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海敏 高宣扬：从主客对立到解放主体——智能时代艺术生产的主体性阐释（下）

（三）强人工智能阶段

强人工智能（Strong AI），也称为通用型人工智能（General AI），指的是具有与人类相似甚至超过人类智能的人工智能系统。强人工智能具备广泛的认知和问题解决能力，能够在各种任务和领域中表现出智能水平。强人工智能的目标是使机器能够像人类一样进行自主思考、学习和决策，具备灵活性和创造力。然而，强人工智能目前仍然是一个较远的目标，尚未完全实现。人工智能开发者试图在未来开发出具有更强意向能力的机器人及实现不同群体的意向交互。在意向性问题上，与上述塞尔的立场相反，也有学者认为，智能人工物具有类主体的意向立场。如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提出了“意向立场”（intentional stance）这个概念，并扩展了它适用于人工物的观点。人工物也可以有 “意向立场”。他认为，意向立场是一种将心智状态归因于有意图的实体的方法。虽然人工物没有真正的意图、信念和欲望，但我们可以将意向立场应用于它们，将它们视为具有目标和意图的实体，以解释和理解它们的行为。我们对人类主体性的批判，同样需要运用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中。通过采用意向立场，将人工智能系统视为具有目标导向的实体，将它们的行为解释为追求特定目标的结果，这种观点提供了一种理解人工智能系统行为的框架，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与它们进行交互和共同工作。

进一步来说，在文艺生产活动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没有一个单一的主体可以被确定为唯一的艺术行为的主体。这种复杂性和互动性不仅存在于人类主体的艺术创作中，也存在于人工智能生成的艺术品中。在人工智能艺术生产的艺术品中，到底谁是艺术行为的主体？是创建和编写人工智能算法和代码的程序设计者,是用作模型或参考艺术样本的原创者,还是欣赏艺术作品的观众？在文艺生产活动中，这些因素都是行动者，都在互相作用，而不是某个主体在起作用。如本雅明在《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既充分肯定技术创造对于推进艺术创作多元化的正面作用，认为技术发展有利于在社会大众中推广艺术的历史作用,同时他也揭露技术及其他现代文明中非艺术因素介入艺术创作的消极意义。本雅明在关于氛围的论述中指出，技术复制能力的加强对于艺术创作所起的破坏作用主要表现在氛围的削弱和消失。氛围，作为历史传统和艺术创作者对于历史传统的态度的表现，首先是一种联结历史文化力量和现实因素之间的关系性网络，同时又是艺术创作者同鉴赏者、同历史因素之间的相互交往和相互影响的精神性桥梁。氛围的存在及其运作，保障了艺术创作和鉴赏过程中各个主体间的精神交流，也保障了任何时代艺术品同历史整体人类文化创作生命之间的密切联结。人工智能艺术生产对于艺术创作的介入，体现了上述氛围运作中的各主体间的交流和创作循环。人工智能艺术生产可以被视为联合主体创作的过程，各个参与方在其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相互合作和影响，共同创造出独特的艺术作品。同样，对于阿多诺、巴特（Roland Barthes）和福柯而言，艺术活动的真正主导者是艺术之外背后的社会总体力量，而不是某个天才艺术家。

在强人工智能阶段，人工智能的发展更加趋向于具有某些类似于主体性的特征，人工智能试图成为一个人工智能实体，在未来，人工智能可能借助网络发展出类似于人的社会结构，如群集智能（Swarm-AI）技术的发展。群集智能通过感知环境中的信息，与其他智能体进行交流和协作，以集体智慧来解决问题或完成任务。如通过模拟群体行为和智慧，以产生独特的、创造性的艺术作品。智能体之间的协作和互动可以产生丰富多样的创作效果，亦有可能进一步将一些人工智能体联系起来。如瑞典哲学家尼克·波斯特洛姆（Nick Bostrom）在他的著作《超级智能：路线图、危险性与应对策略》中探讨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潜在影响。他认为，如果人工智能能够达到与人类相似的认知和情感水平，它们有可能成为具有“情感体验的实体”。如蓝江提出，“电子人格”具有可塑性和演进性，“电子人格”也将成为一个人类新形式的身份认同和新的社交形式。“电子人格”被当作新型的人工智能主体性承载形式，被视为人工智能的联合主体表达和实践的一种载体。类似的思想还有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在《奇点临近》中预测的强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在掌握奇点技术后，得以体验到非生物的感知方式，人类不再需要硬件(身体)存储思想文件，演变为“更伟大的物质”。

再如哲学家卢西亚诺·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和伊万·萨林杰（Evan Selinger）在他们的著作中分别提出了“本体信任”(ontic trust）和“本体编舞”（ontological choreography）的概念，他们认为人类和人工智能系统通过相互信任和合作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本体，这种本体信任正是不可避免地建立互动、合作人机关系的基础。这提醒我们，人工智能系统并不是孤立运行的，而是与人类共同构成了一种协作体系。就像舞者在编舞中相互配合和协调动作一样，人工智能系统和人类通过相互作用和协调来实现共同的目标。一方面，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系统进行设定、监督和纠正，以确保系统的行为符合人类的期望和价值观。另一方面，本体编舞也强调了人工智能系统的作用，即系统通过学习和适应人类的需求和反馈来提供更好的服务和表现。

人工智能系统的发展和应用应该是与人类的价值观和期望相一致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到人类对系统的监督和纠正的重要性。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人类和人工智能系统应该形成一种协作和互补关系，从伦理、道德、法治及意识形态等层面，分析人机交互或智能机器人是否可能或者在何种意义上成为责权利相统一的评价、决策或治理的主体，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如何在确保人类福祉、安全和生存的基础上完成把自身建构为解放主体的历史使命。

三、实践逻辑：从人机交互到解放主体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如何将自己建构为解放主体这一问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卢卡奇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出发，认为无产阶级可以通过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来理解和窥探社会物化结构，并将自己重新确证为解放主体。无产阶级被视为这种主体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自我解放，这种观点强调无产阶级主体能力的觉醒，通过认识自身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及对社会变革的参与，把无产阶级自身确认为能够窥透物化结构的解放主体。其二，阿尔都塞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出发，对主体“退场”进行指认。他认为主体在历史中并非起决定性作用，而是受到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支配。阿尔都塞认为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将自己视为解放主体，而应该认识到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对其的限制。他强调结构的决定性，认为解放主体的建构需要超越主体的狭隘视角，转向社会结构的变革和意识形态的批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身份被压缩和模糊化，而阶级的意识和认同也逐渐退场。这就导致了当代激进左翼所面临的“主体危机”，即被压迫者对于自身的身份、权益和解放目标的认识和意识模糊化。

马克思的实践逻辑从抽象的 “物质生产一般”上升到感性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的实践活动，并且揭示了资本逻辑之下主体的解放何以可能的历史使命。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特别强调：“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在他看来，以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基本上是同以大规模机械工业为动力的生产力相适应的，在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整个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生产力作为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之一，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个基本因素，马克思正是以劳动者使用的劳动资料所代表的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依据。“而经过变革的劳动资料，在工厂的有组织的机器体系中获得了最发达的形态。”技术从根本上使资本关系的形式上的中介，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契约方式发生了革命。在智能化社会中，生产力的内涵和形式也面临着虚拟维度的重新认识问题。智能化生产力的核心是人工智能与生产活动的相互结合，同时也是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协作和共享。只有把智能化生产力与一定的社会关系加以结合考察，才能解释通过智能化手段改造主客观世界的实践效用。

智能化艺术生产的实践本性涉及对艺术作品认识和实践的一体化，这种实践的本性来自信息的感性活动性质，人工智能的算法和模型有助于拓宽艺术创作的可能性，带来新的艺术形式和表达方式。在这里，智能算法与模型被视为在实践中形成的表达形式和感受性关系，智能技术则体现了感受性关系的信息化和程式化。程式化是指将一种事物或概念按照一定的程序、规则或模式进行表达、操作或处理的过程。如今，艺术生产的程式化意味着艺术家可以使用计算机程序和算法来生成艺术作品。这种程式化的艺术生产方式可以实现大规模和自动化的创作，同时也能够探索计算机和算法在艺术创作中的潜力。可以说，算法越智能化，就越是实践程式，作为实践程式，算法就直接意味着实践。如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离开主体实践，智能化技术就没有任何意义，智能化发展本身就意味着劳动者在感性的活动中实践性不断成长的过程。“现在总体工人具备了技艺程度相同的一切生产素质，同时能最经济地使用它们，因为他使自己的所有器官个体化而成为特殊的工人或工人小组，各自担任一种专门的智能。局部工人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肢体，他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就成了他的优点。从事片面职能的习惯，使他转化为本能地准确地起作用的器官，而总机构的联系迫使他以机器部件的规则性发生作用。”技术的发展在整体上提高了劳动者的技艺程度和劳动生产率，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最终扩大了剩余劳动的领域。马克思进一步提出，“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随着智能化技术的发展，机器成了雇佣劳动者本身的竞争者。一些艺术创作和制作工作可能会被智能系统和机器人所替代，某些艺术形式如绘画、音乐和设计可以通过算法和人工智能生成。资本借助机器进行自行增殖，一部分工人阶级由于技术的发展被转化为不再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所直接需要的人口。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机器不创造价值，但是，它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由它的服务所生产的艺术产品上。智能化机器仍然不过是资本增殖和剩余价值生产的手段。“当工作机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完成加工原料所必需的一切运动，而只需要人从旁照料时，我们就有了自动的机器体系”。大工业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技术基础，同样地，智能机器于它不相适应的物质基础上自然兴起。机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须推翻原初适应、后来逐渐不适应它发展的生产关系，并最终建立起与它自身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基础。马克思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赋予主体以解放使命。马克思关于“工人与机器之间的斗争”的观点对于理解人类生存的真实境况和解放命运仍然具有非凡的意义。

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当代激进左翼学者，他们试图重塑主体的目的，都表现出对马克思实现人的解放宗旨的现代延续，也说明了马克思对于资本逻辑下主体解放历史趋势的科学论述。本雅明强调文化的解放和艺术的解放的重要性，他主张通过艺术和文化的创造，个体和群体可以超越现实的束缚，追求自由和真实。阿多诺则主张通过社会变革、批判思维和艺术的发展来实现解放主体的目标。尽管他们所关注和强调的重点不同，但是都以批判性的视角审视主体的自由和解放问题。马克思将包括艺术生产在内的“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自由发展理解为“真正的自由王国”，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组织性的矛盾，在生产力的发展中可能会得到解决。也就是说，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网络科技的进步，可能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生产的组织性和协调性，从而解决这一矛盾，即生产力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得到充分发展。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指出，“现代机器的已经达到极高程度的改进的可能性”，促进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由此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创造出日益充裕的自由时间创造前提，并为个体自由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建立创造条件。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是追求无限增殖的私人利润积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阶级通过剥削工人阶级来获取利润，这种利润的追求驱动着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运行。只要资本主义的本质和逻辑没有改变，资本内部的否定性主体力量将不会消失，伴随着生产力发展的主体解放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