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康德我看得迷迷糊糊的，反正有人一会来找你~~现在英国是早上6点多，估计再等2个小时，这人就会如期而至~
2.我自己有点好奇。
康德的书，我作为一个理科生，第一次被劝退后，一直没读。。。所以我对康德的认识主要来自一些东拼西凑的道听途说，还有1.里的仁兄和你这篇文章的论述。
康德提出的概念太多，一多了以后我就有点适应性困难，我就仿佛看见一本很多人名的小说，还没理清楚关系，就被我笨笨的脑袋所劝退了。
我摘抄一段尼采对康德批评 （也是我的一部分困惑）
《反基督》中尼采对康德的批判。尼采对康德有一个严厉的指责，他说“康德的成就只是一个神学家的成就”（§10）。尼采为什么会这么说？我想试着透过尼采的思想片断，还原这句刺耳言论背后的理路。
在中世纪，当人们自愿生活在基督教构建的“安全符号”系统当中的时候，人们认定“上帝”就是“最高价值”的设定者，尽管使人自愿服从“上帝”设定的一系列的“你应当”并非一帆风顺。随着社会的进化，“上帝死了”，现代人亲手杀死了“上帝”。一旦人们共同认可的最高价值崩溃，“你应该”式的“绝对命令”的合法性问题就会浮出水面。这是启蒙时代的问题，也是康德的问题。启蒙时代的人不可能再依靠来自上方的“绝对命令”，他们要凭借理性确立真理。康德的理性批判首先是为了唤起人认知的勇气，但也有为宗教提供“先验”基础的考虑。康德通过理性的审批，在“现象”与“本体”之间做出了区分，此举的目的在于悬搁知识，为信仰留出空间。以尼采批判康德的视角，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康德的第一批判把“上帝”排除在经验知识之外，否定了“上帝存在”的理论理性的诸种证明的有效性，但第二批判相当于为“上帝存在”提供了一个实践理性的证明。或者是否可以这样说：“我”知道“上帝”不存在，但“我”认为应该有一个“上帝”存在。
那么，尼采显然是不赞同康德的理路的。因为尼采首先不赞同“现象”与“本体”之间的区分，不承认“自在之物”、“真正的世界”、“纯粹精神”等概念，认为它们都是“捏造”的“虚构概念”，这些概念构成了他所谓的“背后世界/彼世”（Hinterwelt/hinterworlds），而且认为是人的“痛苦和无能”创造了一切“背后世界”。人们忘记了自己原本应该“自由地抬起头”，在“大地”上生活，并且为“大地”赋予“意义”。
因为尼采的概念里，他认为“上帝”就是人自己的懦弱幻化出来的一个意念，这个“上帝”他是不认可的，这种跪拜上帝，其实是葬送了人类过去的2000年文明，就是一路都走错了。古罗马，古希腊被弱者文明“基督教文明”事实上在脑子里给同化了。
为了进一步否定康德，尼采打击“实践理性”概念的有效性，指出“实践理性”不过是康德借“科学论证”的形式“捏造”出的“一种理性”，其目的在于“当道德、当崇高的‘汝当’响起的时候，人们便不再需要顾及理性了。”（§12）换言之，尼采认为康德没有解决“绝对命令”的合法性问题，而只是在规避问题。在“实践理性”背后真正起作用的仍是“上帝”，“职责”和“善的理念－善本身”行使着“绝对命令”的权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批判康德有“神学家的本能”；在《道德的谱系》中，称康德对知识的自我审批为“非自然的”。两个指责结合起来，说明尼采在根本上否认康德批判哲学“终止/悬搁（aufheben: to put aside, to abolish, to abrogate, to nullify）知识，为信仰留空间”的旨趣。
尼采强调“大地”和“感觉”，鄙视所谓“更高的事之序”，由此尼采否定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和基督教传统，但他并不否定“最高价值”的意义。相反，在尼采心目中，最高价值就是“大地”；从时间上讲，对“大地”的重视就是对“现在”、对“即刻”的重视。那么，既然存在着“最高价值”，那么“谁或什么有资格来决定最高价值”就成了一个问题。尼采在这个问题上对康德既有继承，又有批判。
尼采对康德的继承在于，他跟康德一样都把人规定为“自由者”（free spirit），尼采也接受关于人的自主性（autonomy）的观念，他不接受的是康德所说的道德的“绝对命令”，不接受对道德的形式约束。在尼采看来，康德的“绝对命令”的背后不仅有“神学家的直觉”在起作用，而且还潜存着“致命的危险”。（§11）这也就是说，当“绝对命令”不能直接提供个人化的需求和捍卫自我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与生命本能相反对；以“绝对命令”形式出现的道德还有可能沦为权力的工具。康德主张“自由者”为自己立法，这个立法以有序性为前提；而尼采强调个体要自己创造自己的道德，“自由者”的任务是创造新的价值，每个人必须为自己设定自己的美德和自己的“绝对命令”，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话，就是把“巨龙”式的“你应当”转变成“狮子”式的“我要”。
在理解康德与尼采之间的分歧的问题上，叶秀山老师对康德哲学的深刻见解可以给我们启发。叶老师指出，自然的有序性可以从“自然的合目的性”来解释，而自由的有序性则在于“‘自由者’自身的‘规定性’，即‘自由者’自身的‘限制－强制’。”由此我想到，尼采对康德的批判实际上是现代哲学与启蒙哲学之间的对立，是纷繁的生活世界与纯粹的理性世界之间的对立。康德和尼采都认为人是“自由者”，康德把人作为“目的”，而尼采却只把人当作“桥梁”，认为人是要被不断超越的东西。更为重要的是，康德相信“人是理性的动物”，因而凡有理性的人都会、且应该追求普遍的道德法则，追求有序性。而尼采重视个体，重视人的深层心理和生命意志，他鼓励人的生命意志去冲撞普遍性和有序性，实现生命的自我解放。康德令“自由者”为自己立法，自己为自身设定限制，这是人作为理性存在者的根本要求，也是古典哲学中人之为自由者的旨趣，它在一定意义上与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意思相通。但是，康德的“自由者”只是理性世界中的“自由者”，倘若他来到无序的现实经验世界当中，又当如何呢？这个问题，恐怕是古典理性主义哲学难以回答的。尼采哲学中当然也有解决不了的矛盾。如果每个人都设定自己的“绝对命令”，那么这些不同的自我价值必将在无序中展开博弈，最终，强权、强力将占上风。对这幅图景，那些靠相互抱团取暖的“末人”会避之唯恐不及，唯有“超人”在“永远回归”思想的支撑下，才有可能拥抱这种无序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