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坚武的一生中，有三个人曾经发生了无以取代的影响：一是孙洪伊，他将白坚武带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一是李大钊，二人的友谊长达二十多年，从思想到生活相互影响，相互提携，为世人所称颂；还有一个就是吴佩孚。在他的麾下，白坚武达到了自己人生的巅峰。

白坚武与吴佩孚相识于1918年。当时，白坚武还在江苏督军李纯的幕中。由于主持南北议和，白坚武认识了吴佩孚的参谋长李倬章。李倬章是直隶献县人，与白坚武的老家交河县是邻县。相见之下，二人谈得十分投机。通过李倬章的介绍，白坚武对吴佩孚的才干与人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将挽救时局的希望都寄托在吴佩孚身上：“法国利卫尔、否探两将军，皆于欧战中以偏裨起身擢任统帅，升迁最速，建功亦伟。言念及此，颇令人思及前方吴子玉之为人也。”于是，他向李纯请示，决定往湖南一行，名义上是谈南北议和，实际上是想直接接触一下吴佩孚。10月2日，他抵达湖南衡州，见到了久仰的吴佩孚。两人一见如故，交谈甚契。可能是在轮船上受了风寒，会见过吴佩孚后，他病倒了，并且一病多日。吴佩孚对他格外照料，延医请药，关爱有加。吴甚至还亲自为白坚武算卦批八字，预卜前途。病稍愈，吴便陪他到处游览、吟诗作赋，宴乐终日，使白坚武有乐不思蜀之慨；加上他在李纯幕中过得并不顺心，逐渐萌生去志，并有了投奔吴佩孚的想法。第二年九月，李纯又派他联系吴佩孚，白吴二人得以再次相会。白坚武深为吴佩孚的魅力所折服，在他给吴佩孚的诗中曾写道：“蓬莱天下望，丹史待名贤。”此一行，使白坚武下定了决心，决意要与政见不和的李纯分道扬镳了。

吴佩孚对白坚武也十分看好，决心将他揽到自己帐下。他不但频频地以书信相邀，而且多次派专人来请。

1920年8月，白坚武与李纯的矛盾终于爆发，白坚武愤而辞职。未出一月，郁郁不得志的李纯自杀。辞职之后的白坚武并未急于投到吴佩孚门下，因为通过几次接触，白坚武已经深切地感受到吴佩孚周围人的敌意。不但是吴佩孚身边的部属，就连曹锟也认为白坚武是个危险人物，白坚武对吴佩孚的极力相邀也就持更加谨慎的态度。果然，有人告发他结合吴佩孚，想推翻北京政府，北京方面已经密电南京方面，要缉拿他。白坚武只得躲进上海的租界，暂时过起了寓公的日子。

最终，白坚武还是出山了，不过这已是1922年初的事了。

白坚武于1922年1月3日到达洛阳，吴佩孚当天晚上就与他共商大计。当时，吴佩孚正在开展旨在推翻总理梁士诒的“倒梁运动”，运用的武器就是“通电”。“通电战”成了民国史上一道奇观。白坚武以他漂亮、犀利的文笔使吴佩孚在这场论战中取得了胜利，梁士诒被迫下台；同时，白坚武也赢得了吴佩孚的信任与倚重，很快就被任命为政务处长，从此成为吴佩孚不可或缺的心腹。吴佩孚的巡阅使署设秘书处、参谋处、政务处、军务处、军需处、军医处、军法处、副官处。由白坚武主持的政务处，为巡阅使署八大处中最为紧要的办事机构，处理军务、行政事项，集内政外交为一体。经过吴佩孚的特批，政务处下设六个科室，成了名符其实的“小内阁”。据长期与白坚武共事的汪崇屏先生晚年回忆，有一件事可以说明白坚武在吴佩孚心目中的位置：有时候，吴佩孚会到办公室走走，说某件事情应该怎样办。白坚武听了，对着吴佩孚把眼一瞪，斥责道：“这怎么行？”吴佩孚就马上改口：“我不过随口说说而已。”

白坚武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达到了事业的颠峰：他被任命为此次大战的总参议。据说，吴佩孚曾经在私下里向白坚武许诺，等这场战争结束后，由白坚武来组阁。可惜这个诺言很快就落了空，这场战争因为冯玉祥的叛变而失败，总统曹锟被软禁，吴佩孚不得不带着白坚武等人从天津乘坐军舰流亡南方。1925年10月21日，吴佩孚在旧部拥戴下，在汉口查家墩成立“十四省讨贼联军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吴氏再起之初，声势似犹胜于昔，拥吴势力远及长江、黄河流域，白坚武亦再任政务处处长；但白的此次回任，有名无实，非比洛阳当年。他受到以秘书长张方严等人的妒忌与排挤，在吴的幕僚中被孤立起来。一次在查家墩总部开会议事，白因故离开会场，便有人在他出去后，将门关上，并用椅背抵住，待白回来敲不开门，进不了会场；吴佩孚对他也不再那么倚重。白坚武本人也明显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过去，吴佩孚发布任何命令都是由政务处主稿的，有一次却是秘书长主稿，白坚武知道后颇为不快，遂萌去意。1927年阴历正月十一日，白坚武奉吴佩孚之命赴南京找孙传芳接洽支援事宜。到了南京，孙传芳以种种借口不肯出兵援助。此时，吴佩孚的地位岌岌可危。白坚武想回到吴佩孚身边，但怕回去道路有阻，就坐火车先到徐州，准备转车去郑州。到徐州一问，陇海路已有两天不通车，无奈之下，他只得暂时回到天津。不久，奉军渡过黄河，吴佩孚躲到了巩县与孝义的兵工厂。白坚武到北京打听消息，去河南的行程仍有限阻。后来因部下纷纷倒戈，吴佩孚不得不躲入四川。吴佩孚曾写信让白坚武到四川，但白坚武回信说，无论从公从私方面来说，吴的当前大敌是冯玉祥；冯玉祥不倒，自己就是去了四川也无济于事，不如暂时留津，利用张、孙二人来对付冯玉祥。等有眉目之后，自己就立即动身去四川。不管白坚武说的是不是真心话，反正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回到吴佩孚的身边，而是在天津过起了他的寓公生活。当然，白坚武也没有食言，他在天津不断地向吴佩孚提供情报，出谋划策，筹措经费。

尽管白对吴佩孚当权时期的施政方略多有不满，但对其道德人格是真心倾服的。他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寄托于吴氏的再度出山，主要是想借吴佩孚的再起，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建立个人的功名事业。吴佩孚抵达北平之初，的确跃跃欲试了一阵子，想干一番事业。“九一八”事变时，吴正流寓在甘肃武都，闻听国变，一夕难寐。在答《大公报》记者问时，提出“和内攘外”的主张，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态度相悖。到达北平后，吴佩孚以在野之身谴责列强尤其是日本政府的言论，更是口无遮拦。两手空空的大帅，秉性不改，敢为大言，宣称愿亲率东北健儿，为张学良收复失地。后来看看情形不对，也就不再多讲什么。只是闭门谢客，诗酒为伴，论道谈佛，安心做他的寓公，静观时变。

华北形势日趋严峻，危急存亡之际，白坚武欲再试身手，决心“以夷制夷”，利用与日本人的合作，建立一个“华北国”。他极力说动吴佩孚“联日”，拥吴出来主持华北的大局。吴佩孚对此颇不以为然，自然也不肯配合。因为政见严重分歧，两人的感情逐渐疏远。白坚武流亡东北时，因为经济拮据，曾经向自己的老东家开口借过钱，似乎未见下文，从此两人就几乎没有来往了。其实，白坚武并不知道，他曾经被自己的老东家出卖过。1934年，华北地区最高负责人何应钦接到一封匿名信，信中写道：“天津日人梅津、大迫二人，勾结石友三、陈嘉谋、刘桂堂，并玉帅旧日幕下白惺亚、符定一等，组织便衣队，定期扰乱平津，推玉帅为华北国首领。玉帅知此事确实，知不日必将发生大骚乱，关系太大；本人无可如何，恨怒交并，故密嘱即日向我公告密......”信末附有名单，其中就包括白坚武。除石友三、刘桂堂外，其他人姓名前均画有圆圈，以示系吴佩孚旧日部下。何应钦接到信后，曾经命北平军分会政训处秘密调查，最后经过笔迹鉴定，证明写此信者，不是别人，正是吴佩孚本人。后来，白坚武遭到通缉，应该就有此告密信的缘故。当然白坚武一直到死也不知道被老东家出卖的秘密，否则，也就不会在最困难的时候，向吴佩孚求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