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唯科学主义及与其它知识体系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科学既然是有如此的实在性，社会上就有一种倾向，把对科学的信任，变成了对科学的迷信，或者说把科学宗教化。这就成了科学主义(Scientism)，也称作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相信只有科学知识是实在的知识，认为只有科学才能判定知识的真伪，而且一概排斥其它知识的有效性。唯科学主义还认为唯有科学知识才能成为有用的知识，并且认为可以用一种“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来指导人类的社会生活。唯科学主义一下子就把科学的外部功能推到了极大，其最大坏处，一是封闭科学，否定人类的智慧；二是造成一种假象和一种错误的社会心理，认为任何东西都需要打上“科学”的标签，才可能是正确的。结果，非科学的东西也自称是科学的，到世上去蒙人。唯科学主义实际上是反科学的。



从人类知识的发展历史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我们今天一切有效知识，都要以科学知识为基础。人类社会生活中，许多不是科学的知识也是同样有效的和正确的，只是人们在听从它们的教诲时，会承担较大可能的错误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需要诉诸于某种权威。从前面所谈到的历史上技术与科学的相对独立发展路线也可以看到，历史上的许多技术与工艺，其实用性和有效性并不依赖于科学。虽然，技术和科学的日益结合已经使技术与工艺的很多方面与科学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还是存在着许多原始的技艺，与科学的方法目前仍然没有多大的关联。我们断不可以认为这些技艺无效或无用。另一方面，人类的文化活动中所积累起来的伦理、道德、宗教、音乐、绘画、建筑等诸多方面的知识，其科学化的程度和可能性都各不相同。在唯科学主义眼里，它们要么被认为是过时，要么被认为无效。所以说唯科学主义最后是否认人类的智慧。



同样，我们也应明确地防止某些技术或者实用的知识没有根据地因为其实用性或有效性，就声称自己是科学或科学的一部分。除开科学和技术之外，人类实际的知识中，还有其它的成分，比如像宗教或者信仰等等。我们或许可以基于科学的立场，怀疑其终极的合理性，然而，我们的确没有理由真的将它们从现实的生活中合理地完全排除出去。科学本身并不是一种完备的信仰体系，虽然近代以来人们似乎对科学已经形成了某种近乎信仰的信任，但它远不是一种排它的独断体系，更多地，科学只是通过具体的和实在的因果关联，将越来越多的人类知识容纳自己的范围中来。



科学即使像某些唯科学主义者声称的一样，可能为一切人类的知识提供合理有效的基础，然而在历史的发展上，却远没有达到如此的程度。当新的自然科学的方法逐渐成为新的知识的象征时，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们似乎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一任务便可大功告成。他们当时不遗余力地编撰百科全书，向大众推广科学的知识。然而他们所期望科学理性主义的乌托邦直到今天仍然还没有实现。即使是他们的期望完全实现，人类依然需要某种神秘的心理生活，依然有对神秘事物和非理性的某种向往。最理性的心灵也无法避免产生某种神秘的信念和经验。20世纪心理科学的发展对人的潜意识活动的了解，也证实了这一点。



科学和技术的知识是如此繁琐和浩瀚，没有哪一个自主的心灵可能把它们完全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便需要有一定的权威，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提供切合实际的指导。这些权威往往是某方面的专家，他们所能提供的只是他们所了解的最可靠的知识，而不是教条。科学从中世纪的理性教条中解脱出来，其目的并不是要以一种新的理性教条去替代旧的，而是希望把科学的探求精神交给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都尽可能得到人性的自由和个人的独立。宗教从神圣的祭坛上被拉下来以后，它的社会功用并没有消失，相信宗教的人仍然可以把它当成一种权威，从中找到心灵的慰籍和生活的目的。19世纪对18世纪理性主义的反动，一方面表现为19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大众对宗教信仰的重新复归。这完全告诉我们，由于大众理解能力的局限，理性主义没有理由也不能走得过头。



实际上，过度的理性主义往往是神父和卫道士的法宝。大众所关切的更多的是外在的功能。在宗教，这主要表现在道德和伦理，以及对心灵的关切；在科学，则主要是科学所带来的在技术和工艺对人类生活的益处。那么，科学的理性主义是否就和宗教的理性主义等同了呢？应该说不是。因为，宗教的理性主义是建立在高高在上的教条基础上，反对人类心灵的自由思想，在诸多的问题上从不允许心灵的自由探求。而科学的理性主义则是建立在鼓励自由的心灵对实在的探求的基础上。在科学上并无探索的禁区，科学活动的实际过程鼓励任何玄想，只要最后能回到现实世界，归结出事物和现象的定量的关系，便能得到认可。玄想正是任何自由的心灵的特征，因而，科学的理性主义是能够为自由的心灵所接受的。



技术和国家的时代：国家和公众对科学的理解

－“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先生，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您的政府不先用老鼠作试验？”



精密科学的思想的建立，为现代技术和工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指导的方法。现代精密科学的思想与实际技术和工艺的结合，逐渐成为技术发展的坚实基础和推动力。而工业技术和管理技术的发展直接成为社会经济的基础。社会管理技术则成为现代政治的基础。现代社会中科学对于社会的直接影响，除了为技术和经济发展提供基础和动力之外，另一重要的社会功能，便是用科学的思想，培养和塑造具有科学素养的个人，使他们能够与技术发达的现代社会相适应。否则，这个社会将无法保证内部的平衡。政府和公众对科学和技术的基本概念、方法和社会影响的了解，是一个现代社会平衡发展的保证。但是，在上面提到的两个功能中，要达成第一个功能较易，只要使人们意识科学对于技术的巨大影响；要达成第二个社会功能很难，因为需要科学本身成为社会中的相对自由和自主的社会力量，并且科学的这种相对自由和自主性能够得到政府和公众的承认和尊重。前一种功能，往往使政府或公众将科学看作技术或政治需要的工具，从而会在某种程度上伤害科学，防碍第二项社会功能的完成，从而给社会带来害处。20世纪的历史，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深刻教训。



20世纪与早期科学发展时期不同的是，科学和技术成为了现代社会里具有复杂社会作用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科学活动的进行，不仅需要大量的社会投入，也需要广泛的社会参与，并且日益和社会经济中的其它各种活动交织在一起。科学的工具化、意识形态化和泛政治化随着现代技术在国家竞争能力中的地位的提高而日益严重。科学的工具化、意识形态化和泛政治化的后果，是对保证科学自身知识的客观性所需要的科学研究的自由和自主性的不断侵蚀。在具有较强科学传统的地方，国家和社会对科学研究的自由和自主性的干涉，常常会受到自主的科学学会和团体的抵制，从而有可能达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平衡，使社会能够较正常地发展。相反，在科学传统比较薄弱的地方，或者是极权主义的国家中，事情就远没有那么幸运，其后果则是自由的、纯粹的科学遭到忽略，应用科学也迟早枯萎。



20世纪中最典型的两个现代极权主义的工业社会，便是30年代的纳粹德国和前苏联。虽然它们的社会制度的基础完全不同，但在政治极权的原则上并没有太多的分歧。在纳粹政权兴起到灭亡之间的时期内，科学研究的自由，与别的社会自由一样，在德国和德国控制的其它国家里，遭到了国家主义的严重催残。纳粹国家利用技术科学和其它一切手段，进行秘密重新武装德国的计划，然后又是发动欧洲全面的战争。当时德国科学的唯一目的，便是为了军事服务。由于种族歧视、流放和屠杀了大量犹太科学家，为求知的纯粹科学被彻底抛弃。纳粹德国一方面鼓吹所为“亚利安人”的“纯种”科学，批判原子核理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些“犹太科学”，另一方面又秘密地试图制造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的原子弹。战争和军事技术摧毁了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貌似强大的纳粹机器也不能挽回彻底失败的命运。



如果说纳粹德国国家不够强大，它对待科学的例子还不至于完全说明它的失败，那么前苏联的解体则应该是无可辩驳的例证。早在50年代以前，西方社会就开始认识到前苏联对于科学的过度的政治控制产生了有害的后果。前苏联把科学当成社会革命与社会规划的手段，政府是全心全意地给予科学以巨大的支持。但是，正如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康南特早在1950年之前就观察到的：“政治家们对科学之全新全意的承认可能导致科学家们工作的削弱，这一点似乎在苏联得到了清楚的显示。”俄国在19世纪以来，素有科学传统。然而在前苏联，科学的传统也无法抵挡政治的权威。当科学家们不能有意识地给出政治所需要的东西，科学狂想者或急功近利之徒就会趁机而攫取科学部门的领导权。这在非直接关系到军事或国家技术的领域，尤为严重。比如像李森科以他的获得性遗传的伪科学就长期把持了苏联生物学界。为了满足官方决定论哲学的需要，以及工业与农业体系的计划发展的直接需要，前苏联有系统地为了“应用”科学而牺牲“纯”科学。



可笑的是，即使与制造核武器直接有关系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曾经成为莫斯科大学的官方物理学家的批判对象。将科学和技术的工具化、意识形态化，和泛政治化的后果，当然是阻碍了苏联科学的整体发展。无可否认，在某些与冷战中政治和军事实力相关的科学领域之内，如物理学、空间技术等，前苏联的科学家们的确也作出了非凡成就。然而，在近代产生过伟大化学家门捷耶夫和实验心理学家巴甫洛夫的民族，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化学和心理学方面，却再也没有与其科学传统相称的贡献。前苏联在军事技术和工程上的大量投资，确实使自己的国防和攻击力量非常强大，但也拖垮了自己的经济。而最为可惜的是，大量的科技投资，除了研究制造武器自外，研究过程中所产生的大量科学知识和技术工艺，由于过分的保密或其它原因，并未经过改进，并大量用于发展民用技术和社会经济。经济的恶化和社会的不满终于演变成了前苏联国家的解体。前苏联解体以后，失去了政府的大量拨款，许多庞大的军事研究基地无法维持基本运转。几年前一位某军事研究基地负责人，也是一位核物理学家，因为基地研究及下属生活无法维持而引咎自杀，在国家的悲剧下面由增添了个人和家庭的悲剧。



在军事技术上的过度投入对社会的危害，在进入冷战之后就一直有人提出警告，其中并不乏举足轻重的著名人物。1953年4月16日，当时的美国总统，曾经是二战时欧洲盟军统帅的爱森豪威尔将军，在华盛顿的演讲中就提醒美国的好战分子：“（我们）每造一支枪，每下水一只战舰，每发射一只火箭，最后都意味着从挨饿而没有食物的人们那里，和挨冻而没有衣穿的人们那里的偷盗。军备竞赛的世界并不仅仅是在花钱，而是在消耗劳力者的汗水，科学家们的天才，以及儿童们明天的希望。”1961年1月17日，他在总统告别演说中又告诫道：“行政当局必须保证自身不受军事工业集团(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不负责任的影响，不管（它们）是否找上门来。权力误置的危险不仅存在，而且非常顽固。”作为战争英雄的爱森豪威尔将军不仅深知战争的危害，而且了解战争以及准备战争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经济的危害。所以，在他当政的八年里，虽然存在冷战中东西方的对垒，美国并没有走上疯狂备战的道路。



不过，整个冷战期间，美国社会并不总是这样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极右的麦卡锡参议员以忠于国家为名义的政治迫害，不仅对美国社会的科学和文化造成损害，而且至今仍然是美国社会历史上的一块伤疤。对物理学家奥本海默的迫害，以及对中国科学家钱学森的迫害都是当时人们熟悉的例子。1961年肯尼迪执政以后，由于种种原因，美国政府全面展开了同前苏联的军备竞赛。为了同社会主义阵营竞争全球影响，一改爱森豪威尔时代的国际政策，积极卷入越南和其它地区的军事事务，并在越南扩大为全面的战争。越战的失败，大大地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和自信心，实际上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80年代以后，里根政府不顾数千美国科学家的反对，推行“星球大战”计划，又在全球展开了新的军备竞赛。就在“星球大战”计划开始不久，美国经济就开始遭受严重的衰退，一直到90年代初才恢复元气。由冷战的历史可见，即使是美国这样全球最有实力的国家，军备国防的大量投入也仍然是以社会的正常发展为巨大代价的。



那么，是不是国家在国防和军事技术上的投入就没有正面影响呢？显然不是。国家的在军事上投入，以保卫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现代越来越复杂的研究手段，没有大量的国家投入支持，根本就不可能。而且，如果管理得当，军事研究的高技术成就，也会反馈给社会许多意想不到的新的技术发展机会。比如美国国防部一开始为军事目的研究、组织和发展出来的因特网络(INTERNET)，在90年代以来为全球经济带来了增长的良机，而且也根本改变了世界的通讯、商业和生活方式。类似的例子当然还很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美国也不乏好战分子，这样的例子却不成比例地在美国出现。二战以后的世界历史表明，国家的科学和技术政策对于社会有非常显著的影响。总结前苏联和美国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到底如何有效地组织社会科学活动应该会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要谈到二战以后的美国政府的科学政策，不得不提到范立瓦·布什(1890-1974)，以及他在1945年7月以战时美国总统科学研究及发展办公室(OSRD)主任身份，应罗斯福总统1944年11月17日的要求，所提交给美国总统的关于如何将战时科学和技术发现应用于和平年代的报告。报告的题目是《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范立瓦·布什曾任麻省理工学院(MIT)电机工程教授，在二战以前曾研制过最早的一批模拟电子计算机。1941年他被任命为(OSRD)主任，协调和管理二战中武器发展和相关科学研究。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美国政府不仅将一大批民用工业转型成了战时军事工业，而且还大量地招募了许多大学和民间的科学家，参加到发展新的武器技术的工作中来。虽然美国在二战以前没有大量的常规军备，但由于大学和民间具有大量的科学和技术人才，所以在战时OSRD和军方的有效组织之下，军事力量在短时间里就得到了增强。随着战争胜利的到来，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政府开始规划战后如何处理战争所带来的大量政府临时雇佣人员和征用工业设备的问题。所以责成OSRD为战后科学和技术发展作出规划。在这样的背景下，范立瓦·布什和他的顾问们写出了这一对美国战后政府科学和技术政策有相当大影响的报告，并于1945年7月发表。



在《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中，布什肯定了政府对科学和技术继续支持的必要。从当时迫在眉睫的问题来看，不可能一下子让那些为战争作出大力贡献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没有工作，所以，必需逐步地减少或转移这些智力和人力资源。更为重要得是，虽然布什无法预言到以后的很多变化，他正确地指出了联邦政府在支持基础科学和关键技术方面的责任，并且指出了政府在发展医学、军事研究方面的义务，以及政府在鼓励国际科学交流方面的责任。他首先肯定了基础研究作为社会的科学资本，包括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推荐将学院、大学，以及各方资助的研究所作为发展基础科学的中心。并推荐成立资助基础研究为主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同时，布什也推荐了政府有目的地设立一些的国家研究机构。对工业研究，他特别指出：“政府加强工业研究的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法是支持基础研究和培养科学人才；并指出支持工业研究的最有效因素是通过税收倾斜促使工业界对工业研究进行投资。”布什还推荐政府对于医学研究加以单独的支持。布什肯定了政府继续支持军事技术研究的重要性。他特别指出了对某些军事（科学和技术）问题的研究应该在和平时期继续，并且同时使民间能相对独立于军方研究军事方面的科学和技术问题。布什还指出了政府在鼓励科学教育方面的责任。等等。



总之，《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内容相当丰富，对科学发展对战后社会的贡献有充分的估计。美国战后五十年里的科学政策，基本上按照其思路进行。虽然，布什当时对于冷战的发展并没有估计，美国政府后来对科学和技术的资助也超出了他当时预计的水平。然而，他所推荐的政策架构，却得到了推行。美国军方具有陆军、海军、空军等相对独立的研究体系，并且都对大学和民间的基础研究有大量的投入，这些不仅利用了民间的科学资源为军事服务，而且直接推进了军事研究向社会财富的转化。对于前苏联那样的封闭军事研究体系来讲，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所以才有其军事技术过分发达，基础科学和民用技术极为落后的怪现象。



实际上，要保持军事与民间基础科学及应用研究的平衡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尽量使保密的军事研究成果尽可能地转化为民用技术，往往也会遇到因各种原因带来不同利益集团或社会势力的社会内部冲突。但是，不同的国家政府在这方面政策上的灵活性，以及军事当局对于军事研究的保密性的衡量的能力，最后会真正影响这一国家的社会发展和技术发展水平。完全反对军事和国防投入肯定是不明智的，然而，不顾社会发展而拼命发展军事技术，并且不注重向社会的回馈，则是愚蠢的。从冷战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在军方和社会之间的这种平衡，是由于美国社会中既存在比较独立于政治的军方力量，也有比较独立于政治和军方的科学界力量。在冷战的高峰期，常常有大量的美国科学家反对加入政府的军事发展计划，这不论是冷战之初众多美国科学家拒绝制造氢弹，还是80年代数千科学家拒绝参加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都促使了美国社会保持了一定的社会平衡，没有出现一边倒的情形。美国科学研究的全面发展，应该说是得益于这种社会内部的一定的张力。



另外，美国国防研究的分散在陆军、空军和海军各自相对独立的研究和研究资助系统中，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大学和其它研究机构的应用基础型研究，有机会从不同的军事机关得到资助，这样对科学本身来讲，保证了一定程度上的学术竞争和学术自由，对军方来讲，则从这种竞争关系和一定的开放性中，保证了重要项目的研究较少机会在一条路上走到黑，造成更大的资源浪费。当然，应该保密的东西还是要保密，重要的是如何保证适当的度。美国国内在科学政策上当然并不是只有和谐的东西。不和谐的东西也不少，比如最近美国华裔科学家李文和被指责向中国泄露核武器机密的事件。美国国会和保密机构没有充分证据就怀疑李文和泄密，不过科学家界的主流仍然站在公正的判断一边，否则一些想要破坏美中关系的人真的要大大高兴了。这也明白地告诉了我们国家和社会对军事秘密的过分敏感，与科学自由研究和交流的冲突会时常存在。如果公众和科学界，以及军方和政府都有比较明白的概念，社会便不容易为一时的冲动和恐惧所左右。



在国家科学技术政策上，中国政府从美国和前苏联的经验和教训中无疑是吸取了不少的经验。在冷战期间，努力发展自己的国防实力，对于保卫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是非常必要的。不过，完全封闭的军事工业体系，无疑成为了社会发展的沉重包袱。在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抓住了近一百多年来难得的可以让中国相对和平与安定的时机，在推动经济发展，推动军事科技向民用工业技术的转化方面作了许多的工作。政策比较合理的结果，是对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起到了明显的效果，成为中国社会今天稳定、和平发展的重要保证。



现代科学和技术研究在高技术领域的日益密切的结合，使科学研究在整体上成为一项必需官方和社会大力支持的事业。科学的进行，已经不可能完全离开政府和公众的政治和经济支持，而科学研究的相对自主性对于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又是如此的重要。要解决这样的两难矛盾，只能尽量的去寻找保持社会上的平衡的方式。要想回到上个世纪以前科学家自主地从事科学研究和发现的时代，今天已经不可能。这种变化，使科学政策日益成为一个需要政治家和公众关心的问题；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也给科学家的研究方式，以及科学家的社会行为，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