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嘉昕：物理主义的历史与历史的唯物主义（上）

摘要：物理主义被普遍视为当代唯物主义讨论的最新进展之一。在狭义上，物理主义关注的是心脑关系问题，但心灵哲学中的物理主义又得益于语言学物理主义的讨论。在广义上，物理主义被视为一种本体论承诺。物理主义的进展在意识本质的阐释问题上经过了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但无法摆脱意向性、感受质和“亨普尔两难”所导致的理论辩难。物理主义的发展及其困境，凸显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重要性。回应物理主义所面对的理论挑战，可以回到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寻求方法论的借鉴。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二元论、神秘主义，必须在当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上，走进社会历史深处，反思既有的物理主义争论中的形而上学倾向。

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物理主义被普遍视为当代唯物主义讨论的最新进展之一。梳理唯物主义的历史演进，把握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有必要对物理主义进行分析和回应。立足既有研究从逻辑进路出发对物理主义若干争论展开的分析，本文尝试在学术史和社会史的结合中，把握物理主义的历史和现状。在此基础上，笔者力图论证的观点是：经过九十多年的发展，物理主义围绕意识的难题和心灵的本质，经历了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个人意识过程的聚焦、知觉经验现象的考察、社会历史维度的引入，构成了物理主义当代走向的三个鲜明特征；物理主义在“意识的难问题”和“亨普尔两难”中遭遇的挑战，进一步印证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重要性；物理主义的当代发展，凸显了实践观点和拜物教批判在思考意识问题上的方法论意义，从一个角度彰显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价值。

一、、唯物主义：一个概念史考察

在有关唯物主义概念的经典叙述中，涉及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大多将其划分为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现代科学唯物主义三种形态。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及唯物主义史研究的推进，这一经典叙述在以下五个方面得到了拓展和丰富，同时也面对着新的亟须回答的理论问题：一是“唯物主义”概念的思想史考察；二是马克思恩格斯自身探索历程中对“唯物主义”术语的不同使用；三是中国学术界四十多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原则背后蕴含的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观点的分析；四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左翼学界对于“唯物主义”概念的不同诠释；五是20世纪中叶以来，物理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兴起，及其聚焦心灵哲学对“唯物主义”的竞争性阐发。

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中有关唯物主义的概念理解，最首要也是最直接地，依赖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相关阐述。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即“唯心主义阵营”和“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但是，恩格斯也明确提到：“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这一点可以为“唯物主义”概念的历史考证所佐证。18世纪上半叶，作为哲学概念的“唯物主义”才分别出现于德语（1726）、法语（1739）、英语（1748）的文献之中。尽管在早期的德语文献中，曾经用“唯物主义”来指称霍布斯的学说，但是正如黑格尔所提到的那样，唯物主义的“公然出现”，是在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之中。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的考察，“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儿，一派起源于洛克”。无论如何，“唯物主义”思潮兴起的背后，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现存宗教和神学”“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斗争。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在黑格尔学派解体的过程中，“对现存宗教进行斗争的实践需要，把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推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思想发展中，向着唯物主义的转变同时也是对当时流行的唯物主义加以利用和改造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会将自己的新世界观明确指认为不同于费尔巴哈和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用恩格斯的话说，这种新唯物主义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提到了唯物主义的重要性。这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的。其一是在《资本论》的写作和传播过程中，为了澄清自身方法与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根本不同，避免考夫曼式的误解，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场合都提到了思维过程与现实过程、观念的东西与物质的东西的区别。其二是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的发展相伴生，一种庸俗的唯物主义逐渐形成。这种“唯物主义”尝试以生物学的方式来解释人的意识，以实证的方式来理解社会历史的运动发展。其代表人物有福格特、摩莱肖特、毕希纳、杜林、海克尔、冯特等人。朗格（Frederick Lange）1865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史》，更是直接在新康德主义的意义上理解并阐释了“唯物主义”。这样，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恩格斯会在19世纪80年代，专门批判费尔巴哈的“半截子的唯物主义”了。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涉及“唯物主义”的理解，列宁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列宁对“哲学唯物主义”的阐述，归根结底是同俄国革命和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包括三个方面的指向。其一，“战斗唯物主义”反对宗教神学，这一点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具有直接的革命意义。其二，“战斗唯物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也就是要去分析和批判当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新变化新特征。在当时，列宁同样面对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批判过的“庸俗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以及二者在自然科学进展和认识论中的理论寄居。其三，“战斗唯物主义”强调“同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并且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即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系统研究辩证法的重要性，期待从中找到“自然科学革命所提出的种种哲学问题的解答”。

这样一种唯物主义，显然不是一种从物质可以自然生出意识的抽象还原论或决定论，而是从实践出发的辩证的和历史的方法的结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在反对封建迷信、发展自然科学、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凸显了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同时，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对于唯物主义的阐释获得了新的发展：第一，坚持唯物主义必须面对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去研究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坚持实事求是。第二，坚持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统一。第三，自觉探索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新形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和自然科学新进展，以方法论自觉引领哲学理论体系创新。

列宁以降，西方世界围绕“唯物主义”概念，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研究传统，或者说思想潮流。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起落和当代西方左翼思潮的演进中，“唯物主义”概念获得了不同形式的激进化阐释。从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发展到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马克思的哲学主要被理解为“历史辩证法”。相应地，“唯物主义”更多具有了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含义。以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为例，实证主义背后的形而上学或同一性，成为“唯物主义”直接批判的对象。作为批判理论和结构主义思想遗产的继承者，当代西方左翼话语重新将“唯物主义”作为理论的关键词之一。有趣的是，近年来这些自指为“新唯物主义”的探索，却走向了一种“无物质的唯物主义”或“非物质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唯物主义”似乎成为了一个空洞的标签。如果说上述传统，是西方左翼思潮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新变化，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进行的“创造性破坏”的话,那么，20世纪30年代以来，伴随语言哲学、心灵哲学、计算机技术和认知科学的发展，人的意识与客观世界的关系问题一再以曲折的方式呈现出来。首当其冲，形成了一种被广泛视为唯物主义当代发展的多元理论联盟：物理主义。“物理主义”这个概念是在1930年前后，由纽拉特（Otto Neurath）和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最先提出并使用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围绕心身关系或者更严格地说，心脑关系问题，物理主义开始得到英语学界的广泛关注。八九十年代，围绕物理主义的探讨和辩难获得了充分的展开，也逐渐为国内学术界所关注和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物理主义”概念的提出和辨析，本身与英美分析哲学中的自然主义紧密相关，同时在很多场合也被直接当作“唯物主义”的同义词来使用。虽然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式相类似，在物理主义的理论逻辑建构和自身历史叙事中，往往不会直接提及马克思主义。但是，物理主义毕竟以其特有的方式再一次提出并回答了哲学的基本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物理主义讨论在取得新进展的同时，也进一步呈现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对话的趋势。因此，全面把握唯物主义的历史演进，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语境中创新唯物主义的理论阐释，物理主义就成为一个无法被绕开的话题。

二、物理主义的历史和逻辑

什么是“物理主义”？在最为宽泛的意义上，今天的物理主义普遍接受一个口号或本体论承诺：“一切都是物理的”。相应地，“物理主义”和“唯物主义”都可以被追溯到古希腊，如泰勒斯的水和伊壁鸠鲁的原子等。就当代物理主义讨论的核心关切，即意识或心灵在世界中的位置问题来说，虽然往往被溯源到对笛卡尔实体二元论的反思，但在直接的意义上，这种“物理主义”问世的标志是20世纪50年代，普赖斯（Ullin Place）、斯马特（John Smart）和费格尔（Herbert Feigl）有关心理物理或者说心脑关系问题的探讨。此外，就“物理主义”这个术语的出现来说，又不能不提到20世纪30年代初纽拉特和卡尔纳普这两位维也纳学派核心成员的作品，即“语言学物理主义”的成果。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获得三种关于“物理主义”的理解：一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本体论承诺意义上的“物理主义”或“唯物主义”；二是维也纳学派建构“统一科学”的“语言学物理主义”；三是意识解释或心灵哲学讨论中以心脑关系问题为核心的“物理主义”。与其说“物理主义”概念存在上述三种不同理解，不如说这是“物理主义”的三个层面。最为宽泛的是物理主义的本体论承诺，它存在于人探索世界、认识自身的整个历程之中，自笛卡尔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以来，其重要性日益凸显。“语言学物理主义”面对的是20世纪初以物理学突飞猛进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发展，着力从物理语言出发建构科学陈述的统一领域。心理和物理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蕴含在“语言学物理主义”的讨论之中。20世纪50年代之后，伴随计算机技术和认知科学的发展，心脑关系问题引发了进一步的关注和讨论，融合不同的理论传统和思想资源，形成了形式多样、相互竞争的多种阐释模式。后者构成了我们今天直接面对的物理主义。

聚焦这种“唯物主义”，近期的研究大多采取了理论逻辑分析的方式，将不同流派的观点加以对比考察。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思路是：从还原论物理主义与非还原论物理主义的分歧、物理主义与二元论（唯心主义）之间的争论、解释意识问题中存在的概念分析和自然化两种进路的区分、反驳和支持物理主义的各种论证的思辨等出发，对物理主义进行系统的概括。另外一种被普遍采用并引发广泛关注的物理主义阐释思路是：“完备性问题”，即在何种意义上，“一切都是物理的”？“条件问题”，即怎样理解所谓“物理的”？以及坚持和反对物理主义的诸多论证与问题。基于这一分析框架，同一论、随附性、实现论、奠基主义等流派，以及还原论物理主义和非还原论物理主义、先验物理主义和后验物理主义等问题，在完备性问题的框架中得到说明；“亨普尔两难”、循否法、基于理论的和基于对象的物理主义等话题则在条件性问题中展开；此外，感受质、意向性和抽象实体作为反物理主义的主要问题，心灵因果性作为支持物理主义的主要论证被加以辨析。毋庸置疑，这样一种逻辑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于系统而清晰地概括当代物理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还应当看到：物理主义本身的历史演进问题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物理主义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所面对的问题挑战，可以在历史的回顾中得到更为立体的说明。

尽管在心灵哲学的讨论中，大多只是在术语提出的意义上谈及纽拉特和卡尔纳普的“物理主义”，但在笔者看来，无论是从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还是从意识问题或心脑关系问题的探讨来看，这种有关普遍的、主体间性的物理主义语言的设想，从句法分析向语义分析的转向，都应在物理主义的历史叙述中占有一席之地。1963年，费格尔曾高度评价这种“语言学物理主义”：“科学家们否认他们称之为‘神秘主义’或‘超自然主义’的那种东西”。“这种‘超出或高出的东西’就其概念本身而言从原则上说就是不能受独立的主体间核对的，因而人们仍然怀疑神秘经验（即使这种神秘经验是许多个人所共有的）中‘对绝对的理解’很可能是催眠状态或自我暗示所产生的幻觉。物理主义就是这种科学态度的明确的、正式的表述”。在后来的物理主义讨论中，常常用“不存在超出或高出（物理的东西）的东西”来表达“一切都是物理的”这一口号。

就聚焦心身关系或心脑关系问题的物理主义来说，20世纪50—60年代是奠基的时代。普赖斯的《意识是一个大脑过程吗？》（1956）、斯马特的《感觉与脑过程》（1959）、费格尔的《心理的和物理的》（1958）被普遍视为这一领域的开创性研究成果。普赖斯、斯马特和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则被看作“心脑同一论”的理论代表。在这种作为“还原论物理主义”的典型形态的“心脑同一论”中，核心的议题是将意识与脑过程的关系类比为闪电与电流的关系，坚持尽管感觉与脑过程具有不同的意义，但却具有同一指称，并且强调对于意识和心灵的考察必须坚持“话题中立”的分析。“心脑同一论”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行为主义、日常语言哲学以及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无论后来持物理主义立场的哲学家是否认可“心脑同一论”，都溯源性地将赖尔（Gilbert Ryle）《心的概念》（1949）、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哲学研究》（1953）、塞拉斯（Willfrid Sellars）《经验主义和心灵哲学》（1956）作为研究意识和心灵问题的奠基性著作。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心脑同一论”的强还原论色彩，这种观点尽管令人耳目一新，但也容易招致各种非议和反对。因此，在其后续发展中，要么通过引入因果关系来进行本体论辩护，要么走向与功能主义的联姻。这一点在阿姆斯特朗和刘易斯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较之“澳大利亚异端”的“心脑同一论”，功能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的兴起，更为直接地依赖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人工智能”概念的提出。在《心灵与机器》（1960）、《心灵状态的本质》（1967）和《机器的心灵生活》（1967）这三篇标志功能主义兴起的代表作中，普特南(Hilary Putnam)利用图灵机模型来解释大脑的功能，并将心理属性同一于功能属性。蒯因（Willard Orman Quine）的学生刘易斯（David Lewis）为了捍卫同一论立场，根据因果输入输出的特殊方式来定义心理状态，提出了一种“心理因果功能主义”。普特南的学生福多（Jerry Fodor）进一步论证了“多样可实现”观点，并在拒绝“心脑同一论”的意义上提出了“令牌物理主义”（Token Physicalism）同“类符物理主义”（Type Physicalism）的区分。更进一步，他在《思维语言》（1975）中阐发了一种心理过程的计算理论，将命题态度作为思维语言中句子的计算关系来处理。功能主义带有典型的非还原论色彩。在此基础上，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在《心理事件》（1970）一文中通过引入随附性（Supervenience）概念来解释心理物理关系问题，提出了所谓的“变异的一元论”。后来，功能主义和随附性讨论就被普遍看作与“心脑同一论”的“还原论物理主义”相并立的“非还原论物理主义”。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关于意识和心灵问题的哲学思考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物理主义开始受到各种不同形式的挑战并在对这些挑战的回应中获得新的发展。赛德尔（Theodore Sider）曾指出：在50年代和60年代，心身关系研究的主要工具是意义和分析的概念，目标是心理概念的分析，而70年代到90年代，主要的工具则是模态概念，关注的是支配人格同一性的哪些条件具有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形而上学（哲学）工具的转变，从一个角度也反映了学术兴趣和社会关注的转换。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相呼应，围绕个人感觉经验的争论，成为心灵哲学关注的焦点。

由此，在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多种所谓的反物理主义论证，具有代表性的有：克里普克在《命名与必然性》（1972）中从专名的同一出发对“心脑同一论”的批评，即“模态论证”；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在《成为一只蝙蝠意味着什么？》（1974）中对感受质（Qualia）所作的反还原论论证，即“蝙蝠论证”；布洛克（Ned Block）在《功能主义的难题》（1978）中，认为功能主义无法解释现象意识；塞尔（John Searle）在《心、脑与程序》（1980）中从意向性问题出发反驳强人工智能和功能主义的“中文屋论证”；杰克逊（Frank Jackson）在《副现象感受质》（1982）中，以玛丽黑白屋思想实验所作的“知识论证”；列文（Joseph Levine）在《唯物主义和感受质》（1983）中，利用“模态论证”提出在科学视角和现象经验视角之间存在着“解释鸿沟”；麦金（Colin McGinn）在《意识问题》（1991）中，强调心灵从根本上说无法认识自身；等等。针对反物理主义论证中的二元论或者说唯心主义观点，这一时期的物理主义论证也取得了新的形式，出现了多重交锋的状况。

在随附性的基础上，金在权（Gaegwon Kim）提出并论证了物理实现的观点。出于对戴维森的讨论中包含的副现象论倾向的不满，为了回应“知识论证”，他进一步阐发了一种心理因果的排除性论证来捍卫物理主义。针对感受质或现象意识，刘易斯提出的应对方案是“能力假设”。此外，他在《论世界的多样性》（1986）中提出点阵模型，通过休谟式随附性来捍卫“心灵的还原论”。对功能主义关注常识心理学（folk psychology），寻求心理状态术语意义的“功能定义”感到不满，以丘奇兰德夫妇（Paul Churchland and Patricia Churchland）和斯蒂奇（Stephen Stich）为代表，一种“取消主义”理论被提了出来并引发了广泛关注。《取消论唯物主义与命题态度》（1981）和《从常识心理学到认知科学》（1983）等代表性作品中，包含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心理概念并不存在，二是常识心理学应当为神经科学所提供的概念框架所替代。围绕意向性或命题态度问题，赖尔的学生丹尼特（Daniel Denett）在《意向立场》（1987）和《意识的解释》（1991）等著作中提出了意向立场这一语言性、解释性策略，用“多重草稿模型”（“脑中名人”）来解释“自我”的意识。有趣的是，这种“目的论功能主义”一方面同新达尔文主义的兴起纠缠在一起，另一方面也被称为“小人功能主义”。作为“小人功能主义”的另一代表，利康（William Lycan）用心理概念的特殊语义功能来解释意识状态的主体本质，认为感受质不过是感觉再现的意向对象。面对“解释鸿沟”，罗尔（Brian Loar）在《现象概念》（1990）中提出了所谓的“现象概念策略”，通过区分物理知识和现象知识的概念二元论来捍卫物理主义。“现象概念策略”与布洛克坚持的“现象意识的分离主义”和波兰德（Jeffrey Poland）捍卫的“心灵再现理论”一道，被普遍视为“后验物理主义”的典型形态。

20世纪90年代之后乃至21世纪以来，对于物理主义的批评日益聚焦为四个核心问题：一是如何把握感受质和意识；二是如何理解意义和意向性问题；三是如何看待抽象物的存在；四是方法论上对自然主义的背离。作为70年代以来反对物理主义的感受质直觉论证或“意识的难问题”的总结与发展，查默斯（David Chalmers）在《有意识的心灵》（1996）以及其后的相关论述中，提出了所谓的“僵尸思想实验”或“可设想论证”。作为其逻辑基础，他提出二维语义学来替代克里普克的后验必然性，以回应现象概念策略。此后，查默斯的自然主义二元论或属性二元论成为物理主义在心脑关系问题上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对物理主义的反驳，还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动向：或是从感受质出发走向泛心论甚至是泛神论，或是从意向实在论走向人格与自我的构成论，或是在批判新达尔文主义的过程中重新回到宗教神学。这令人强烈地回忆起黑格尔的警句：“神就仿佛是一条大阴沟，所有的矛盾都汇集于其中”。而反观支持物理主义的讨论，则延续既有的多重理论线索，使这一时期呈现出百舸竞流的态势。

作为随附性讨论的延伸，金在权的学生霍根（Terence Horgan）在《从随附性到超级随附性》（1993）中，提出对随附性关系本身的物理主义解释问题。索伯（Elliott Sober）则引入概率方法为随附性物理主义进行辩护。沿着物理实现的逻辑线索，梅尼克（Andrew Melnyk）在《物理主义宣言》（2003）中坚持了一种从令牌实现或“二阶实现”观点出发的“实现论物理主义”。此外，在舒梅克（Sydney Shoemaker）的《物理实现》（2007）和威尔逊（Jessica Wilson）的《非还原实现与能力基础的子集策略》（2011）等著作中，不同形式的“子集实现物理主义”得到了阐发。需要注意的是：在物理实现的讨论中，一种新的突现论和“多样可实现”立场得到了强化。同样是出于对随附性讨论的发展，并在同实现论相竞争的意义上，范恩（Kit Fine）主张的奠基论被引入心脑关系问题的讨论之中，出现了所谓的“奠基物理主义”。如果说，上述讨论主要是集中在所谓的“完备性”问题，或不存在“超出或高出的东西”的意义上进行的，那么进入21世纪以来，对所谓“条件”问题，或“什么是物理的”问题的回答，构成了物理主义自我辩护的另一条重要线索。斯图尔加（Daniel Stoljar）在《无知与想象：意识问题的认识论起源》（2006）中提出了基于对象观点的物理主义，强调意识的哲学问题并非概念式的，而是认识论的。因此，斯图尔加的立场也往往被称为“认识论物理主义”。与之相类似，金在权的学生豪威尔（Robert Howell）在《意识与客观性的界限》（2013）中，从认识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并论证了一种“主观物理主义”。此外，还应注意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包括布洛克和帕皮纽（David Papineau）在内，当代物理主义讨论越来越关注、利用神经科学的最新发展，来推进感觉经验问题的研究。

综上所述，虽然所有的物理主义讨论大都秉持“一切都是物理的”这一口号或旨向，但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物理主义”不过是一个宽泛的能指。被冠以“物理主义”之名的各种讨论不仅在不同时期存在方法论的根本差别，甚至在同一时期也因为问题意识、逻辑进路的差异呈现出竞争甚至是矛盾的态势。总体上来说，物理主义经过了从“统一科学”建构到心灵哲学探索的转变过程，在后者那里，同一性（还原论、随附性、实现论等）问题、意向性（意向状态）问题、感受质或现象意识问题构成了物理主义与反物理主义争论、物理主义内部分歧的焦点所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聚焦心灵哲学的物理主义经过了一个螺旋上升的道路：从最初的建构心脑同一的还原论到走向非还原论、遭遇二元论，再从反思非还原论、回应二元论到引入新的理论工具捍卫物理主义原则。在此过程中，物理主义的讨论着眼于认知过程的考察，一方面不断修正完善自身的逻辑论证，另一方面也积极吸收各种新的理论资源，如人工智能、模态逻辑、新进化论、神经科学的发展等。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物理主义的理论贡献及其所面对的挑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