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正是因为忠实地遵从了你的建议才取得了这样的成就吗？”据说，有人在拿破仑的座驾中找到了一本满满批注过的《君主论》，上面的批注从拿破仑担任执政官时代一直持续到厄尔巴岛时代，且大多为支持、附和溢美之词——以上那句话便是其中的一句摘要。按照批注看来，拿破仑完全按照马基雅维利所写的“新君主”的要求对应自己的行为，并认为自己完全做到了那一地步。尽管这些批注的真实性存在争议，但《君主论》一定已经习惯了被人争论。在军事、政治的实践历史之中，不乏解释力的同时却饱受各方的非议。甚至莎士比亚等人的戏剧剧本中，还将《君主论》的作者马基雅维利写成了阴险小人的形象流传于世。
（在刺客信条里面他还成为了刺客组织成员，

还被当成叛徒了）

这本书从结构上来看，或许可以称之为“建国称王的工具书”——马基雅维利事无巨细地描写了当君主应该怎么应对大人物和民众、怎么选择慷慨与贪婪等品质、怎么选择军队、怎么权衡于各种势力之间。但如果结合《李维史论》看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他却更倾向于共和制而非君主制。所以，对《君主论》的理解大概也不能仅从文本之内。以下，谨从人性论、权术观和政体观三个角度做简单的介绍。
一、马基雅维利的人性观

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中，对人性的基本设定是制度设计的基点：人性善则追求至善至美的人格形象，人性恶则努力避免人性恶果；而于政治思想中，人性的设定同样是重要的基点：若人性善则追求制度之美和善，人性恶则推崇以利诱人、以术制人。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对权术的追求以及对不必要道德的摒弃同样来源于此。在马基雅维利的视角中，人性自带恶的属性，贪婪而又胆怯，自私而又善变。从作者给君主提出的建议看来，作者认为民众和大人物都一样，有着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害怕失去任何自己已有的东西，却能“轻易的忘记自己父亲的死”。如果用一个常用的比喻来说，马基雅维利认为这是一个“人性”和“兽性”并存的世界：人性要求法律，兽性要求强力和军队。但实际上，“”只要有军队，不愁无法律”的言论似乎在说明，人性的重要性不及兽性，而法律也不及强力。强大、有手段、善于军事，这是马基雅维利要求君主必须掌握的东西。对人性观视角的理解是读《君主论》时必须掌握的——恐怕与当时动荡时代、四分五裂分封制下的行为举止，以及文艺复兴时代对“神性”的抗拒、对“人性”恶一面的正视离不开吧。在人性观的视角看，马基雅维利对于人性的看法时常被与韩非子和后世的霍布斯进行比较。韩非子与马基雅维利所处的时代背景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二人的人性观、权术观和对君主的推崇都异曲同工。霍布斯对人性的假设也趋向于“恶”，并且从这种恶以及人的自然状态出发，推向了其独特的建国观。简单总结来说，出发于人性恶的基调，马基雅维利的权术观、政体观都被推向了直接而负争议的状况；而读懂其人性假设是理解全书的重点。
 

二、《君主论》中的权术观

君主必须兼顾狐狸的狡猾和狮子的凶猛，前者用以回避陷阱，后者用以震慑恶狼——这是马基雅维利对理想君主的要求。基于前文提到的人性假设，在一个兽性大过人性的世界中，想要得以生存、达成目标，就必须要比对手更强、更狠，也更敢于逾越世俗之规范。也正因此，以“慷慨”为代表的世俗美德可以被当作追求权势时的工具，但当上君主之后就不必追求虚名而消耗财物。每种世俗眼中的美德都会成为君主的负担；真正的君主不能受此牵挂。那真正的君主应该成为什么样呢？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应该在各种事情上掌握主动权，包括他人对自己的态度。“君主不应追求被人爱戴，而应追求被人畏惧。因为在被人爱戴这件事情上，他是被动的；而在被人畏惧这件事情上，他是主动的。”“君主应该做到让民主畏惧自己，从而只要自己不去掠夺便是赏赐，不剥夺便是慷慨。这样，民众自然会屈从。”真正强大的君主，甚至不需要听从马基雅维利的建议：他应该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并永远掌握这样做的手段和能力。这也是马基雅维利和《君主论》饱受争议之处：政治究竟应不应该被呈现为这样不择手段的权力斗争。对于自雅典以来惯常的制度设计类政治论述以及天主教会从宗教角度出发的政治实践，这种赤裸裸的权力斗争描述实在是一种反叛。直到后代，对于马基雅维利的争论仍然不休：有人厌弃其“厚黑”的政治观念，也有人推崇其实践价值。只是受到共和思想的影响，马基雅维利执笔时虽然推崇君主的无限权力和强大力量，但同时又不时不舍地申辩着“法律“、“不应剥夺个人财产”等等，仿佛既期望君主无限强大又希望君主能有所收敛。
 

三、共和/君主——《君主论》中的政体观
比起《君主论》的残酷和真实，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的论述显得更温和，也广泛地透露出其政体观。马基雅维利真正向往的政体并非君主政体而是共和政体，更不可能在其中为君主留下一席之地。但我们不妨将政体选择同样视作一种妥协，就像君主不得不掌握军事、强于手段，在当时的环境中是否同样存在着不得不选择君主制的情况呢？仅就马基雅维利能观察到的政治现象中，为了短期的实力，君主强于民主，苏丹国强于封建制。马基雅维利极羡慕的是已成建制的法拉克，以及东边的苏丹国（不知道他会如何看待中国古代君主极度集权的国家体制），并将之视作自己认可、追求的目标。“现实主义”——这是《君主论》写作时不得不选择的着眼点。在作者的心中，建立一个稳定、强大、军事化的共和国自然是最好，但在那之前必须先统一意大利，将其从教皇、分散贵族、外国势力之间夺回来。而马基雅维利则把自己当作了以此为目标的“新君主”，为了达到目标不择手段。他可以为贵族效力行政、著书上简，也可为平民组成的共和国政府做事。要说不顾世俗看法的手段，马基雅维利已经超越那些他笔下的范例，成为了最好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