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解放的春风终于吹到了上海。这一天真的是让李克农盼望了好久。刚一解放，他就立刻急电了担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督促陈毅马上去查李静安的下落，不惜一切代价也一定要找到他。李克农当时心乱如麻，他早就打算好了，一定要让李静安来担任新中国第一任邮电部的部长，但偏偏就是要解放的这段时间，谁也联系不上他。

上海市公安局当即收到了上级军管会发来的“008”号电文：“滋于1937年冬，延安党中央派派上海地下党工作之李静安（李白）同志去向不明，特劳查。”市公安局接电后，立即指定专人与裘慧英同志一起进行了调查。

经过上海军政机关对群众的几度访问，1949年6月20日，机关人员在杨思附近的戚家庙发现了12具被五花大绑捆着的烈士遗体，面目全非，衣衫破碎。在这其中，终于找到了李克农和陈毅一直苦苦寻觅的“李静安”。

后来调查，李静安居然就在解放前的仅仅20天悄然离开了人世。他究竟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被迫害？他是被谁捕的？今天，就和笔者一起追溯到1925年，去探寻一个地下党跟着革命的“隐秘一生”。
李克农（右一）
1910年5月，李白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的一个贫农家庭里。九岁的时候，父亲把他送到了隔壁村子里的学校上学，因为那时学校里的老师深受五四运动革命思潮的影响，常常给孩子们讲述《新青年》和《湘江评论》里面的文章，李白从小就受到了革命思潮的熏陶，对革命产生了极高的兴趣。可是早前的贫农家庭哪里能供出一个学生来，13岁的时候，李白就因为家中极度贫困，不得不辍学去到一个染坊里当学徒。

在染坊的时候，李白不敢有片刻的走神和歇息，一旦停下来，雇主的打骂立刻就来了。染坊里的工人们整年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每天出着蛮力。就算这样，雇主还是一天到晚找茬克扣他们的工钱，累死累活一个月竟然负担不起一家人的开销。地主对贫农们的残酷压迫让李白彻底醒了——这个社会太黑暗、太不公了！这个社会必须得变！

因此，1927年大革命时期，他在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的带动下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李白）
1930年秋天，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到达了李白的家乡浏阳。在这时，李白正式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随部队进入了中央苏区担任宣传员。

第二年，他就被部队选送去瑞金红军通信学校电讯班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从此，李白与我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用通讯技术为党为国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在后来的反围剿战争中，李白在红五军团中担任政委，他领导的部队多次受到了总部的嘉奖。但其实，那支部队原是一支“破败部队”——红五军团是由国民党起义军改编成的队伍，旧军队懒散、随便的风气残留在整个部队里。

但是，李白不甘心自己的队伍这样懒散、让人看不上，便在其中言传身教，要求自己的红军报务员们必须要记住“电台重于生命”，每次都以身作则。

他这种对党矢志不移的忠诚和对电报事业的那种认真，渐渐地影响了这支改编部队，竟一扫旧时的坏习气，逐渐成为了一支强劲的技术部队，一度收到了总部的嘉奖。反围剿失败之后，李白也跟着部队走上了“长征路”，依旧担任着红五军团无线电队的政委。

1937年国共合作之后，李克农出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的处长，李白就此也跟着去了上海。那时候，虽然国共已经合作，但是在国民党的监视下办事依旧是举步维艰。李白一开始就隐藏起自己的身份来，化名叫“李霞”，被组织归到上海地下党下领导。他在党设的三个秘密电台之一里工作，随时保持着和中央的联络。
（李白烈士故居）


上海的工作四处都埋藏着“虎狼的眼睛”，日寇的眼、国民党光明正大的监视、汪伪军警特务的无孔不入……李白小心翼翼地在这些眼睛下面工作生活，负责在延安和上海之间架起一座看不见摸不着的“共党的桥”。

但是，一个农村出身的党员去担任上海的联络员谈何容易，技术问题、身份问题都随时有可能让李白落入特务的手中。1938年春，李白自己试着建了一个地下电台，但他制作的机器不仅难以隐蔽，而且信号很容易就被国民党发现，不仅根本无法持续使用，电台和他自己的安全都难以保证。

可就是上海的这段艰难的日子，却让李白真正的“专业、爱情双丰收”。为了他和电台的安全，上海地下党决定派地下党员、年仅21岁的纱厂女工裘慧英假扮李白的妻子去掩护电台，还派出了老特工胡作潮去配合李白破解难题。
（李白曾用过的工具）


胡作潮教着李白怎么审时度势，通过合法手段光明正大地获得无线电零件器材。他们在上海开设了一家“福生无线电公司”，以专门修收音机作为掩护，解决了电台零件采购的难题。

那时，李白白天就以公司账房先生的名义做生意，晚上他们就开始组装零部件，用收音机制作收发报机。

一直到1939年12月，李白终于实现了和党中央机关的联系，让上海和延安之间能够快速地上传下达，在胡作潮的指导下，他成了一个真正全面的无线电通讯手。

在这期间，李白还和自己的“假妻子”裘慧英之间产生了感情，经过党中央的批准，一年之后他们正式成为了夫妻。

在地下电台工作就像是在刀尖上走路，敌特有各种从国外购进的先进设备，只要电台一开机工作就会遭到无线电侦察。这种环境下，李白的电台被敌人发现了三次，三次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他自己也跟着进了三次监狱。

李白电台的第一次暴露是在1942年9月的中秋节的前夜。

前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上海的西方租借，加紧了对秘密电台的监测，大肆逮捕共产党人。李白夫妇当时刚刚转移到建国西路的一栋三层楼里，为了保证安全，他们一度把发报机的功率从一百多瓦降到了15瓦，但即使这样，依旧在一次工作里被日本特务发现了。

中秋节的前夜，李白仍旧在向延安传递上海的消息，而就在李白工作的同时，日军也在同步地进行着他们的监测工作。裘慧英注意到了这天晚上的不安宁，街上日军汽车的声音时有时无地掠过，她提醒着李白今晚像是会有大动作，赶快发完电报收拾好。

果然，不久后日军涌入了李白住所的街区，进行了扫荡似的搜查。李白急忙发完了自己最后的一封电报，在最后连发了三个“再见”，暗示远方的战友他受到了危险。

十几个日军进入了李白的家，东翻西找。他之前开的无线电公司本就是敏感行业，李白的第三层楼上有好几台收音机改装的发报机都被裘慧英藏了起来，但在日军底朝天式的搜索后，这几台机器还是被翻了出来。日军当即把李白夫妇带回了监狱，严刑拷打。



被捕后，李白和妻子被分别关押正在两个地方被严刑逼供，两个人几次被折磨地昏了过去。但是，李白在被审讯的过程中发现敌人并没有掌握多少有用的信息，所以一口咬定自己在做一个商业电台，跟哪个党都没有任何的联系。

他们夫妻两个人都对共产党的问题只字不提，面对酷刑也未曾松口。日本人只好先放了裘慧英，继续给李白用极刑。他们拔掉了李白的十个指甲，又给他用了老虎凳，最后用电刑让李白昏过去好多次，但李白依旧毫无所动。最后，日军最后只好请来了专家对李白的电报机进行检查，但令日军没想到的是，专家竟说李白的机器根本就不是一个电报机。
（李白和妻子）


原来，李白用的电报机平时就是一个普通的收音机，要用的时候把他接上一个小线圈就变成了电报机。日军搜查的时候，李白快速拆掉了线圈，这台机器现在根本就不能发报。日军拿不住李白通共的证据，1943年5月，经过党组织的营救李白终于在汪伪特工的总部监狱获释了。

在出狱之后，李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化名“李静安”给自己的父亲写了一封信。那时他的公开身份是糖果店的店员。他在信中告诉父亲，他十分想念远在浏阳的父亲、兄妹，自己在上海做小生意，日子过得十分不错，希望父亲母亲不要挂念。这样的信陆陆续续还寄了好多次，李白老家的亲人一直到他牺牲都不知道他在为党从事秘密电台的工作。
（李白家书）


1944年秋天，潘汉年领导的中共中央华中情报局和李白搭上了联系，安排他打入国民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去担任报务员，来回在江西和浙江之间穿梭。他潜伏在国民党内部获取蒋介石和日美之间的内部情报，然后秘密传到中央。

一次，他带着自己的电台乘船到浙江淳安，却不幸被国民党查获了藏在箩筐里的电台，当即被捕入狱。但因为当时国共统一了战线，党组织立刻出面营救李白，让他脱离了险境。

抗战胜利以后，李白夫妇回到了上海。组织委任他们继续负责上海的秘密电台工作。一开始，他还是沿用国际问题研究所职员的身份怍掩护与中央电台保持联系，后来研究所被撤销了，李白凭借自己在无线电通讯方面的技术获得了善后经济总署电气设备修理工的公开职业。

因为需要职业来掩护，李白不仅每天要早出晚归的工作，深夜回家还要用仅仅十几功率的发报机和党中央取得联系，十分辛苦。为了防止电台的信号被敌人探测到，李白把100多瓦的电台改装成10多瓦，还能够保证把电报清晰地发送到数千里之外的西柏坡。

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的时候，李白发送的国民党增援东北战场等情报在我党解放战争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可以说当时如果没有他的情报，全国也可能不会那么快地解放。
（李白和妻子工作图）


1948年12月29日的晚上，李白向党中央发出了涉及国民党机密的江防计划的紧急电报。李白不知道，那时候，国民党特工早已开始监视着他的工作，等待着伺机而发。

国特当时多次利用美国最新的雷达探测仪进行信号监测，并且在上海实行分区停电。他们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侦查，最终终于侦测到了李白电台所在的区域。

那一晚，国民党包围了李白的住所，他和妻子迅速发完最后的电报，整理好密码和发报机，躺在沙发上装睡。国民党闯进来，把他家翻了个底朝天。其实那晚国特并没有翻出什么重要的东西，但最终还是逮捕了李白，严刑拷问。从那之后，李白就再也没有出过监狱。

原来李白这次的被捕，不仅仅是因为国民党先进的侦查技术，更严重的，是因为我党内出现了叛徒。我党秘密电台报务员李政宣在被捕后，还未受到极刑就已经向国民党屈服 ，多次向国民党提供破坏我党秘密电台的情报。

国民党里面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军官，叫叶丹秋。他在1933年参加了国民党的谍报组织后，一直以心狠手辣著称，工作这些年手上沾满了我党地下党员的鲜血。李政宣的情报正是都提供给了叶丹秋，无论是上海地下电台的工作时间、手法，还是掩护的办法，叶丹秋了如指掌。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通过这些线索，叶丹秋侦破了秘密电台的方案，安排了“尖子”报务人员，每天倒班昼夜不息地监测可疑电台的信号。李白这次被捕，就是因为叶丹秋查获了他的电台信号。

这一年冬天，叶丹秋早就在李白附近这一带的区域查找到了一个可疑的信号，经过不断的分区停电、缩小范围，终于在29日晚上确定到了李白的住的街区。

他带着特工包围了整片区域，挨家挨户地搜查，最后在李白家里拿到了他自认为的“赃物”。因此，叶丹秋还特意向上级写了“邀功报告”，和叛徒李政宣一起升了大官。

紧接几日，上海多处秘密电台都接连被破坏，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副厅长想要彻底地破坏我党在上海的地下电台，就派叛徒李政宣到监狱中找李白“谈话”，要李白屈从于共产党，许诺给了李白极高的职位和薪水。

结果令国民党没想到的是，李白一看到李政宣就破口大骂：“李政宣你这个叛徒！我告诉你，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是绝对忠诚于党的！你休想从我的口中获得一点消息！”从此要不一言不发，要不开口就是大骂。

国民党见状立即让十几个打手围着李白一通毒打，但李白还是大骂叛徒和国民党，一点有效的信息都不透露。
（李白烈士故居）


叶丹秋和另一个军官恼羞成怒，他们对李白进行了长达30多个小时的连续审问，用了30多件刑具，用钳子拔光了李白的指甲，把竹签钉入他的指甲，老虎凳上的砖头一直加到了五块，还不停地向李白灌辣椒水和肥皂水，用烧红的木炭烙在他的身上。李白被折磨地昏死过去好多次，但他依旧坚贞不屈，没有透露一点敌人想要的信息。

敌人见李白还是油盐不进，最后把他的妻子和儿子抓到了狱中进行诱供。李白一张血迹斑斑的脸吓坏了自己的妻子和三岁的儿子，儿子一看见他便“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但是，李白还是忍痛看着妻儿，眼神平静又坚定。

后来，李白被押到蓬莱的警察局，给裘慧英写信说了监狱允许的探监时间。1949年5月7日上午，裘慧英带着儿子到蓬莱所去探望时，李白平静地对他们说：“事到如今，个人的安危不必太重视，现在国家已经快解放了，革命即将成功，我们无论生死，都觉得非常愉快。”儿子看到父亲，还张开双手叫喊着：“爸爸！抱抱我！”李白笑着给他说：“乖孩子，等爸爸出来了以后会抱你的。”
（李白和妻儿）


但是，国民党却没有给李白再抱抱儿子的机会。当天晚上，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根据蒋介石“坚实不吐，处以极刑”的指示，在深夜把李白和其他几名战友押到了浦东戚家庙秘密枪杀了。李白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妻儿，也离开了他衷心的党和祖国。

1949年5月27日，上海市公安局收到了上级军管会发来的“008”号电文：“滋于1937年冬，延安党中央派派上海地下党工作之李静安（李白）同志去向不明，特劳查。”市公安局接电后，立即指定专人与裘慧英同志一起进行了调查。

在李白和其他烈士被发现之前，上海《解放日报》中曾报道：在虹桥公墓、闸北宋公园、蒲善山庄等地，发现了数百名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革命志士的遗体。

裘慧英看到之后立即赶到了所有报道的地点，但是都没有找到自己的丈夫。此后，报纸上又陆陆续续登上了一百多名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烈士信息，裘慧英都一次一次地去现场辨认，但最终都是悲痛地失望而归。过了几天，虹桥路又发现了70多名烈士的遗体，宋公园也有十几具尸体，裘慧英的希望一次一次被燃起，但最终都一次一次被熄灭。
（如今的闸北公园）


一天下午，上海蓬莱公安分局一位警察告诉政府的调查人员说，5月7日傍晚有一位穿长衫的囚犯被押上了行车，听说要在浦东杨思地区枪杀。根据这一线索立刻派人深入访问了当地的群众，终于在6月20日在戚家庙后面的一块荒地上，挖出了12具烈士遗体。

尽管酷刑已经让那12名烈士都面目全非，衣衫破碎，但是裘慧英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李白的遗体，还有好几位上海秘密电台的战士。李白和这些地下共产党员被枪杀的时候，离解放只有短短的20天……
（后人纪念李白烈士）
1949年8月，中共上海市委将李白烈士的遗体安葬于上海龙华公墓，并举行了追悼会，正式追认李白为烈士，为他立了纪念碑。李克农得知李白牺牲了的之后，十分难过。

李白用一份、一份的电报架起上海与延安之间革命桥梁的红色故事又重新上演在人们的面前。

李白牺牲之后，裘慧英也没有了工作。她不分昼夜、起早贪黑地用手里的那几根竹针给人织毛衣，担负起自己、老母亲和儿子三个人的开销。从晨曦初露到半夜三更，裘慧英几乎不曾停歇。那样的生活可想而知的艰辛，但是裘慧英从来没向组织开过口要过一分钱，她不愿意给组织添一点儿麻烦。李白的儿子李恒胜则经历了共和国的风风雨雨。解放后，他在党和各级政府的关心下，从小学一直读到大学，主修工程管理

50年代，周总理见到了曾和李白一起在延安工作的罗青长。刚一见面，总理便向他询问李白家属的生活。得知裘慧英和儿子还在之后，周总理很快就邀请了他们到北京去。见到裘慧英和李白的儿子李恒胜，周总理十分热情地嘘寒问暖，一再问她和儿子有什么要求。裘慧英告诉总理说：“儿子在慢慢地长大，我们会生活得很好。李白虽然没有看到上海解放的那一天，但我想他应该死而无憾！”

没过多久，总理又邀请了裘慧英和儿子再度到北京，不仅仅和他们回忆李白烈士英勇地地下斗争，还不断地关心她和儿子的生活，生怕他们如今受到委屈。裘慧英感动极了，她搂着儿子说：“总理这样关心我们，你一定要争气，把书念好，将来可以像你父亲一样为国家做大事！”



多年后，李白的儿子李恒胜果然没有辜负父母对他的殷殷期望。他放弃了工程管理的高薪老本行，去干起繁琐、清苦的老干部工作，每天和那些在革命中浴血奋战的老干部们打交道，没有一句怨言，把这份平平淡淡的工作做的有声有色。李白烈士家中那种甘于奉献、勤勤恳恳的淳朴家风，又通过儿子，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