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叫“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在场的好像我年纪大些，就卖点老吧。那还是上一世纪60年代中期，我在读高中时经常听到的一个表述，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也忘了是领袖讲的还是主管外交部的高官讲的。我觉得用在咱们这个行当里相当妥帖。



当下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有下面几个征兆：首先是人员的流动和机构的调整，这点我不用多说了；其次是一批年轻人起来了，很厉害，例如在座的一位青年学者就被我视为畏友，经常向他请教；第三是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传播知识的手段和功效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例如国盛兄他们那个《科学的历程》微信平台就很有影响，类似主题的微信公众号也不少；第四是有一批具有人文情怀的一线科学家主动介入与科学的历史和文化相关的问题，他们与50年代大学培养出来的那些科学从业者不同——由于接受了系统而连贯的教育，许多人还有在国外顶级大学读书或工作的经历，科学背景过硬，了解国际动态，文字也好，不像某些匠人式的大腕们。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不要总说科学家垄断话语权，也不要认为科学家都不了解科学的历史与文化问题、不关心对科学这一事业的分析与批评，应把科学家当作我们的良师益友；最后是一批有责任心的同事在认真考虑学科建设这样的大议题。



“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是好事还是坏事？当年领袖说是好事，我们是否能够抓住这个机遇实现学科的整合与振兴？田松兄说“停下来唱支歌吧”，我同意。静下来，多商量，多讨论，像南宁那样的会就有利于沟通交流，利用好这个整合资源与调整学术方向的机会。



第二也有点大，不妨叫“历史学家的使命”



我最近在科学史领域宣传大历史，还在国际科学史刊物ISIS上发了一篇小文，有的单位也打出了“使命”这一旗号。什么是历史学家的使命？历史是单向度的，至少在我们现在能够感知的物理世界里无法回到过去，历史的真相只能通过史料的爬梳，加上考古发掘等方面的知识，加以分析、综合、整理乃至计算，逐步加以逼近。



历史学里不宜搞什么创新，科学院也不应该以“创新”的规则来要求科学史从业者，否则适得其反。比如说列出多少个“中国发现”来，又要花银子又要首长站台，那叫什么创新？李约瑟和若干中国学者早就搞过类似的东西，开列成绩单久已不是科学史研究的主流了。问题是，哪里有那么多新史料供你发掘和爬梳？科学史怎样才能做出新意并赢得公众的喜爱？我觉得组织材料也是十分重要的，如何选取和利用材料关系到编史学纲领。在这方面《什么是科学》做了有益的尝试，国盛兄对科学源头的表述很精炼，观点也十分鲜明，他提出的现象学纲领和博物学纲领都富有启发性，从中可以引出许多有趣的话题来；当然也可能会引起争议，能引起争议的书多是好书。前些日子在网上看到一篇有趣的文章（或学术报告），作者是谁我没有记住，只记得他说历史学在中国可能会成为一门显学，我怀疑这个观点但非常欣赏他的论据。因为最近几十年，我们被太多矫饰的或虚伪的历史所蒙蔽了，公众迫切需要知道历史的真相。历史学家是一类令人讨厌的家伙，掌权者不一定希望普通人了解历史的真相。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樊洪业先生那样的史家记忆，什么“共和国科学第一楼”不是想拆就拆吗？当然现在还是拆了，但是破坏自己历史的人也要付出代价。



老百姓希望知道历史的真相，这可能成为历史学家赢得人们尊重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不是来自座谈纪要、首长讲话，以及什么基金指南，它来自老百姓，说大了是人民的需要。就此而言，我们科学史家也是大有可为的，国盛兄讲科学不是中国本土的东西，对此我没有异议，中国本土确实没有产生Modern Science这种东西。我的编史学纲领特别简单，就是借助科学史再启蒙，告诉普通公众乃至掌权者，现代科学是怎样来的，把人类历史上理性战胜蒙昧、服从真理取代服从权贵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讲出来。



第三点与个人的一点体验有关



大家知道这几年我在两所有名的高校帮忙，体验了全新的文化环境。原来在研究所的象牙塔里每年写几篇文章，小酒一喝觉得挺美的，到了高校才知道当老师不简单，特别是我们这些相关领域的老师们。在座的大多数都来自高校，又要做研究，又要教书，还要在社会上传播自己的学术成果，十分佩服。我虽然没有多少教学经验，但是通过与学生的交流自己受益也很多，所以就明白在座诸位何以成果这么多了。特别是国盛兄做出了榜样，他在北大开设的“科学通史”很出名，我在网上观摩过一些，他培养的学生也很优秀，这是有目共睹的。



近来科学院提出科学史“教研融合”的思路，我认为是非常明智的，关键是要落到实处。今天看到下面有许多年轻面孔感到由衷的高兴，一开始我说了今天是“群贤毕至”，现在应该补上后面四个字“少长咸集”。我算冒充那个“长”字的，希望到场的年轻人不光是听会，也要思考并积极参加讨论。后面的发言专家会集中对吴老师的书展开评论，我相信也不会都是表赞和溢美，应该也有不同观点的辩驳激荡。



我就说这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