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禹阶：中国史前宗教与社会权力的演进（中）
二、社会复杂化中的宗教职能与社会权力
从考古材料看，距今6000—4000年是史前中国各区域社会的动荡、分化期。这一时期，各区域的级差型聚落形态与早期“古城”“古国”不断涌现。例如，两湖地区从屈家岭文化开始，就不断出现规模甚大的多级聚落群及“古城”等。在中原的仰韶文化中晚期也出现典型的成组聚落与区域性大聚落群。史前中国的原始宗教正是与各区域不同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密切联系的，这种不同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形成不同的社会结构及主神崇拜，而这种主神崇拜的差异却深深影响着原始宗教的公共职能与权力起源和配置方式。李伯谦认为，在距今5000—4000年间，华夏史前文化出现几种不同的权力配置模式，“红山文化古国是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良渚文化古国是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的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仰韶文化古国是军权、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 李伯谦的论断显然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对于在这种信仰方式与权力配置的背后隐藏着当时社会结构中什么样的潜在的联系、冲突乃至博弈，还需要深入探讨。
从世界文明史起源及发展历程看，人类最初往往奉行自然主神崇拜，而这种自然主神崇拜的具体对象又往往是太阳神崇拜。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有日神崇拜的传统，如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以及美洲印第安部落都十分崇拜太阳神。史前中国亦如此，我们在黄河、长江流域的诸多史前文化中都能看到太阳神崇拜的遗迹。例如，距今8500—7800年的湖北秭归东门头遗址发现的男性太阳神石刻图像；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湖南高庙遗址祭坛出土陶器上象征太阳神崇拜的凤鸟负日、獠牙兽面（饕餮）纹、八角星纹及其组合图案，以及河姆渡遗址陶器上发现的“双鸟朝日”纹饰等，应是当时先民的太阳神崇拜的写照。
但是，由于环境差异，史前中国作为先民普遍信仰的“日神”崇拜在社会复杂化中则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其中既有以祖先神为主神的信仰形式，也有千年来持续如一，将古老的太阳神崇拜传统贯穿始终，还有在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由自然主神崇拜逐渐向祖先神崇拜转型的例子。这种主神信仰对象的转变，导致这些区域的社会组织、权力配置及价值观念深刻改变。其中，最典型的则属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和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
良渚文化是环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分布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在良渚文化先民中，太阳主神崇拜的传统持续千年，始终如一。在良渚文化发现的各种玉、石、骨器中，玉琮、玉璧、神徽等既是神权的象征，也蕴含着复杂的先民信仰。从良渚遗址发现的器物纹饰看，良渚社会最重要的礼器如玉器、象牙器等，几乎都装饰了神人兽面纹图像，以及见于玉琮、玉璧的各种鸟纹。目前学术界大都认为，这些神人兽面、鸟立阶梯状纹饰与日神崇拜有关。例如鸟立阶梯状边框图像，诸多学者认为该鸟与太阳神祇崇拜具有密切联系。 再如良渚的神人兽面纹中常出现在人和兽面部的典型形象是旋目形兽眼。这种兽眼在形制、力度上都颇具宗教与信仰特色，故许多学者认为良渚的神人兽面纹中的旋目形兽眼是太阳崇拜意识的表现。实际上，史前先民在宗教图腾与纹饰上雕刻“眼睛”，往往代表了神祇与人的沟通。从世界各地的人类学例证看，神祇眼睛常常是图腾崇拜的主题。在一些雅利安人神话中，太阳被视为“天眼”。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上，芒艾亚人的日神“拉”被认为是天神阿瓦蒂的巨眼。
良渚文化这种日神信仰模式持续了近千年。例如在良渚中晚期的武进寺墩遗址中，M3大墓随葬大量玉璧、玉琮等，且玉琮多为上宽下窄的高节琮，从这些高节琮可以看出其与良渚早中期文化和信仰的前后相继关系。在福泉山附近的吴家场良渚后期墓葬中，发现镶插象牙镦的象牙权杖，权杖上的象牙薄片雕琢有10幅神人兽面纹，说明它与良渚早中期宗教信仰具有继承性与同一性。高城墩遗址是距良渚古城最远的高层级聚落。从玉琮等随葬器物看，良渚传统的神祇信仰仍然在高城墩延续了很长时间。这说明良渚中晚期的日神崇拜并没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其自然主神信仰延续始终。这种自然主神崇拜使“神权”在良渚文化中占有崇高地位。而其最重要特征就是，它可以通过仪式、符号和祭祀建筑等的信仰化，用超越早期社会各血缘组织之上的宗教“神圣”精神力量使社会阶级分层的对抗形式相对温和，缓解社会转型中的血腥、暴力与强制手段。总的来看，存在千年的良渚社会，内外的社会冲突与阶层竞争在统一神祇信仰中被相对消释、缓解。
良渚作为当时最早的早期国家，其社会结构及社会权力的起源、形成及持续发展，显然有着各种特殊因素。例如，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所需的防御水旱灾害和合理用水、灌溉的需求，使人们必须加强各地域间的生产协作，如建造灌溉设施和大型水利工程等。此外，地处东南一隅的半闭合环境，使它有着自然的屏障，不易受到外来族群的侵扰。这使得良渚社会虽然保留了血缘氏族纽带及祖先神崇拜，但是这种现象并没有发展到与传统的太阳神信仰分庭抗礼的地步。在其社会发展过程中，传统日神信仰所包含的如掌握节气、预告风雨、驱邪祛病等，就是良渚稻作农业与其先民需要的公共服务产品。有学者曾对瑶山、汇观山两处祭坛进行了多年观察，发现早晨日出方向与祭坛的四角所指方位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这些史前宗教蕴含的宗教和科学、迷幻和理性等功能，构成日神信仰的广泛社会基础。因此，良渚文化社会权力的起源及发展，不是由于战争、冲突的压力，而主要是先民对原始宗教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使巫师掌握的信仰与知识相结合的公共权力，久而久之会超越其原有界限，并逐渐形成与平等社会对立的力量——一种新的权力形态。
但是，史前中原地区的情况却大相径庭。史前中原的生态与人文环境具有二元性：一方面，中原具有开放型地理地貌，内外地域都有河流、平原联结，故向来是周边各部落、族群的争战之所，名不虚传的“四达之地”；另一方面，史前中原地区原始聚落大都分布在大河流域的二、三级支流，小河的阶地、台地上，形成“小流域”“小区域”的发展格局，使史前中原地区各农业定居聚落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同质化的“村社”形态。随着人口数量的成倍增长，人口与土地承载力的矛盾也显现出来，它使争夺这些阶地、台地的有限的可耕地资源的冲突不断发生。这就使史前先民聚落或聚落群往往筑垒、挖壕自守。从考古材料看，距今5500年以来，环壕聚落及聚落群大量出现。这些分布于河流、河谷两岸的二级阶地上的聚落群的分布范围多是在半径２０公里的区域内，形成该聚落群的层级结构与势力范围。 在史前社会的丛林法则中，这种聚落群应是早期中原社会最原始、朴素且花费成本最低的自发性政治联盟。这种情形使史前中原的先民血缘关系及族氏认同异常突出，它使人类早期的自然主神崇拜很早就改变其属性，发展成有利于血缘组织整合、控制的祖先主神信仰，这种氏族文化传统应该是环境的产物。例如，在约公元前6000年的裴李岗时代，黄、淮流域的裴李岗文化、白家文化和后李文化中均出现有共同葬俗、排列有序的公共族葬墓地，它表明当时已有祖先崇拜和对祖先保留历史记忆的传统。它使中原先民社会很早就存在着奉天法祖、重视族类、注重世俗、崇贵轻富的文化根脉。
在仰韶文化中晚期，当中原成为周边族群迁徙、殖民的“四达之地”时，中原地区的社会组织及信仰形式就更加偏重于崇尚实务的世俗权力的构建。这种情形表现在信仰对象的神格上，就既存在对超自然的山川、河流诸神的泛灵崇拜，更突出着对血缘性的部落祖先神的权威崇拜，同时也包括了对日益发展的世俗公共职能的图腾式敬畏。正是这几个方面构成中原先民部落、部族史前宗教的基本特点，建构了中原简朴、务实、尚贵的早期“礼”“仪”属性。这种信仰模式形成了聚落社会的世俗化、功利化特征，它将聚落首领的“先祖”“先公”作为政治体所在组织的最高神祇。由于作为祖先神崇拜的“先祖”“先公”权威必须依附在某一政治共同体上，并以该政治体的统治范围作为其信仰存在的“神性”领域，故它使社会权力开始由巫师所及的形而上宗教领域逐渐向政治共同体所及的世俗性社会领域转化，其权力属性，即神权与世俗权力的主从关系因此而转移。
与良渚文化的“神权”模式不同，史前中原社会贯彻着早期氏族社会权力异化的两个传统，即垂涎权力的首领兼巫师对权力的着意异化和先民对宗教权威具有的公共服务功能的拥戴、敬仰。从传世文献和考古材料来看，当时被先民祭祀、膜拜的各政治共同体的“先祖”“先公”，大都为能沟通天地神祇，并有丰富知识、技能，对聚落有“功”的人物。《国语·鲁语上》：“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在春秋战国时人的眼中，上古时代享受大祀的“圣王”正是对先民族群或政治共同体有“功”而受到历代先民的祭祀并列入祀典。随着史前宗教公共职能的多维演变，巫师职能也发生转化。他们既是沟通天地神祇的使者，又是聚落道德及习惯法则的维护者，也是聚落先民需求的公共产品的执掌者。例如在某一地区的史前文化遗址中常常发现不同规模的祭祀遗址，这些祭祀遗址除了祭祀天地神明外，也有着测定天文、节气的功用。如在河南巩义双槐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3处夯土祭祀台遗迹，如果将这些祭坛与重要人物居住的大型建筑融合的用9个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相对照，可以看出祭祀与天文、历法仍是当时社会所需的主要公共职能。这种早期祭坛观天测象的功能在很多史前遗址中都能发现。
因此，祖先主神信仰使中原地区的史前社会结构及价值观都发生根本改变。它构成一种在祖先神的“神性”信仰笼罩下的世俗王权政治及其制度范式，并表现出几个重要特征。
其一，它是在史前宗教暨祖先神崇拜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带着浓厚的神祇印迹。与自然主神崇拜不同，它不是神祇的人格化，而是人（先公先祖）的神格化。所以它更加注重其政治体组织、首领权力及等级秩序的合法性，同时也以这种“神性”来凝聚政治体内的先民、族众，在狂热的祖先神崇拜的“神性”氛围中开展其政治、军事、文化活动。其二，它以氏族血缘组织为基本社会细胞，并不断强化着这种血缘组织。它使祖先神信仰的内容包括着对血缘组织的强烈认同，将血缘组织的内聚、凝合看得高于一切。在这种制度模式中，血缘亲疏成为区别贵贱尊卑、决定分配消费的基本尺度，并有着导致政治体组织日益宗法化、“礼制”化的趋势。其三，它尽管以血缘组织为基础，但是却有着强烈的对由血缘组织层层叠构的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感，并由此产生对该政治体首领的权力认同，注重权力机制的载体功能，也十分看重“神性”笼罩下其政治共同体的发展。其四，由于受崇拜的祖先神与该先民组织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它具有强烈的维持该政治体的生存、发展，以及维护统治者权势的最高“神祇”的特性。这种“神性”原则使它注重政治体的存亡兴衰，渴望通过政治体的稳定、强大来应对阶层冲突、对外战争、自然灾害等内外挑战。因此，尽管在祖先主神崇拜中，血缘氏族组织具有排他性、内聚性取向，但是在维护由这些血缘细胞组成的政治共同体生存、发展的原则下，它又会在整体层面上具有跨越血缘、文化的对周边区域、种族开放的“天下”观念，正是这种开放性、辐射性与内聚性、向心性的对立统一，使史前中原政治共同体具备着超越文化、种族的胸襟与宏大的对“天下”的想象力。
因此，史前中原地区的祖先神崇拜，与沿太湖流域的良渚自然主神信仰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典型。当然这种区别不是绝对的，它们仍然具有相辅相依的互融因素。它使距今5500—4000年的先民社会与神祇信仰有着多元化发展趋势。大致来说，这一时期史前各区域社会都处在动荡、分化及转型中。这种动荡、分化及转型，就包括着史前先民社会结构及权力配置、价值观念等核心要素。大概而言，红山文化、凌家滩遗址与良渚文化等应是以自然主神信仰为主的“神权”政治；而地处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和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则处于由自然主神信仰向祖先主神崇拜的转型过程中。例如长江中游地区，继高庙文化之后的大溪文化就出现了从太阳神祭祀到祖先神祭祀的转变。有学者认为：“太阳、鸟崇拜的起源极有可能8000年前产生于湖南省。正确的话，可以说这种祭坛就是以太阳、鸟崇拜为背景，举行稻作丰登仪式的祭坛。”但是在距今6400—5800年的城头山古城发现的大溪文化一期前段至二期前段的大型祭坛中，这种凤鸟负日、獠牙兽面（饕餮）纹、八角星纹等纹饰大大减少，而发现了由椭圆形大型土坛和超过1米深的40多个祭祀坑组成的大型祭坛，以及置放的大块“祖”形砾石。从其旁有男性大墓和成组处于显著位置的石“祖”来看，明显有祭祖先之意。故有发掘者认为：“这种大砾石，或许就是后来‘祖’的象征物。”这种情形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例如在屈家岭文化中晚期的邓家湾遗址，就发现大型乳钉管形器和筒形器相互套接的组合器祭祀坑，多达15处以上。在邓家湾筒形器祭祀遗迹附近的东南部，发现一个中间高四周低的近圆形的土台，发掘者推测，土台及周边遗迹应该与祭祀祖先有关，“那高高屹立的筒形器如果是祖的象征，则这里或许是祭祀祖先的场所”。它说明长江中游的社会组织宗教崇拜已由自然主神崇拜而转型为祖先主神崇拜。与此相应的是，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社会结构与权力配置也发生着急剧转变，这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期的诸多大型、超大型的环壕聚落群及具有防御设施的古城的大量出现可以看出。
史前东方海岱地区亦存在由自然主神崇拜向祖先主神崇拜的转型现象。在早期海岱文化中，当地土著的东夷族群崇拜对象应是象征“日神”崇拜的凤鸟等物。大汶口文化中出土了许多鸟状陶器造型。但是这种凤鸟崇拜却在不断转化，如传世文献就记载了东夷族群对象征“日神”的鸟图腾的重视。《左传》昭公十七年记郯子谈少皞氏以鸟名官曰：“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郯子将少皞氏的鸟官制度分为天文、节气、财赋、司寇、司马等二十四种类型，并认为“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鲁昭公十七年距少皞氏时代已2000多年，郯子对这段历史的熟悉，一方面说明了作为太阳神象征的凤鸟崇拜在东夷族群已有久远传统；另一方面也说明少皞氏时代，以鸟为象征的自然神祇开始同掌握着天文、历法、民事、财赋的职官权力系统相联系的情形。它说明该时期东方先民社会的信仰和制度已出现新的特点。例如，对被后人称为“高祖”的东夷首领太皞、少皞的崇拜，本身就意味着旧时的太阳崇拜的主神信仰已向人格化、伦理化的祖先神信仰发展。因此，随着社会复杂化加速，各区域的神祇信仰对象也在转变。而这种转变的关键，即是过去原始宗教中统摄为“天事”的公共服务功能逐渐分离为“天事”与“民事”两大系统。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曾对上古这种“神事”与“民事”的二元一体关系有所阐述：“陶唐氏以前之官所治者，天事也；虞、夏以后之官所治者，民事也。太古法制简略，不可得而详知。然以经传所载考之，则自伏牺以至帝尧，其所命之官，大率为制历明时而已。……盖此数圣人者，生则知四时之事，殁则为四时之神。然太皞、炎帝、少皞、颛顼所历者四时，而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则颛顼之时始有此五人者并世而生，能任此五官之事。至帝尧时，则占中星之法，置闰余之法，渐已著明，然其命官，犹以羲、和为第一义。自是四子之后，世守其法，居其官。”马端临将陶唐氏以前和虞、夏以后作为“天事”与“民事”的分界线，正好说明了虞舜时代前后的阶级关系、权力配置、制度结构的变化。他的“天事”“民事”之论，反映了史前宗教与社会权力转型的一个关键点，即旧有的、传统的、被笼罩于原始宗教信仰中的史前政治、文化传统都发生重大变化，这就是由原始宗教对史前社会的“天人”不分的信仰控制、整合模式转化为“神权”与世俗权力分离的社会权力形态。《左传》昭公十七年记郯子所谈到的少皞鸟官制度的二十四种类型中，除了主天文、历政的“天事”之官外，其余的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司事、工正之官，显然属于“民事”权力系统范围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马端临提及的人物包括太皞、炎帝、少皞、颛顼等人。这些上古部族首领正是上古历史中社会政治、文化制度变革的重要人物。例如，从神话、传说等历史记忆看，颛顼“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则喻示着其时政、教即“天事”“民事”的分离。如《左传》昭公元年记此事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主辰”即是对辰星的观测、祭祀。辰星即大火星，大火星系二十八宿之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之心宿第二宿。当时对大火星的观测、祭祀之官亦称“火正”。《国语·楚语下》：“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由于“火正”一职，既是祭祀之官，亦是预报节气的民事之官，故而文献记其有“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的民事职能。它证明了旧时把持祭祀天地、主持民事的混沌之“神权”逐渐分离、转化为“神”与“民”的权力二元分割局面。

三、史前宗教与社会权力的互动特性

王震中认为，早期王权与宗教祭祀权、军事权、族权三者是密切相关的。其实，在世界古老文明的发展中，血缘族群始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在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及古印度等地的社会发展中，血缘性的氏族、村社组织往往是其牢固基础。即使在古代希腊、罗马等典型的古典城邦国家，其初期发展中血缘族氏集团与地缘性公民团体仍然相互纠缠不清。而在早期中国，距今6000—4500年的聚落群大都系“庇护型”层级聚落。在这种聚落群团中，实力最强聚落的“先祖”“先公”往往是整个聚落群团的信仰主神。史前先民社会的这种祖先神信仰，对当时的社会组织和权力结构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1.权力性质特征。自然主神的信仰模式会在时日流逝中将信仰神上升为最高统一神，这种统一神往往以信仰内涵作为其外延界限，由此超越氏族、部落的狭隘神祇信仰，形成超血缘、超族群、超世俗政治体的区域性宗教及神权政治体系，并与日益增长的世俗权力并驾齐驱甚或超凌其上。例如，古埃及的太阳神崇拜塑造了它的神权政治体系，而王权则需要不断以神权权威神化自身。它导致神庙和祭司权力加速膨胀，使王权与神权之间常常呈现激烈博弈。而在祖先主神信仰中，信仰主神主要是史前政治体里最高层级统治者的先公、先祖，它本质上是为了护佑地上该政治共同体的首领权力及人间统治，护佑其世袭子孙的福佑，故它是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权力与宗教体系，其世俗性特征十分明显。由于这种祖先神是以政治体范围作为它的威权领域，因此它必须以该政治体盛衰为其信仰存亡的前提，并在权力继承上有着王权神（祖）授、天道亲尊的特点。

2.权力领域差异。在自然神崇拜中，其统治范围往往超越政治体领域，而将同一信仰但不同聚落群、古城、古国纳入共同的宗教统治范围，并主要以精神信仰方式进行社会整合与控制。例如，在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由于受日神信仰的强烈影响，不同地域虽然在政治、文化上有自己的独特属性，但是超越世俗的精神信仰的控制方式，可以在统一神祇信仰下包容、融合不同血缘族群的存在，并使该社会在一千余年的历史演变中的社会整合、控制有着较为内敛、温和的特性。而中原地区的祖先神信仰所具有的世俗化特征，使最高神祇只能局限在当时的政治共同体内部权力所及的领域。例如，从新石器时代的传说、神话来看，由于祖先神崇拜具有的世俗文化特征，它和史前社会反映人类进步和与自然斗争的进取精神的传说、神话往往有着相容性。再如，中国史前关于“帝”“王”等政治体首领的传说、神话的逐渐一统化，一方面表现了《尚书·尧典》曰尧时“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万邦”林立而又呈现上下层级结构的局面。另一方面也说明处于层级结构顶端的大邦之君以“天”喻“祖”、“光被四表”的历史趋势，并在他们身上表现为浓厚的图腾化英雄主义的色彩。但是总的来看，这种权力神化并没有超过原始人知识信仰的范围和界限，泛灵禁忌的山川动植物神话始终与这些英雄为伴。由于祖先主神崇拜缺乏形而上的精神理念，大都局促在世俗权力和生老病死的人间功利祸福中，它使人们对现实人生的关切超过对自然神祇的信仰。这就从内部破坏着宗教的统一，阻碍着纯粹、抽象的“上帝神”摒弃世俗功利的出世道路的延伸，并在宗法血缘与世俗权力的结合中形成以血缘为基础的尊卑等级的“礼”及其原初制度。

贴主:wangguotong于2024_05_19 7:18:00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