人赞叹，但却是空洞无物，毫无用处。”欧洲的理智，迟早要冲出宗教的束缚。

  经过一千年的耕耘，这片土地又出现了百花争妍的景象，物质的丰富促使人们从事商业活动，在贸易的聚集地，人们又建起了城市。在这里，人们可以重建文明。十字军打开了连接东方的通道，奢靡之风和异端思想随之涌入，禁欲主义和教条主义走上了末路。教士们借以垄断知识的昂贵的羊皮纸为埃及廉价的草纸取代。期待已久的印刷术，将它的威力爆炸似的扩散到四面八方。勇敢的航海者拿着指南针，冒险远航，弥补了人类对天象的无知。耐心的观察者们拿着望远镜，大胆地越出教义的范畴，冲击着人类对天空的无知。在许多地方，在大学、寺院和哲人隐居的山野，人们不再争论，转而开始探索。试图把普通金属炼成黄金的炼金术成了化学，人们还从占星术的领地摸索到了天文学的王国，从动物的寓言里发展出了动物学，欧洲思想的觉醒始于罗吉尔·培根(死于1294年)。又随着睿智的达·芬奇(1452-1519年)发展，其最高峰则是哥白尼(1473-1543年)和伽利略(1564-1642年)的天文学，吉尔伯特(1544-1603年)的电、磁研究，维萨里(1514-1564年)的解剖学和哈维(1578-1657年)的血液循环理论。随着知识的增多，人们的恐惧减少了，不再去崇拜未知的东西，而是渴望征服它们。障碍被推翻了，束缚被解开了，“小小的飞船竟能像天体一样环绕地球运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幸运，在古人说无法再前进的领域，今天的人却可以勇敢地说继续前进。”这是一个充满成功、希望和生机的时代，每一个领域都有新的发现和新的事业。这个时代期待着一个代言人、一个具有综合能力的人来对它进行总结，这个人就是弗兰西斯·培根，“近代史上最有力量的思想家”，他敲响的钟声将所有的智者召集在一起，他宣布：欧洲已经长大成人了。

  二、培根的政治生涯

  1561年1月22日，培根降生在伦敦的约克宫，这是他父亲尼古拉·培根勋爵的府邸。在伊丽莎白统治的最初二十年，这位勋爵一直是掌玺大臣。麦考莱说过：“父亲的声望被儿子的巨大名声掩盖了，但尼古拉勋爵绝非寻常之辈。”对于这一点，人们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因为天才是一个顶峰，是家族才智不断堆砌形成的，而其后的子孙又会逐渐变得平庸。

  培根的母亲安妮·库克是威廉·塞西尔勋爵(伯利)的小姨子，塞西尔是伊丽莎白的财政大臣，也是英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安妮的父亲曾是国王爱德华六世的首席教师，她自己也是一位语言学家和神学家，可以用流利的希腊语和主教们交谈。她为了儿子的教育可谓煞费苦心。但是，真正使培根成为伟人的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当时正是这个强国最伟大的时代。美洲的发现使贸易重心从地中海转向了大西洋，大西洋沿岸各国——西班牙、法国、荷兰、英国——在商业和金融上取得了优势，而过去占据这一地位的是意大利，因为那时的意大利是半个欧洲与东方进行贸易的口岸。这一变化使文艺复兴从意大利蔓延到了马德里、巴黎、阿姆斯特丹和伦敦。1588年，西班牙的海军被击溃，于是英国的商业迅速发展到了海外，国内工业的发展使城市日趋繁荣，英国船员开始了环球航行，船长们征服了美洲。由于斯宾塞的诗歌和锡德尼的散文，英国的文学大放异彩。英国的舞台上活跃着莎士比亚、本·琼生和众多生气勃勃的剧作家。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国家，任何有才华的人都不会遭到埋没。 

  培根十二岁进了剑桥的三一学院，在那里学习了三年。离开的时候，他已经对那些课程深恶痛绝了。他对亚里士多德的教条极为反感，决心使哲学从经院哲学的枷锁中挣脱出来。尽管他那时还只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却被任命为英国驻法国大使的随员，他经过仔细权衡，接受了这一任命。在《自然的解释》序言里，他谈到了使他从哲学转向政治的这一重大决定：“我相信自己生来是为人类服务的，我认为关心公众幸福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这些义务如同水和空气，人人有份。于是，我自问最有利于人类幸福的事是什么?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我发现，最有利于人类幸福的事业，莫过于发现和发展那些能够促进人类文明的技术和发明。……最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不仅能发明创造，而且能点燃自然的明灯，使它照亮人类知识的黑暗领域，那么，这样一位发明家就称得上是人类在宇宙间的使者，是人类自由的促进者，也是被各种必然性禁锢的人们的解放者。

  “另外，我发现自己天生擅长对真理进行思考。因为我能很快地辨认出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之处。同时，我有足够的耐心去观察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我热衷于研究，冷静而不武断，乐于思索而不轻易苟同，能够不厌其烦地将自己的思绪整理得并井有条。我不爱猎奇，也不盲从古训，对欺世盗名深恶痛绝。因此，我认为我的性格和真理有一种天生的缘分。然而，我的出身与教养并没有将我引向哲学，而是引向了政治。我从小就生活在政治氛围中。而且，就像在年轻人中常有的那样，各种政治主张也常常使我左右不定。我认为，我对国家应尽的职责使我有一种不寻常的使命感，这是生活中其他职责所不能比拟的。最后，我还怀着一种希望，如果我在政界获得一个体面的职位，我能很容易地得到支持，这样我就能更好地完成命中注定的使命。出于以上考虑，我决定投身政治。”

  1579年，尼古拉·培根突然去世。他本打算给弗兰西斯留下一笔财产，但死神却不等他作出安排就把他带走了。年轻的外交官被紧急召回伦敦，十八岁的培根发现自己不仅失去了父亲，也变得一文不名了。他习惯了奢侈，很难忍受简朴的生活。他开始学习法律，同时恳求那些显赫的亲戚为他在政府中谋职，使他摆脱经济困境。他写的那些近乎乞求的信收效甚微，尽管优美动人的文笔显示了作者非凡的才能。也许正因为培根自视甚高，认为自己理应得到职位，所以伯利没有给他预期的答复。最后，培根在没有他人提携的情况下自己爬上去了，但每一步都耗去了他许多时间。1583年，他被选进了议会，从此，由于他深得选民的拥戴，又连续几次当选。在辩论时，他的发言简洁生动，是一位不使用雄辩术的雄辩家。本·琼生说：“没有谁的发言能像他那样简明扼要，他从不空谈，也没有陈词滥调。他的每一句话都独具魅力。听他演讲的人目不斜视，甚至连咳嗽都不敢，否则就会失去一些宝贵的东西。他只要一开口，就能牢牢抓住人们的情感。……再也不会有人能像他那样驾驭听众了。听众们所担心的，是他会结束他的演讲。”多么令人钦佩的演说家! 

  一个有权势的朋友对他很慷慨，那就是英俊的埃塞克斯伯爵，伊丽莎白曾钟情于他，却没有得到他，于是就怀恨在心。1595年，埃塞克斯由于没能替培根谋到一个职位，就将他在特威克南的一个美丽的庄园送给了培根，这是一份丰厚的礼物，人们也许会以为培根会与埃塞克斯成为生死之交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几年后，埃塞克斯策划了一个阴谋，企图囚禁伊丽莎白，而让她的继承人即位。培根再三写信给他：停止这种背叛。当埃塞克斯不听劝告时，培根警告说他将把对女王的忠诚置于对朋友的感激之上。但埃塞克斯还是实施了他的计划，结果事败被捕。培根三番五次向女王求情，以至于把女王弄得很不耐烦，让他“谈点别的”。后来，埃塞克斯暂时获释，又召集了一支武装力量开进伦敦，试图发动人民起来暴动。对此培根非常生气，坚持反对他的行为。这时培根在这一地区的检察院任职，在埃塞克斯再次被捕并以谋反罪受审时，培根积极地参与了对这位朋友的起诉。 

  埃塞克斯终被处死。培根在这场审判中充当的角色使他有一段时间颇受非议。而且从这时起，他就有了不少敌人，那些人时刻在找机会将他置于死地。他的野心使他没有片刻的安宁，他在生活上也从不知足，总是提前挥霍掉自己的收入。他挥金如土，讲究排场，四十五岁结婚时，奢华的婚礼用掉了新娘一大半陪嫁，而这正是这位新娘的吸引力之一。1598年，培根曾因负债太多而入狱。尽管如此，他的职位仍在高升。他过人的才华和几乎没有穷尽的知识使他在每一个的委员会中都能成为重要的一员。1606年，他当上了副检察长，1613当上了总检察长，1618年，五十六岁的他终于进入内阁，并兼任上议院大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