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体系哲学的非理性起源——从直觉主义数学或“语言的他者”出发 （上）                                          作者：尚杰
逻各斯（logos）是西方哲学的核心，它意味着语言或理性，由此引申出来的意思：思想是语言的直接现实，没有语言的思想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不可思议。西方哲学的思想制度依附其语言制度，即拼音文字。拼音文字是一种高度形式化的语言，以此为基础的观念或概念，都是思维形式。在这个基础上，一方面建立起形式逻辑、数学与几何学公理；另一方面，西方哲学思维也是形式思维，它组织思维结构，它依附于语言结构。这些结构的特征是二元对立统一性或同一性。它们又是整体性思维。就上述的学理而言，西方哲学传统在广义上都是体系化的，因为它遵循某种普遍性的规则。

但是，结构或规则本身并非起源。起源所涉及的，是形而上学基础问题。笔者之所以从数学出发澄清这一基础问题，在于数学是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是理智发明与逻辑应用的典范。显而易见，如果思维结构、规则只是纯粹的逻辑关系，而没有其他内容，那就会陷入无足轻重的同义反复。这“其他内容”主要指直觉或“语言的他者”因素，它们作为非理性因素，决定了理性的起源，本文试图分析这种起源是如何实现的。这种实现过程可以类比为浪漫主义因素与启蒙时代所建立的永恒的、普遍的法则之间的冲突。
一.为了探讨理性的起源，就得融入经验因素。从笛卡尔到康德，哲学家徘徊于理性与经验之间，哲学家已经意识到，对于数学来说，存在着某些超逻辑的、纯粹理性之外的内容，它与人类普遍的想象力有关。康德先验哲学中的“先验”，超逻辑，超经验。康德所谓“先天综合判断”是经验杂多与先验概念的综合——人类先天具有空间直观与时间直观的能力，而数学就是这种能力的概念框架。

但是，武断地说人先天具有某种能力，岂非独断？得具有确定如此的途径。我不能自我认识，对我的认识来自他者，比如一面镜子。那么公正的我（想）是在我（想）之中比我（想）更多的东西（想），这种剩余物，与直觉的深渊有关，它抗拒形式主义的语言表达，是语言中的他者。这种思想情形又可以称为“意料之外的其他结果”（不可能的可能性）或者在起源问题上的原初复杂性，它挑战了将语言与思想等同起来的传统观点，它认为直觉高于思维，思维是直觉的结果。这就导致了哲学中的浪漫主义倾向，例如费希特认为我来自非我，而我与非我的关系，并非逻辑判断句中的“是”与“不是”所形成的矛盾律或者排中律，因为非我是超逻辑的。无论叔本华是否同意，笔者认为费希特的非我，与叔本华的意志有相似之处，因为两者都诉诸某种原初的直觉，即连续或断断续续的创造性力量。这原初的思想直觉力量先于因果性、先于知识，甚至也先于经验。

直觉是思想的力量，但不是思想的对象，这非对象性，是理性无法凝固的非理性因素，它是创造想象过程，是结构体系哲学极力排斥的浪漫因素。但驱除知识中的虚构与幻想，直接从逻辑结构出发，这就相当于把哲学等同于知识论、认识论、纯粹形式主义思维。只需要与实在的物质因素无关的逻辑上的自洽，符号按固有的规则操作，罗素就这样将数学归结为逻辑，而索绪尔将语言类比为下棋游戏。与此相对立的，是广义上的非理性主义或浪漫主义，强调不确定性、非连续性，强调直觉在言说与推理之前，甚至认为数学是意志创造的活动。

强调想象、虚构、直觉，是18—19世纪西方启蒙时代的浪漫主义特征，它挑战强调普遍必然性的启蒙思想主流。而所谓后现代主义，属于20—21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这思潮创造了一系列新词。笔者认为，仅仅从某种主义的界说，例如理性与非理性、浪漫主义与启蒙的区分，尽管是必要的，但仅仅从这些概念的字面出发进行思考，容易陷入理解的误区，因为从不同角度，我们对于这些概念的理解千差万别，真正重要与困难的，是隐藏在这些“主义”背后的问题，我们应该面对问题本身。

返回问题本身，如上所述，可将西方哲学传统归结为数学问题，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告诫哲学家们应该研究数学，以便超越变化的世界，把握“真实的存在”。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强调理性的确定性与精确性，它所涉及的学理是数学的，而“社会科学”中的“科学”含义，也与数学有着密切关系。这也是海德格尔的看法，他这样写道：“数学，在把握什么是已知的原本意义上说，是所有‘学术’工作的基本预设……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表明在什么意义上说，思想与知识的本质是数学的。”这段引语不应该被理解为后现代主义或浪漫主义否定数学思维，因为数学问题一方面属于科学，另一方面属于艺术，是科学与艺术的混合体。

作为科学理性的数学问题，有着作为艺术的非理性渊源。就此而言，当代欧洲大陆哲学的学理根源可以追溯到数学，它是科学问题的艺术性，并因此绝不同于这样的比较：例如国内哲学界时下一种“时尚”，用老庄、佛学、易经，甚至孔子与孝道、家的观念，与胡塞尔或海德格尔现象学的比照，因为显而易见，这些东方文化的思想遗产，与数学的“语境场”没有本质关联。应该从科学、数学、几何学出发接近哲学，这是哲学的事实。以下讨论，除了哲学家与数学家，还涉及牛顿和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笛卡尔与牛顿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在于：真理既不纯粹是理性，也不纯粹是经验，而是在两者之间相互验证的循环。为了发掘这种循环的根源，就得求助于哲学的力量。哲学是科学的“外部”思想力量，这力量诞生了科学。这“外部”之所以要打上引号，在于哲学既超越又无法离开知识与逻辑，笔者关注的重点，在于这里的“超越”而不返回知识与逻辑本身。“超越”朝向真理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这是本文将反复分析的关键问题。

康德试图解决包括数学在内的一切知识的来源问题，他将之归因为先验与直觉——先验是头脑之事，来自人的内部。直觉是经验之事，来自外部世界。这是以上笛卡尔与牛顿的问题延续，是理性与经验的调和。这调和中有一种极具启发的含混性，它与我们将要分析的非理性主义有曲折的关联。这种关联以悖谬的方式将两种来自不同方向的动机混起来，即经验的直观与概念思维。这对于独断论是致命一击，独断论止步于空洞概念，缺少经验对象，例如“圆的方”或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两种相互矛盾的陈述形式都是真的（二律背反），它们并不构成知识，即我们不可能真正知道它。因此，不能仅仅只是停留在逻辑上可能的东西，只有超逻辑的东西，即先验加直观经验，才构成一切知识的先决条件。数学判断中具有超越逻辑的直觉。这种直觉不同于自我意识。如上所述，康德将“自我意识”转变为如下判断：那么公正的我（想）是在我（想）之中比我（想）更多的东西（想），这种剩余物，与直觉的深渊有关。

针对以上，加拿大数学哲学家塔西奇（Vladimir Tasic）在一本奇书《后现代思想的数学根源》中这样写道：“因此，看来我需要比内省更多的东西来支撑我对于这些事物的确认。康德看来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说，具有反身性与探索性的存在应该花一定时间专注于检验自己的理性，完全使自身摆脱偏见，公开把自己的观察交给他人裁决……也就是说，接受一群容易犯错的人组成的陪审团裁决。’”康德在这里的洞见不仅在于他返回个人，更在于觉察到个体的局限性、有限性，即人会犯错。但这会导致一种新型的悖谬关系：一方面，来自他人的判断是我的一面镜子，能纠正我的错误；另一方面，如果我完全以他人或共同体的判断，作为我的判断，我将丧失自己独立判断的能力。如果共同体成员都想到一起了，团结得就像一个人，那么这个共同体及其成员是不成熟的，需要加以启蒙。

以上“直觉的深渊”并不只是我与自己的内部关系，而是包括了我与他人、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述：在我（想）之中比我（想）更多的东西（想）——这个剩余物正是后现代哲学的主要话题，属于哲学中的浪漫主义因素，它不仅事关原创思想的起源，而且是公正本身，它使我们的世界丰富多彩。它并没有停留在已经存在的自我反省，这种反省没有超出自身之外，没有朝向真正的陌生者。显然，“直觉的深渊”与建立在同一性基础上的传统哲学相冲突，与对立统一的思辨辩证法相冲突。“直觉的深渊”又是语言的他者，这又会使我们联想到柏格森的绵延、一种连续行动的创造性力量。从超越到绵延，宣告静态的反思形式已经过时，因为去思想就是介入他者的行为，这行为在不同领域、在异域之间穿梭。某物、某词语、某概念的真相在于与他者的关联之中。直觉的可以变形为想象的，不仅有经验直观，还可以有理智直观，如此等等。

如上，任何固化的规则形式都是某种“已经”，都没有放在连续的创造活动中加以考察，都是不完备的（以下我们会讨论到哥德尔著名的“不完备定理”）、会出错的。因此，严格的决定论立场、严格的因果必然性破产了。进一步说，确实存在着无法言说的感觉，这感觉是科学思维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更有甚者，这样的感觉还是艺术、诗意、宗教感情上的：“上帝不是几何学家，而是一位无法预言的诗人。”

在以下意义上，上帝还是无法预言的数学家，笔者不将以下情景纳入黑格尔式的“否定”，而是纳入“直觉的深渊”，即在我（想）之中比我（想）更多的东西（想）。换句话说，永远都残存着无法还原的思想剩余物：当古希腊数学家发现2的开方数是不能被表达为有理数的无理数，即无限不循环小数。在笔者看来，这里遭遇的无限就属于“语言的他者”或“意料之外的其他结果”，这遭遇也是“直觉的深渊”，因为就像是进了一个没有穷尽的暗室，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顾名思义，有（道）理数被理解为静态的、有规则的。但是，无理数属于没道理可讲的数，无理数的发现使毕达哥拉斯感到恐惧，因为数学不应该包括不确定性乃至神秘性，但毕达哥拉斯错了，缺了无理数的维度，数论本身就无法进展——这是真理，是数学精神，但这是超逻辑的直觉在起作用，数学在自身之外发现了自身，而这“之外”却成为自身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危险的増补性，它使数学自身不再具有原来的模样。这也说明原有的数学规则是不完备的，应该引入动态观点，这使我们想到赫拉克利特之河具有数学、哲学、诗意的艺术等多重含义，它们是浪漫的元素。
二.
以上可知，科学与欧陆哲学的冲突可以追溯到康德。康德所开辟的方向现在开始反驳他自己。“意料之外的其他结果”适合对于康德的批评，因为他认为唯一正确的几何学来自欧几里得确立的公理，这样的知识是建立在一种空间的先天直觉之上的。那么空间就是欧几里得式的，即空间是平直的，没有弯曲。这个立场得以成立的前提，在于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是“点”“线”“面”。但是，19世纪的几何学家发现了“弯曲”的非欧几何，从而对于点线面，有了全新认识，它的结果就是“人们普遍认为康德犯了一个错误，科学的进步不仅‘校正’了他的数学，而且还校正了他所有的哲学的框架，这一结果开始于德国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赫尔姆霍兹的实验。赫尔姆霍兹相信空间的方位是后天获得的，康德混淆了这种为‘无意识推理’所获得的能力与一种本能性的空间直觉之间的区别”。

换句话说以上情形：在纯粹理性与经验的角斗中，经验和实验胜出，这就极大拓展了康德对于独断论的批判，仅仅维持在逻辑形式上的推理，无从推动科学本身的进展。独断论的教训就是，当我们做整体性判断时，往往会陷入与实际经验不符的错误，无论对于空间整体还是时间整体的判断，其真实性都无法落实。我不可能真正知道空间和时间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除非我有能力站在空间或时间自身的外部来看待整个空间和时间，但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永远处在具体的时空之中。换句话说，“先天综合判断”作为知识的先决条件来自康德想象中的虚构，是必不可少的幻想，它来自心灵的本能。

与上述对于时空整体判断的反驳类似，毕达哥拉斯“人是万物的尺度”也是失真的，因为人类全部经验加在一起，也无法真正抵达万物。这种批评也适合批评笛卡尔与康德，适合批评人道主义和主体性，但与其说这里所批评的观点是错的，不如说它们遗漏了其他可能性。这“其他”就是意料之外的其他结果，它揭示出人的有限性。与这有限对应的不是无限，而是经验。

理性判断总是想说出某个整体，这种认知朝向虚构，却不可避免地在经验世界碰壁。虚构来自不由自主的心灵本能，但更真实的“直觉的深渊”却是“我不知道”，即深渊之黑。我们得假装知道，即相信点什么，否则我们的精神结构就会崩溃。

有意思的是，我们现在面临两种虚构或两种幻想：一种是康德式的“二律背反”，它象征着理性；另一种是艺术幻想，它象征着感性。康德哲学中同时拥有两者，它们都是浪漫主义不可或缺的元素，而自由想象力是连接二者的桥梁。甚至极端实证主义者也不可能还原经验本身，离开虚构，人类就无法把握实在，这是由于语言本身就已经是虚构。人类必须虚构出“社会契约”之类的不存在的表达式（并不存在这样一份真实的契约，更没有人曾在上面签字），建立近现代民主共和国。

数学也来自超越经验的虚构，数学更像是一种纯粹的符号操作，甚至数学也被视为一种语言，似乎数学的“意义并不是与实在联系在一起，而是某种自容的逻辑性，被某些恰当的方法所发现”。数学与语言一样都是符号形式规则构成的系统，而索绪尔直接将语言的运用等同于下棋游戏，在这些系统中，质料的经验因素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对于数学和语言来说，仅仅遵循逻辑规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以上浪漫主义因素，重要的是发现在证明中存在着一个逻辑的跳跃，以下我们会逐步谈到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是如何实现这种逻辑跳跃的。

跳跃逻辑，跳跃语言，诉诸“前语言”（prelinguistic）的混沌状态，我无法在词语“我”的意义上进入我的直觉的深渊，这就越过了语言边界，康德的先验就是超语言的，这些都属于浪漫主义因素。联系到柏格森，连续的创造性活动不可能被语言的框架控制住，这更像是意义的黑洞、无底深渊。这就进入本文的核心话题：语言与连续性。连续性是不能言说的内在活动，它不能被还原为纯逻辑的“贫瘠”方法。这种连续性使我们不由得联想到艺术，它是一切现成事物中的剩余物，而我们可以将这些剩余物过成我们的生活，就像英国诗人柯尔律治（S.T.Coleridge，1772—1834）的一句名言：“把心灵从眼睛的专制中解放出来。”生活中的滋味是比生活本身更多的东西，这滋味升华为不可穷尽的艺术。具体到数学，“数学是某种比数学文本或‘机械’地解码文本更多的东西，它是人类的一种活动，而文本顶多只是它的一个不完善的记录，是数学意义创造的向导”。具体到哲学，谢林批评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的“我”只是逻辑上的思想，事实上我还在我走路过程之中、在我的一切行为之中。拉康则说了类似的话：我不思的场所才有我在。总之，有某些先于或超出“我对自己的沉思”的剩余物，它们比思想的力量更为强大，我不间断地攫取这些我之外的东西，这是自由的、连续的，具有丰富的创造性过程。但这些剩余一旦被语言或者沉思所框住，就会凝固为所谓思想。相比这些活跃的连续性，思想本身是乏味的，因为思想总是假装说清楚了原本说不清楚的生活场景。而说不清楚，用数学表达就是不完备。不完备体现了连续流动的活动。连续性一旦被中止，就会将此处的有限性变形为一个总体性或整体性的逻辑判断句，它是停下来思考的，因此这样的思想中没有时间，即使它在谈论时间。

以上浪漫主义的队伍中还包括尼采，尼采认为世界是一个“能量的怪兽”，“一个永远自我创造的酒神（Dionysian）的世界”，一个逻辑之网抓不住的剩余物。尼采的这种观点，与柏格森有某种共鸣。他们都抵抗理性语言，理性在给予事物形式的同时，也宣告了事物的“死亡”。于是我们说，先锋哲学与艺术，应该是或者已经是某种活生生的状态。

以上还可以延伸到洪堡对语言的看法：“没有人对一个词的理解能够和他的邻居完全一样，并且如此细微的变化划过整个语言，就像水面上的同心波纹。所有的理解同时也是不理解，所有的同意同时也是分歧。”德里达的说法类似，他认为语言就像一座永远都无法最终建成的通天塔（巴别塔），就像翻译是必需的，但却是不可能的。这又是语言的他者，意料之外的其他可能性、混沌法则或者蝴蝶效应。

20世纪荷兰数学家布劳威尔对于数学中的“连续统”概念的看法，与柏格森对于“绵延”的描述，颇有相似之处。布劳威尔认为，假设“空间中的点”（例如一条直线中的某一点），这个看法具有欺骗性，因为它诱使我们用同样的方式列举时间点、瞬间。像这种可以测量的点（无论空间还是时间）只是机械的，但真实的情形是，“点”无法被我们抓住，“点”的真相不是其自身而在于与他者的关联过程之中——这些情形也属于笔者以上所谓“直觉的深渊”。

我们如何判断某种“既存在（is）又不存在（is-not）”的现象？这种居间的情形不仅超越了逻辑，而且难以表达并因此进入生成与显露的行为，这里有着事物起源的原初复杂性，它是语言的他者、意料之外的其他结果，这不由使我们想到德里达的“延异”（différance），它既不是概念，也不是词，不属于任何共同体的集合。笔者认为“延异”试图表达无法表达的他者，因为“延异”永远都不停留在一个点上。

现在我们回到布劳威尔的连续统，“连续统不是作为点的集合而被直觉的，不是某种恰好呈现为类似直线的东西”。连续统插入的数字“不是根据一个确定的步骤，也不是通过空洞地给予它们构想的名字，而是通过一个自发的、自由的、真正的个人的选择……这种创造性活动，在布劳威尔看来，是‘本质上无语言的’”。这是数学中的极端直觉主义，它不仅适合数学中的创造活动，它也使我们联想到柏格森主义、艺术创作、浪漫主义——这里有直觉与语言的冲突，这种直觉能力可称为这样的天赋，它似乎是无语言的，无需解释而沉浸其中。语言单位是离散的、原子的，而创作过程是连续的、流畅的展开。但其实这是一个悖谬的过程，它用潜意识流动的“语言”超越语言，但不能使词语或概念在“原子精度”上被抓住，这就放弃了同一性的逻辑，放弃非此即彼、放弃对立统一的辩证法。

以上情形，相当于说“我”在时间之中，时间是我存在的骨架，我永远向前流动着，这与语言表达式中的“是”与“不是”的思维方式相矛盾，例如在“我是谁”与“我是什么”中的“我是”，相当于将我的“现在”孤立出来，但“现在”处于时间流变之中，“现在”无法将自身呈现出来，因为“现在”的真相在于与过去和将来的叠加过程之中。换句话说，语言无法确切地击中我的内在状态。语言表达事物时，事物本身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三.
写作的人经常自嘲，说自己的工作是“码字”，但这是真的，语言就是在编码。如果单字相当于原子，造句就相当于不同原子以不同方式排列组合，但这个过程不能假设单字作为“瞬间点”的含义被我们理解。一个字只是在与另一个字的差异与连接关系中，在语境上下文中，展开自身的含义，它揭示了时间的流淌或绵延过程。笔者称其为沉浸其中——这种痴迷过程并不像是在遵循某种规则而进行的演算，比如芝诺式的将长度为一的线段无限地一分为二的过程。痴迷属于理性预先不可能知道的不确定状态，是程序化了的语言无法精确把握的。

只要语言一经说出，就相当于切断或者人为地分割正在延续的事物（例如心灵流淌状态）。法国著名数学家埃米尔·波莱尔（Emile Borel）的以下见解，不仅适用数学，也适用语言：“人们通过对问题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用每一个相继的数字（其十进位制的展开）等于0或1来定义数。进一步说，人们也可以像查字典一样，在法语中寻求出所有问题的答案。只有这些问题的肯定的或否定的答案才能够被保留。如此定义的数的纯粹知识将给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科学、历史与好奇心的所有谜语的答案。”

以上就是说，不能将数学和语言问题完全归结为逻辑，因为这会使得数学与语言丧失原创性。这也是对于芝诺关于“运动是不可能的”著名悖论的有力驳斥。如果暂时搁置数学和语言中的逻辑问题，将笔者所谓“直觉的深渊”沉浸于数学与语言之中，就会显露语言之中的其他结果。这里出现的所谓“语言的他者”，指不能被概念化、不能“削足适履”，就像叔本华所讽刺的，不能被“胡床”困住的原始直觉。它是处于流动、自发性、随机过程之中的直觉能力。这能力不得不显露自己的时候，显得超越了现成语言的边界，例如德里达的“延异”。

德国数学家魏尔（Hermann Weyl，1885—1955）还有布劳威尔称之为“前直觉主义者”的彭加勒（Henri Poincare 1854—1912）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上述立场。魏尔与胡塞尔的主张有交叉，原滋原味的胡塞尔现象学，来自研究“现象的数学”。“魏尔在其《论连续统》（1918）一书中概括了他对连续统标准理论的批评，胡塞尔读后十分欣赏这本著作。在他写给魏尔的一封信中称‘最终，一位数学家理解了现象学的本质，发现了通向数理逻辑的直觉的原始基本途径。’”通俗地说，连续统是直觉所赋予的。现象学还原返回在纯粹直觉中腾出的空间，它所敞开的不是必然性，而是开放的、不确定的、可能的世界。连续统被胡塞尔称为“现象流”，这就凸显了时间问题在现象学中的重要性，而对于生活的自然态度是根据钟表的“滴答”间距来测量时间的，正如柏格森所批评的，这只是自然科学视野中的时间，但这不是直觉的时间、不是心灵感受的时间。

连续统、现象流、意识流并非一条直线，也不是像钟表指针那样周而复始地循环。对于时间的内感觉更像是突然中止的连接，就像时间碎片的拼接，像这样一句话构成的故事：“当我清晨醒来，恐龙还活在那里。”具有不同性质的瞬间点的这种离谱的连接是我们真实的内心感受，也属于笔者以上所说的“意料之外的其他结果”，是相互外在的不同元素的连接。这既是真实的生活，也是生活的电影，电影只是速度奇快的生活的真实写照，将速度极快的不同质的瞬间点连接起来。那么，任何起源的说法都站不住脚，因为起源只是一个瞬间点，没有绝对的点，因为“点”只有在与其他点的连接过程中，才可能显露自身，这就是德里达对胡塞尔“几何学起源”的批评——起源具有原初的复杂性，德里达称之为“延异”。我们不可能还原事物本身，因为不可能真正知道事物本身。当我们说“知道”，指的是去界定某一整体、结构、系统、统一或同一性，但这是在显露语言判断的结果而非“原初的差异”。我们不可能知道整体，除非我们能经历整个的流动过程，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永远都在时间或历史之中。同样我们也抓不住所谓“中心”，由于意料之外的其他结果，中心点并不在中心，而在别的地方。

由于以上，“事物本身”一再被延迟，以至于不可能完满地呈现自身，它导致了现象学的衰落。《后现代思想的数学根源》一书的作者塔西奇惊奇地发现，以上的延迟作用，正是德里达式的“延异”所揭示的，而这与数学“连续统”概念上的直觉主义立场，是相似的。

现代大数学家彭加勒不赞同罗素与弗雷格认为数学可以划归为逻辑的观点，他认为如果这样，就相当于把诗人划归于只是识字的人，把象棋高手等同于一个只知道走棋规则的人。其实正是比识字和走棋规则多出来的直觉能力，成就了诗人和象棋大师，数学也是这样的具有创造性的直觉活动。塔西奇这样写道：彭加勒“是我们今天称之为混沌理论的开拓者；他对绝对时间和同时性概念进行了批评”。绝对时间和同时性的观念，相当于说一样事物与自身同一：“彭加勒注意到同一性被认为是在位移过程中保持不变的性质。这看来导致了单一对象的同一性的问题。因此可以说，为了使它自身叠合，它不得不与自己相脱离。”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第216段中的下述看法，与彭加勒一道批评同一性：“一物与它自身等同——再没有更好的例子来说明一个无用的命题了，但这个命题仍然同想象力的某种把戏有关系。这就像是我们在想象中把一种东西放入它自身的形状，并且发现它是合适的。”

以上，彭加勒与维特根斯坦都对自我同一性实施了解构，一切现成的理解都具有某种隐藏起来的前提或者预设，要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这种预设，因此需要重新理解——这就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和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的使命。

一切现成理解所隐藏的同一性假设并不在推理自身之中，这假设只是一种信念。这信念就像一个人用手摸着自己的头，然后便声称知道了自己的身高。这当然不是来自推理，而来自某种默认的前提，这前提先于逻辑，并不在逻辑学之中，构不成“逻辑辩护”。同样道理，几何学公理约定了、预设了“同一性”作为推理的前提，但是“这些公理并不是充分的，因为它们在控制对象的自我同一性的信念中已经具有‘偏见’，因此，首先存在着偏见与‘意志’、‘表征’或‘解释’等可能的潜意识，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逻辑才开始应用”。尼采提出了更为精彩的思想：‘事实上，逻辑（如几何与算术）只能很好地把握我们已经创造出的所谓实在’”。

以上提到的“潜意识”，与以下术语，组成家族相似关系：身体、心灵、本能，自由想象、直觉、意志、愿望、趣味、感情，它们都是不定型的、混沌的、变形的。它们发生在智力之前，智力与逻辑只是它们的某种形式化了的、定型了的结果。

德里达的思想处于结构与解构之间，他被称为“后结构主义者”。德里达借用了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思想资源，这是德里达的思想与海德格尔式的在场的“存在主义”之间的本质差异。后结构主义者强调差异先于存在的同一性，这与索绪尔语言学有关，索绪尔认为一个词语的含义只有借助于与自身有别的另一个词语的关系，才显露出来。而这与彭加勒所谓“非直谓定义”有些类似，例如为了界定1，得通过1+2=3， 1+3=4，1+4=5……在这种无限数列的生成过程中，我们对于1的理解会发生变化。换句话说，1的意思不能自我界定，1的意思处于生成过程之中。这种情形在语言学上被称为“生成语法结构”，其结构的同一性不断被消解或解构，生成意料之外的其他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不存在唯一的、原初的前提或者预设，它也使得康德式的先验哲学走向衰落。

以上1+2+3……可以理解为在运动中生成新意义，它不断引入新的因素，使得原有结构出现一种差异，德里达将这种差异说成“解构”或者“延异”。这个不断增补的数字也可以换成词语，不断增加的词语是语言之中的通货膨胀现象，我们用更多的词语或者货币去交换原初的存在，以至于原初的存在被贬低到如此程度，它已经被我们忘记了其本身的价值，因为我们的关注点已经转移到剩余价值，17世纪的荷兰把郁金香当作炒作期货的符号，一株郁金香可以买一套房子。中国20世纪80年代炒作君子兰，后来又炒作普洱茶，这个过程用股市的术语，叫做“博傻”。所谓博傻理论，就是说人们在炒作郁金香、君子兰、普洱茶的过程中，明明知道其不值如此多的钱，但巨大的诱惑在于，人们有赌博的心理，认为还有更大的傻子或者笨蛋愿意出更高的价钱买入，因此某样东西原有的使用价值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交换价值过程所产生的剩余价值。这个理论意为，你若是生活中的一个傻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做最后一个傻子，炒作魔法被揭穿的时刻，游戏到此为止，因为它已经玩不下去了，再没有人愿意买入。

数学也是这样，数学并不能归结为形式逻辑，因为数学并非像从前人们误认为的是等价交换，而是引入了新的元素，就像以上1+2+3……的过程。类似现象不仅是数学，还是语言领域的生成语法，经贸领域的对外开放。思想领域的危险的增补性或者置换性，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异化现象，如此现象都来自经验的观察与归纳，而并不来自逻辑演绎，无论是演绎逻辑还是先验逻辑。一旦终止开放，终止不稳定和异变，整个社会就变得一潭死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意料之外的其他结果。因此，一个普遍的定理并不能控制所有对象，我们寄希望于某个例外或者突发事件，例如当发现了黑天鹅时，“一切天鹅都是白的”便不成立了。具体到数学新元素，就是不断发现和发明了新数字，例如无理数、素数、复数等，这就使得数学的意义被不断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