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为促进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叶剑英受中共中央派遣，与张学良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交往。他们的成功交往，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01

叶剑英去西安



1936年，全国抗日战争的声浪日益高涨。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积极抗日的主张不但不予理睬，而且步步进逼，强迫他们限期“剿杀”红军。



蒋介石的压力变成了张、杨两将军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动力。中共中央与张学良经过密商，达成协议，准备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共同抗日。张学良几次要求中共中央派代表到西安，共同商讨军事合作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经过酝酿，决定派阅历丰富、足智多谋，且熟悉东北军情况的叶剑英前去西安。
叶剑英



8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改为洛川工委，叶剑英任书记。8月底，叶剑英、汪锋、潘汉年、边章五、彭雪枫、吴自立、刘鼎、刘克东八人化装来到西安。



当时，蒋介石派到西安的特务、宪兵很多，特务活动猖獗，张学良的一举一动都处于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中。



张学良对叶剑英等人的到来非常重视，事先对安全保卫工作作了周密的布置，在生活方面也作了精细的安排。他让叶剑英住在自己的亲信、卫队第二营营长孙铭九的家里，向孙多次叮嘱道：来人身系重任，无事不准打扰，要绝对保证安全，并提供一切方便。
孙铭九



02

共同商谈联合抗日作战计划



临行之前，中共中央赋予叶剑英的主要任务是：筹划组织“西北国防政府”；组织建立抗日联军；培养训练东北军内部的进步力量；及时商议处理有关红军和东北军之间的重要问题，等等。



10月5日，叶剑英与张学良会谈。他详细介绍了中共中央于8月25日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的政治背景，说明中共在对待蒋介石问题上，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是根据国内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而作出的重大政策变动，也是接受了张将军的意见。张学良听完叶剑英的这番解释后，十分高兴地说：“叶先生讲得很好，今后我们要更多地承担劝蒋抗日的工作。”
张学良



接着，双方就迅速停止内战、联合抗日问题交换意见。叶剑英将自己随身带来的一份《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亡协定草案》交给张。这个草案是在国民党代表与共产党代表潘汉年经过几次秘密接触后，由中共中央为“联蒋抗日”而提出的。叶剑英希望张学良能将我方的草案意见转达给蒋介石。张学良爽快地答应了。他说：“请叶先生以毛泽东、周恩来的名义给我写一封信，作为向蒋先生转递时的依据。”



叶剑英经电请中央同意后，立即补写了给张学良的信。信中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向红军进攻，不拦阻红军抗日去路，不侵犯红军抗日后方，我们首先要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张学良接信后，表示将尽快把该草案连同此信转给蒋介石。
蒋介石



叶剑英与张学良继续商谈关于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抗日的作战计划问题，张学良对中共中央拟定的红军抵抗日军的战略计划表示同意，并表示东北军将予以配合，与红军协同作战。



经过几天的会谈，双方就一些重要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叶剑英将会谈结果及时报告了毛泽东、周恩来。



帮助张学良整顿改造东北军部队，这是中央赋予叶剑英赴西安的一项重要使命，也是叶剑英与张学良交谈的一个重要内容。当时，张学良针对下属部队存在的问题，准备通过整顿，使东北军尽快实现年轻化、精锐化。叶剑英向张学良提出，整顿改造部队，除做必要的人员调整外，重在思想方面的训导，并提出了加强部队政训工作的组织措施和具体意见，张学良深表赞同。



03

叶剑英帮张学良解围



叶剑英在西安还利用各种有利时机，帮助张学良缓和他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以应付复杂局势。



10月中旬，红军在宁夏固原地区李旺堡包围了袭扰苏区的马鸿宾的骑兵二〇七团，蒋介石急令张学良派东北军前去解围。张学良急得团团转，只好求助于叶剑英。
叶剑英考虑到，这是进一步争取东北军、开辟西北交通线的一个好时机，应当帮一帮张学良。于是，他于13日、14日连续发电报给毛泽东，转达张学良的意见，建议应允张的要求，放出被我军包围的马鸿宾骑兵团，允许东北军刘多荃的一〇五师按规定时间前去接应，同时要我军派人员随带呼号密码直接与前去接应的一〇五师取得联系，与该师“永远通好”，并派人与一〇五师洽谈今后交通问题，开辟西北新的交通线。



毛泽东同其他中央领导人研究后，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红军与一〇五师互通友好，建立了密切联系。张学良对此事的处理结果很满意。他感谢叶剑英说：“共产党真够朋友，你们帮我解决燃眉之急！”从此，对叶剑英也更加信赖了。



叶剑英在西安卓有成效的工作，使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东北军的实力地位得到了加强。西北地区初步形成了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04

蒋介石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



1936年10月下旬，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从而胜利结束了历时两年的全国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伟大的长征。



蒋介石看到红军经过长征以后，人员大减，力量有限，便认为这是消灭红军、荡平陕甘根据地的极好机会。于是，他调集重兵，准备对陕甘根据地进行新的“会剿”。
红军长征



10月22日，蒋介石率一大批军政要员飞到西安，向张、杨施加压力。蒋到西安后，分别召见张、杨谈话，宣布他大举“剿共”计划，部署东北军、十七路军立即做好一切准备，进攻陕北。



10月24日，蒋介石再次召见张、杨，叫嚣在三个月之内把陕北红军全部消灭。张、杨不同意蒋继续“剿共”，慷慨陈词，遭到蒋介石严厉“训斥”。



10月29日，蒋介石以“避寿”为名返回洛阳，实则召集会议，制定加紧进攻红军的军事部署。张学良借给蒋介石祝50大寿的机会，特用自己的飞机把阎锡山从太原接来，一起前往洛阳，同在那里祝寿的傅作义、徐永昌等，伺机劝蒋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蒋介石固执己见，还对张学良大发雷霆，当众辱骂张学良不尽责“剿匪”，使张学良十分难堪。



12月4日，蒋介石带着大批随从，杀气腾腾来到西安。他在临潼华清池的“剿共”临时行辕里，召见张学良、杨虎城，作最后摊牌，提出两个方案让他们选择：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由中央军在后面督战；二、如不愿“剿共”，即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去“剿共”。
东北军



张、杨无法接受这两个方案，再次向蒋苦谏，再遭训斥，遂决心实行“兵谏”，走上“逼蒋抗日”的最后一途。



05

张学良遭扣留，叶剑英四处维稳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在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同时在西安拘禁了一批国民党军政大员，史称“西安事变”。



12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一行乘张学良所派专机抵达西安，当晚即与张学良会晤，谈到深夜。按照分工，周恩来侧重于政治方面负责上层统战和群众团体工作；秦邦宪（博古）侧重于中共党组织内部工作；叶剑英侧重于军事方面工作。



张学良亲自向周恩来提出，要叶剑英出任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的参谋长，周恩来为此专电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叶剑英以参谋长身份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一起制定了抵抗亲日派“讨逆军”的作战计划和军事部署。同时，他还积极参加外交谈判和其他工作。



这期间，南京亲英美派在弄清了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无意加害蒋介石而希望解决这次事变的态度后，于12月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从23日起，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和张、杨一起参加谈判。经过两天的谈判，同宋子文、宋美龄最后达成改组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驱逐亲日派、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条件。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当面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并表示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去南京直接谈判。



然而，就在“西安事变”即将和平解决的最后关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12月25日，张学良没有同周恩来、叶剑英等商量，就放了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经洛阳飞回南京。结果，蒋介石一到洛阳，就把张学良扣留起来了。此事在西安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
张学良后被软禁



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他们通宵达旦地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在此期间，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奔走于东北军、西北军和国民党留守西安人员之间，艰苦工作，维护团结，稳定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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