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林：孔子与中华文明特性的文化基因（上）

摘要：和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人文特性，即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及和平性。这五大特性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共同铸就了拥有辉煌成就的中华文明。这五大特性虽然由多重因素共同促成，但其思想文化基因可以说形成于孔子。孔子“述而不作”的思想及其实践促成了中华文明连续性基因的形成，孔子“与时偕行”的思想促进了中华文明创新性基因的形成，孔子“天下一家”的观念奠定了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基因，孔子的“和而不同”立场推动了中华文明包容性基因的形成，而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则影响着中华文明和平性的基因之形成。从这种意义上讲，孔子是对中华文明特性的形成影响最大的圣哲人物。

和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具有鲜明而突出的人文特性。关于中华文明的特性，自古至今都有学者加以概括和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归纳为五点：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一概括非常精准、系统、全面。这五大特性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共同铸就了拥有辉煌成就的中华文明。

这些特性的形成，不仅与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更与她在“轴心时代”所形成的文化基因有关。正如王学斌教授所指出的，“中国文化基因，指的是保证中华文明绵延5000多年不曾断裂、屡经冲击嬗变不脱底色、固本培元且又与时俱进、开放包容、乐与他者交流的基本文化因素”。根据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可以称为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在此时，中国思想界生机勃勃，涌现出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等思想家，逐渐形成儒、墨、道、法等诸子流派。这些轴心时代的思想，成为后世中国思想家们不断反刍的宝贵资源，中国思想的每一次返本开新，无不是汲取这一时期的思想成果而转化创新的产物。而在这个“轴心时代”，有一位与后世中国文明关系最深、对后世中国文明影响最巨的人物，那就是孔子。“孔子最深刻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世界”，“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孔子因此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堪称“轴心时代”的“轴心人物”。

郭齐勇先生认为，孔子的历史贡献，在于他的总体上的建树，即“他既是王官之学的继承者，又是诸子平民之学的创立者，是承前启后开一代风气的人物”，而由其开创的儒家成为中华文明的主干，“先秦以后，历代思想家大体上都是以儒家为轴心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并融会其他诸家的”。

这一点蒋伯潜、唐君毅、徐克谦等先生都曾做过论证。蒋伯潜先生的结论是：“孔子不仅为儒家之始祖，实开十家九流之先河。”徐克谦先生的结论是：“百家之学，源于邹鲁。”唐君毅先生的结论是：“孔子之学，上承六艺，下统九流，此说几为由班固至清末之学者所公认”，“孔子与中国之历史文化，亦以万缕千丝，密密绵绵，以相连接，如血肉之不可分，以形成一整个之中华民族之文化生命”。从这种意义上说，孔子思想对于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形成影响最大。

一、“述而不作”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经历过各种天灾人祸，遭遇种种巨大的威胁与挑战，但中华文明却奇迹般地绵延不绝，亘古亘今，长期居于世界文明的高峰，体现出突出的连续性。刘家和先生在论述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时，特别指出，中国古代文明在时间中发展的特点就是连续性，而在空间中展延的特点就是统一性，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尽管一个文明是否伟大，不能仅仅看她是否存续时间恒久，还要看她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否足够卓绝。但毫无疑问，一种文明的高韧性本身，就体现了其值得肯定的价值。这充分说明，这种文明适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否则早已被历史淘汰。而探究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原因，因素自然众多，比如中华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相对封闭，形成天然的保护屏障。再比如地域的广阔及族群体量的庞大，形成一种难以征服的力量，但孔子思想的影响却不可忽视。

孔子对中华文明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正如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所指出的：“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礼坏乐崩，而孔子是第一个自觉地将其以往之历史文化遗产加以收集、整理的人。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朱子解释说：“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以今语言之，述指文明的继承、传述，作则意味着文明的创造、创新。古人注释皆以为此乃孔子自谦之词，比如朱子说：

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盖不惟不敢当作者之圣，而亦不敢显然自附于古之贤人；盖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辞之谦也。

当然，将此解释为孔子的自谦固然不错，但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自白，却体现了孔子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尊重与郑重。尽管我们可以说孔子的“述而不作”是一种“寓作于述”“以述为作”，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孔子强调“述”的一种本意。文明的连续性，其基础便建基于这个文明所化育的人民对自己的文明怀有的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对自己的历史保持的一种温情与敬意，对自己的文明遗存和文化遗产的保存、保护与继承给予的珍视与呵护。

只有先有了这样一种立场和态度，“作”才有坚实的基础，否则任何所谓的创新大多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不能持久。文明是非常脆弱的，她有赖于其人民的珍视与呵护。孔子便是自觉做这一继承工作的人。在那样一种礼坏乐崩，文明出现巨大断裂的危机时刻，如果没有孔子这样一位充满自觉的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任凭典籍散佚、亡失，恐怕中华民族的文明记忆就会因而中断，很难有后世的文明创造。孔子对以往文献的整理，司马迁曾加以高度赞誉，将之笔之于《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孟子甚至将孔子作《春秋》与大禹治水、周公平天下相提并论，视之为三圣功业。孔子整理六经，是中国文明史上的头等大事。六经经过孔子的整理和阐释，成为儒家的经典。随着儒学的官学化，六经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核心经典。而经典之于民族、之于文明的意义，类似基因库。因此，朱子对孔子的“述而不作”作了如此的评价：“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

而当代哲学家杨国荣先生则这样评价：“孔子曾区分‘作’与‘述’，其中的‘作’更多地体现了思想的创造，‘述’则以思想的承继和延续为指向。历史地看，在经典中，‘作’所表征的创造与‘述’所凝结的传统，往往合二为一。在人类思想的前后发展过程中，经典一方面使思想不断呈现创造的形态，另一方面又通过承先启后而形成绵绵相续的传统。”

正是孔子这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立场，奠定了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传统。其中，最突出的有两大表现，其一为经学传统，其二为历史精神。这不仅保障了儒家传统的绵延不绝，而且也保障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经学是“道·学·政”三位一体的儒家传统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中国最重要的学问系统。孔子删定的六经，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经典，保持了两千年的崇高地位，“为不同朝代、不同民族所欢迎，成为不断吸附、凝聚人心的思想之源”。随着西汉时期经学博士的设置，儒家经学的官学地位得到确立，更以制度化的形式保证了经学的独尊地位。

经学作为一种经典诠释的学术传统，其核心宗旨在于明道。“道”成为中华文明、中国思想中的最高范畴，而道贯通天地人，具有统摄性与超越性。在“道”的观念支配下，中国哲学强调“连续性”。对此，杜维明、郭齐勇等先生都做了精彩的阐释。

郭齐勇先生将之概括为“存有连续”，“即把无生物、植物、动物、人类和灵魂统统视为在宇宙巨流中息息相关乃至相互交融的连续整体”。这样一种整体性、连续性的宇宙观念，从形上的角度支配着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特征。对此，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是一个连续性的文明”，是富有洞见的。

而经学存在的两千多年之中，尽管从汉唐到宋明，有“重五经”到“崇四书”的递嬗，也有经学范式的转移，但经典地位本身没有因此而动摇。特别是经学传统中的“疏不破注”的规则，确保了经学在不断的范式转化中依然保持传统的连续性，进而对中华民族基本的民族性格、思维方式、制度建构、行为习惯、社会生活皆有既深且远的影响，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伦理、道德、法律、宗教、艺术等各个领域都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可谓“文明渊薮”。

中华民族具有极其强烈的历史精神。这种历史精神，表现在对先民创造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对历史记忆的记录。通过记录历史，撰著史籍，鉴古知今，知人论世，形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优良传统。钱穆先生对此高度肯定，他说中国历史是世界上最完备的，主要体现在“悠久”“无间断”“详密”等三大特征。汗牛充栋的各种史书，从正史到野史，从方志到家谱，无不昭示着中国人强调的历史意识。这与孔子整理《诗》《书》，作《春秋》的示范效应是分不开的。

当然，孔子之前，中国就有了重“史”的传统，而孔子正是这一传统的杰出后继者。孔子的“信而好古”，影响着后来的儒者，使其都有了深深的历史情结，重视历史连续性的一面。这种历史的“贯通”意识，既保证了文明的连绵延续，又呈现出一种面向未来的开放态势，将现世现时置于历史的连续贯通之中，正是司马迁所谓“通古今之变”，“述往事，思来者”思想的内在意蕴。

孔子强调“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将对道的阐释寄寓在对历史的记述之中，通过历史即“事”来载“道”，深化了中国人的历史意识。这一点，张祥龙先生做了深刻的分析。他说：“为什么说‘行事’才深切？理论性地直接表达他的思想不是更深切吗？……深切就是深透到活的生活脉络、历史脉络中，并且切中哲理的要害，所以这绝不仅是用行事来佐证他的思想，而是让行事自行浮现展示，其中的义理才能著明深切。”

而孔子对之前三代文明关系的论述，也显示了他重视文明相“因”即连续性的一面。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认为夏、商、周三代的“礼”即三代文明是相“因”的，其间的差异仅仅属于“损益”，即部分的变革，从根本上讲三代文明是连续的。这与王国维先生《殷周制度论》所谓“中国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的判断是不同的。

牟宗三先生在探究诸子起源时曾经深刻指出，面对同样的“周文疲弊”的局面，只有儒家采取了承继和肯定的态度，其他诸子如道家、墨家和法家等都是否定的态度。徐克谦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以此来楷定儒家的正统地位。他认为，“儒家学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正统地位，一般认为是从汉武帝时代独尊儒术开始的。但实际上，儒家学派从一开始就带有某种正统的色彩。在其产生之初，就是以直接继承殷周前代文化的面目而出现的。……与早期儒家形成对比的是，先秦诸子其他各主要流派普遍带有某种反传统的色彩。”

阎步克也有过类似的分析：“道、法、墨基于不同角度都有否定文化的倾向，可是在这个文明古国中，文化特别是高级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已经成了民族生活的最基本内容之一。……古代的主要典籍，大抵为儒家之所传，这在决定儒者历史命运上实有重大意义。……在代表古典文化上，儒者显然具有更充分的资格，这便使儒家学派在文化领域处于得天独厚的有利地位。”而当儒家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学派后，其思想特征及内在追求便会深深影响着后续的文明特点及演进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