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是我国建国后遇到的最重大的对外斗争、最重大的政治斗争，更是最重大的军事斗争。 关于周总理在抗美援朝期间的伟大贡献，《周恩来传》这样写道：“在整个抗美援朝过程中，周恩来所担负的工作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千头万绪的繁重工作集中在他的身上。何况他是政务院总理，国内的大量政务同样需要他来处理。就这样，他几年如一日，日夜操劳，精力充沛地处理各种复杂问题，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

有人称，抗美援朝战争，周总理担任的实际上是“四总”工作，即“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长”、“总装备部长”，还有“谈判总指挥”这四位一体的角色。这句话不一定十分准确，却也真实地道出了周总理最辛苦、最伟大的一面，无愧于毛主席主要助手的一面。
兼任“总参谋长”角色，是主席战略筹划和战略指挥的主要助手

自从1947年周总理兼任总参谋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来，便一直作为毛主席在军事上的主要助手，协助主席进行战略上的筹划和指挥。总理肩负的这种职责，一直履行到1952年7月彭德怀接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为止。

朝鲜战争爆发后，如何加强东北地区安全问题，如何积极应对美军挑衅和出兵朝鲜半岛问题，便成为周总理一直深入思考的问题。

1950年7月，周总理两次主持召开国防会议，就应对朝鲜战争问题、成立东北边防军问题等进行战略筹划与研究。之后，根据国防安全会议精神，加强东北边防军组建工作，指示有关部门拟定了《关于加强边防军的计划》。

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朝鲜战争急转直下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特别是在10月份的连续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周总理作为主持人，坚定落实毛主席指示，积极支持主席的出兵主张，并就出兵的政治战略意义作了大量的说服工作。10月24日，周总理还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作了题为《抗美援朝，保卫和平》的专门报告。

志愿军入朝作战打响后，周总理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经常到总参谋部作战室听取汇报，及时掌握战局发展动向，以便在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协助下，具体指导前线部队军事行动的实施。据工作人员回忆：“志愿军司令部每天的报告要中央指示，在第一线处理的就是周恩来，大事小事都问他。重大的问题，他再请示中央和毛主席”。
兼任“总后勤部长”、“总装备部长”角色，亲自督导后勤装备工作落地落实

彭德怀在回顾抗美援朝战争时，曾深有感触地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归功于后勤”。

而时任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曾说过这样的话：“整体后勤工作，当时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

众所周知，抗美援朝战争不同于国内战争，境外作战后勤和装备保障要难得多，特别是没有制空权的保障，更可谓是难上加难。

为加强后勤工作的统筹谋划，周总理主持召开了志愿军第一次后勤工作会议，亲自主持起草了《加强志愿军后勤工作的决定》。在总理的关怀指导下，及时成立了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从后勤保障所需要的干部、部队、车辆、物资、经费、运输，到因志愿军难以生火做饭发动国内家家户户做炒面，这些都是在总理亲自关注下解决的。总理甚至还亲自动手做炒面，此举曾极大地感染和鼓舞了前方作战的志愿军指战员们。

众所周知，抗美援朝后勤工作有一个特别响亮的口号：“组织一条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这一口号便是周总理提出的。

关于装备工作问题，为改善志愿军装备落后的情况，总理早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出兵抗美援朝后，便马上前往苏联，同斯大林洽谈苏联出动空军支援和提供武器装备问题。之后，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周总理还就提高志愿军武器装备水平问题多次与苏联进行交涉。

不仅如此，利用抗美援朝战争的强力牵引，周总理要求大力加强国防和现代化建设。正是在这一期间，我空军、海军、炮兵、装甲部队、防空部队等一批新军兵种建设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这些成绩的取得都凝聚了周总理的极大心血和智慧。
兼任“谈判总指挥”角色，始终把握政治外交上的战略主动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抗美援朝战争正值新中国刚成立，如何与世界头号强国进行战略角力，不仅需要的是军事斗争，政治外交斗争同样也不可少。实际上，从朝鲜战争刚开始爆发，美军进驻台湾海峡开始，我对美政治外交斗争便一直没有停歇过。

美军仁川登后，周恩来通过外交途径郑重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严正警告美国如果越过三八线，“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作为外交部长，周总理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勇于揭露美国的侵略行径，积极向全世界宣传抗美援朝的正义性。他还专门派伍修权为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大使、乔冠华为顾问，并且亲自审定他们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行前还专门找他俩谈话，从此次行动的方针大计到出国后的注意事项都作了明确的具体交代。会议期间，周总理还多次致电伍修权和乔冠华，及时予以指导。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后，中美军事谈判问题便开始逐渐提上了日程。1951年7月，双方举行了第一次正式谈判。有意思的是，抗美援朝战争打了将近三年，但谈判就谈了有两年。

打与谈交织进行。在毛主席的统揽下，周总理作为谈判工作的总指挥，凭借着他丰富的谈判经验，卓有成效地开展各种形式的谈判工作。当时的工作人员这样回忆道：

“随着边谈边打局面的出现，周恩来就同时担负起这双重的任务。那时，他总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常常是上半夜处理战场上的问题，下半夜处理谈判中的问题。谈判代表团每天都要发来电报，报告当天的谈判情况、美方动向、外国记者反映、代表团的意见，再向中央请示决定。谈判代表团有一条专用电话线，直接通到周恩来办公室，随时可以通话。当谈判进入紧张阶段时，代表团除书面报告外，每天都要在周恩来清晨临睡前用电话向他报告一次。”

可以说，抗美援朝的政治外交工作，在周总理的具体筹划指导下，体现了原则上的坚定性与策略上的灵活性，体现了高超的政治外交斗争艺术。这使得美国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根本甭想得到。

据统计，抗美援朝两年的谈判斗争中，由“周总理亲自起草或由他主持起草的文件和指示就有300件之多”。

抗美援朝是刚成立的中国，与世界头号强敌美国进行的一场政治、外交、军事上的全面较量。在每一场较量中，都凝聚着周总理的政治智慧和过人胆识。《周恩来传》中记载的这段话说得非常贴切：“为了抗美援朝的胜利，为了中国人民的安全与和平生活，周恩来呕心沥血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所做的许多事情，很长时间内不为人们所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