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玉：弗洛姆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启蒙价值（上）
我们生活在启蒙的时代，但不是已经启蒙的时代。
——康德（Kant, 1784/2014; Gay, 1995/2019, p.31）
埃利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是20世纪的学者，他始终抱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那就是：现代人的困境与出路。由于他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热切关怀、他的深邃的洞察力和热情洋溢的文风，所以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围。他的著作在西方社会广泛传播，在中国也拥有广大的读者。因而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弗洛姆都是一位知名度相当高、而且对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影响相当大的人物。弗洛姆的思想背景十分庞杂，他千方百计地把一些不同的思想捏在一起，对它们进行创造性加工，形成一种新思想。对其产生最大直接影响的思想家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具体而言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病理学。这两种学说好像互不相干，但弗洛姆从中提炼出一些核心的元素，这些核心元素是十分清晰的，也就是构成欧洲文化的基本材料：理性主义、人本主义、批判精神和救世情怀。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是相伴而生的，二者都是批判和改造现存社会文化的武器和原则，救世主义则是目的和归宿。它们又源自犹太―基督教和启蒙运动。弗洛姆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是犹太人，都受到近代德国及欧洲启蒙思想的深刻影响，尽管他们的思想存在巨大的不同。弗洛姆用这些基本材料并借助精神分析的心理病理学进行创造性加工所得出的综合物就是人本主义的精神分析学说。
这种学说所持的价值理想就是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他一生的事业就是用这种理想的标准来剖析他所处的社会和身边的人，并探索实现理想的途径。这个工作很容易让人联想起17、18世纪的启蒙学者，因为启蒙运动的核心概念正是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为什么到了20世纪，弗洛姆还要重拾旧业？这是因为启蒙运动过去了，但启蒙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启蒙的本意和目标，也就是人的潜能和自由的充分实现是永无止境的。况且，20世纪的人类世界偏离启蒙理想的事件和现象太多了，危机太深重了，教训太深刻了。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重温弗洛姆的思想，不仅没有感到过时，有时反而感到他就是针对今天的我们说的啊！以下论述是作为20世纪启蒙学者的弗洛姆的理论对于21世纪仍然重要的几个主题。
1 现代人的不安全感
弗洛姆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是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就是说无论个体成长还是社会发展，总趋势都是个人独立性和力量感的增强。但这一过程还包含另一面，就是人与自然、与他人、与自己的关系日益疏远，因而越来越孤独。为了克服孤独，人又产生了一种回归和倒退的倾向。所以人“永远摆脱不了两种相互冲突的倾向：一种是脱离子宫离开动物的存在状态而走向人的存在状态，离开束缚走向自由；另一种是回到子宫，回到自然，回到确定性和可靠性”。前行还是退行，要自由还是要安全？这就是人的存在的悖论。人在精神上始终被这两种相反的倾向和力量折磨着。
弗洛姆认为，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能给人带来安全感。生产工具和劳动技能主要从前辈那里继承下来，革新和发展的过程是缓慢的，竞争也不激烈。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确定的。个人一开始就是一个部落、一个家族、一个宗教团体的一员。这样的社会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却给人带来安全感。其实，这里所说的“个人”，是从现在的眼光看的。古代人不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个人”，也不把他人看作“个人”。自己和他人都是某群体的一员或一部分。
到了现代社会，人类逐步征服了大自然，人在统治自然的能力方面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但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种新的物质世界，这一世界矗立在大自然之上，人生活于这一世界之中而与大自然越来越疏远。人建造了高楼、开设了工厂、发明了汽车以及各种工业品。但是这些人所制造的东西却反过来主宰了人。因为这些东西不受人的意志控制，而受经济规律控制。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成果反过来成了他的上帝。
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弗洛姆认为，传统社会那种坦率的、富于人情味的关系越来越少见，取而代之的是相互利用和相互操纵。市场规律也统治着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很显然，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必然建立在互不关心乃至相互漠视或敌对的基础上，必要时应毫不犹豫地将对方置于死地。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同样充满了冷漠和敌对，为了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他们彼此间互相利用。商人和顾客的关系也不例外，在商人眼里，顾客只是被操纵的对象，商人只关心赚钱，对于顾客的需要能否得到满足这一问题不感兴趣。不仅在经济活动中，而且在所有的社会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实质上都变成了物与物的关系。
从人与自我的关系来看，弗洛姆认为现代人会把自己也当作商品。体力劳动者出卖体力，商人、医生和职员则出卖“人格”。就是说要使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中国人常说“人才市场”）上取得成功，自己就必须具备一些人格特征，如精力充沛、有能力、有创新精神、能给人留下好印象等等。像其他商品一样，是市场在决定着这些人格特征的价值。假如某人所具有的人格特征不被市场所接受，那他就会一无所有。如同一件卖不出去的商品，虽然有使用价值，但没有交换价值，分文不值。
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以上的趋势愈演愈烈，同时发展出新的特征。弗洛姆也将其笔墨更多地放在其同时代。此时，传统的束缚越来越少了，个人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但他取得经济成功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了。因为资本高度集中，社会的极少数人掌握着大量的资本，他们操纵着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命运。广大的中产阶级成员受到威力无穷的垄断资本的威胁，在庞大的垄断巨人面前，简直不堪一击。白领工人的人数随着企业的大型化而不断增加，他们的工作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也有发挥聪明才智获得成功的机会，但他从事的是非常专业化的工作。他只是企业这台大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这台机器迫使他跟着运转，但他不能控制这台机器。大型企业那威力无穷的力量也使工人的处境发生了变化。在一个拥有数千名职工的现代化大企业中，工人们很可能从未见过老板，即使他知道老板是谁，老板也不大可能认识他。老板在他的心目中只具有抽象的特性，只是一个间接与他发生联系的无形权力。在这种无形的权力面前，一个工人根本就是无足轻重的。现代人的无足轻重之感与作为一名顾客的感受也有很密切的关系。作为一名顾客到现代化的商场去买东西，“他会被气派十足的大楼、琳琅满目的商品、多不胜数的营业员弄得晕头转向，面对着这一切他马上会自惭形秽，一种自我渺小感油然而生。他区区一人，对偌大的百货商场而言太微不足道了”。
2 现代人应对不安全处境的心理策略
因此资本主义解除了传统社会强加在个人身上的束缚，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增加了，但人的孤独无助、渺小无能、不安全、无意义等消极情感也增强了。人在这种矛盾处境中会有哪些心理与行为反应？这个问题是弗洛姆心理学的核心部分。弗洛姆曾经深入分析了现代人试图通过信奉威权主义、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等策略来缓解甚至消除上述消极情感，这些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到今天甚至愈演愈烈，这让我们深感弗洛姆理论的深刻性和前瞻性。其后的一些研究者对弗洛姆心理学中的有关主题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受到弗洛姆的理论启发，另一方面为弗洛姆的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
2.1 威权主义
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是一个多学科的社会科学概念。在心理学中，它是指一种性格或人格，体现在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威权主义性格的主要特征反映在个人对待权威的态度上。一方面他仰慕权威，愿意屈从于权威；另一方面又渴望自己成为权威，迫使他人屈从于自己。权威（authority）是指某种人与人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个人被视为是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本质在于权力（power）。只要手握权力（无论这权是属于个人还是属于组织），就会自动地引起别人的爱慕、倾倒，无权的人也就自动地受到别人的轻视。威权主义性格既崇尚权力，又蔑视权威，既屈从，又反抗，二者似乎相反，其实是完全一致的。屈从和反抗都是为了争夺权力，为了使自己成为权威。屈从和反抗一样，都出于对权力的依赖、崇拜和追求。
威权主义性格的矛盾性可以用心理病理学的施虐和受虐概念来加以揭示。受虐倾向的人深感自卑、软弱无力和无足轻重，通过使自己屈从于某种强大的在他看来具有永恒价值的外在势力（教会、家族、国家、组织等），并使自己成为这个势力的一部分，以克服自我的弱小和孤单以及生命的短暂和无常带来的不安全感。因而对具有威权主义性格的人来说，服从是最高的天职。在强调威权主义文化的社会里，往往有现成的“理论”来为这种性格倾向做出“合理的”解释，如宗教（政党）领袖、帝王往往被视为正义、理想、天意或民族精神的化身。施虐是与受虐相对立的倾向，它有三种类型：一是强迫他人依赖自己，把他人当工具使用；二是不只是统治他人，而且还榨取别人的物质、情感和智慧；三是看到他人痛苦就幸灾乐祸，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
受虐与施虐虽是对立的两极，但这两种倾向往往不可分割，因为二者有共同的根源，即个人的渺小、孤独和不安全感；还有共同的基础，即相互依赖，谁也离不开谁。这种现象叫做“共生（symbiosis）”，即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或与外在的任何其他力量）以这样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双方都使对方丧失了个人的完整性，一方离开了另一方就不能独立存在。所不同的是受虐者通过受压迫来获得安全，施虐者则通过压迫别人来寻求安全。由于施虐与受虐具有共同的根源和基础，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两种倾向往往可以存在于同一人身上。集这两种倾向于一身的人见到强者就退缩，见到弱者就欺负；在权力大的人面前就情不自禁地谄媚，在权力小的人面前就不由自主地逞强。世界是由有权者和无权者、高贵者和卑贱者这种对立的两极所构成的。人要么统治他人，要么被他人统治，别无他择。弗洛姆就是通过“施虐—受虐性格（sado-masochistic character）”来揭示威权主义性格的心理病理机制的。这种病理机制的实质是个体独立性的发展受到压制，并使人的未成年状态的依附关系不仅不能得到克服，反而得到鼓励。根据精神分析心理病理学，威权主义性格的形成机制存在于父权制家庭个体童年亲子关系特别是父子关系之中。
后来的研究者受到这些理论观点的启发，开展了相关实证研究。如对于威胁与威权主义，弗洛姆曾提出经典假设，即在威胁的情况下，以威权方式社会化的个人倾向于服从权威。Manzi等人的研究从这一假设出发，整合了先前的研究者对该假设的研究证据，进而考察了威权主义的形成过程。他们在研究中首先测量了参与者的家长自主支持水平，接着通过材料启动的方式对参与者感知到的社会威胁进行操纵，并进行了操纵检验，最后测量了参与者的威权主义。结果发现，对于报告了较低水平的父母对自身自主性支持的参与者，当他们感知到较高水平的社会威胁时，会倾向于使用威权主义的方式应对，即倾向于支持权威、维护权威，而报告了较高水平家长自主支持的参与者往往不会以威权主义的方式应对社会威胁。这一研究结论支持了弗洛姆的观点：以威权化方式社会化的个人倾向于服从权威。
从世界历史的潮流看，威权主义与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它不是现代的，更像是传统社会的遗毒。但它一直没有从世界上消失，有时还成为一些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这正是弗洛姆担忧并离开德国的原因，也是促使他写作《逃避自由》的动力。在当今，以实行超级总统制的俄罗斯为例，总统地位居于立法、行政、司法之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系于某一权威人物之手。在俄罗斯联邦成立早期，国家处于混乱之际，手腕强硬的普京登上历史舞台。2000年上台后，他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不断加强垂直权力体系和中央权力地位。普京执政期间，俄罗斯经济危机得以缓解，实现了社会稳定，恢复了民众对国家的信任。遗憾的是，历经了十多年的演变，俄罗斯威权政体的弊端逐渐放大，越来越倚重个人集权，这对于民主制度、国家与社会关系造成了伤害。加之官僚主义的盛行、腐败的滋生以及对人权的侵犯，引发了新的政治不稳定，俄罗斯的威权政体面临着转型的挑战。
中国自秦至清有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的传统。根据儒家思想，君臣关系与父子关系同构，这套理论是典型的父权制观念。“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官僚体系等级森严，“官大一级压死人”。整个社会的等级体系都建立在官本位或权力本位之上。近代以来中国的启蒙运动就是要改变这一传统，使国家走向民主与法治的方向。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正在经历通过政治改革从全能主义向威权主义和最终向民主主义政治体制转变的转型期。权威治理体制在转型期间发挥了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加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新威权主义也是近40年来中国重要的政治思潮之一，但它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究竟能否成功应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挑战，也一直受到质疑。要避免陷入类似俄罗斯所面临的政治困局，应当促使社会政治生活从官员的权力本位转向公民的权利本位，实现权力的祛魅，沿着民主、法治和善治的道路去发挥政治权威的作用。
沿着弗洛姆学术思想启发的方向，后来的研究者通过在不同国家和社会的研究验证了弗洛姆理论的前瞻性。弗洛姆曾提出，权威是一种假性安全，可以在面临威胁的情况下发挥缓冲作用。Decker等人的研究以此为出发点，结合社会科学质化方法和精神分析方法，对面临经济危机的德国社会中潜在的用以抵御繁荣消失后的阵痛的威权主义倾向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发现，在经济衰退或危机时期，经济繁荣对社会产生的凝聚作用丧失，右翼极端主义态度在社会中凸显。又比如弗洛姆曾将右翼威权主义界定为一种心理—政治机制，人们可以借助它来弥补对周围环境失去的个人控制，在理论上确立了社会威胁与威权主义之间的联系。Manzi等人在此基础上，于意大利开展了一项研究试图验证此观点，他们通过材料启动的方式操纵参与者的社会威胁感知，而后测量他们的控制感和威权主义。结果发现，遭遇了外部安全威胁的人体验到更低的控制感，继而促使他们去信奉权威、崇拜权力。这一研究再次验证了弗洛姆关于威胁与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的经典观点，同时也发展了这一观点，证明了控制感在其中起到的中介作用，以及生活意义感的调节作用。更大规模样本的研究也为此提供了证据支持，Roccato等人利用38个欧洲国家的大规模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在欧洲的一些高犯罪率的国家（即处于高安全威胁环境中），人们的威权主义倾向会更可能引发其威权行为（如种族、政治与道德上的不宽容）。Miller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简称WVS）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伴随社会威胁出现的，是民众更强烈的威权主义倾向，经济发展状况糟糕（如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国家的公民更有可能明确地反对民主政治体制，并且更有可能倾向于支持威权政府和政治强人。弗洛姆的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要真正从文化心理上实现启蒙的理想，其过程是多么艰难。因为人性中前行与退行两种力量永远是并存的，个体化的两面性也是与人的存在并存的。
2.2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nationalism）也是一个多学科的社会科学概念。从心理学来看，它是对本民族的认同，虽包含认知，但更基于情感。情感是比认知更深层、更原始的部分。因此它往往与母亲、家庭、家乡、氏族、种族、国家、教会等有密切的联系，起源于对血缘和土地的依恋以及与此相关的童年经验。
从弗洛姆心理学的视角理解民族主义，就要从人的基本需要及其满足方式入手。除了生理需要，人的基本需要都起源于人的处境，特别是个体化的困境，也就是一方面走向自由和独立，另一方面又感到孤立无援和微不足道。在这种自由与不安全并存的处境下，人有五种基本需要：植根的需要、关联的需要、超越的需要、认同的需要和定向的需要。每一种需要的满足都有健康和不健康两种途径或方式。健康的途径或方式包含母爱、人之爱、创造、自我认同和理性定向，不健康的途径或方式包含乱伦、自恋、毁灭、一致性认同和非理性定向。在具体的人身上，决定一个人是健康还是不健康取决于哪一面占优势。那些不健康的特征更多地与民族主义相联系。
植根（rootedness）的需要是指人的成长意味着与母亲和自然的分离，同时又有一种回到母亲怀抱、回归大自然的需要。正如一个孩子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就要离开母亲，但同时又深深地依恋母亲。母亲象征着自然、大地、温暖。这种与母亲的血缘关系所带来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往往被延伸到家庭、氏族、民族、国家以及教会，个人依靠这些组织，感到它们是自己生存的根基。健全的人渴望母爱又不为这种依恋所束缚。如果过于依恋母亲形象，受血缘、自然和土地的束缚，独立性和力量感得不到充分发展，就陷入了乱伦的精神病态，强烈地依赖母亲形象，这种依赖往往表现为融合了种族或民族偶像崇拜的国家崇拜，即排斥、敌视其他种族或民族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乱伦形式。
关联（relatedness）的需要是指人为了克服孤独，就要与他人建立联系。人之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发展起来的与他人、与世界联系起来的健康情感。建立爱的关系意味着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同时又与他人结为一体，这是一种与他人共享、共同拥有一个世界并使个人更坚强更幸福的状态。如果没有建立起爱的关系，似乎还停留在婴儿状态，总是像婴儿一样将他人视为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以自己为中心来建立与他人的关系，而不是将他人视为值得尊重的与自己平等的独立的人，这就是自恋（narcissism）。所谓“巨婴”就是这种状态，永远只知道自己的需要，他人和整个世界都是准备好随时满足自己需要的对象，永远不能从对方的立场去看问题。自恋是与爱相对立的另一种与他人关联的方式。按照精神分析的心理病理学，自恋也是一种心理发展固着或停滞的表现，停留或退回到婴儿时代是获得安全感同时避免长大避免独立承担责任的途径。它与乱伦一样也是人性中的一种原始的力量，而要发展起人之爱则需要成长的努力。几乎每个人都保留着不同程度的自恋，在不太严重的限度内是正常的。但严重的自恋可能导致自我毁灭，像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那喀索斯（Narcissus）一样。如果个体自恋转变为对部落、民族、国家、宗教等的集体自恋，将自恋的能量用于这些群体的利益上，就既满足了个体自恋，又避免了被孤立的危险。当一个人说“我”如何聪明、善良、勤劳、勇敢、伟大，别人都如何愚蠢、恶毒、懒惰、怯懦、渺小时，他是令人生厌的。但他把“我”换成“我的国家（或民族、人民、宗教和政治团体）”，并对其他群体加以贬斥时，他就会受到拥护。一个有天赋的自恋者，往往就这样成了一个领袖，但这一结果仅仅对其个人有利，并不会对群体内其他成员有益。
后来的研究者直接引用了弗洛姆关于集体自恋的论述，开展了大量实证研究，发现集体自恋对于内外群体均会产生消极后果。有研究者引用了弗洛姆关于集体自恋的观点，即集体自恋是创造一种理想化的群体，旨在弥补个人的缺点。在此基础上从政治、群际关系、内群体关系三方面，研究者例举大量实证研究阐述了集体自恋的消极影响。在政治方面，集体自恋与对民粹主义领导人和政党的支持有关，集体自恋者甚至愿意支持那些从长远来看可能伤害他们内部团体的政策；在群际关系方面，集体自恋与外群体威胁的夸大感知，以及对此做出敌对反应的倾向有关，这可能导致个体对威胁的敏感性增加，从而可以解释对外群体阴谋论的信奉；在内群体关系方面，集体自恋者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持自己在群体中的积极形象，他们往往会高估内群体成员的英雄事迹以及内群体对世界历史的总体贡献。该文通过回顾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据证明源于弗洛姆的集体自恋在理解当前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中的启发作用，即集体自恋是补偿性的，既不服务于外群体成员，也不服务于内群体成员。相反，集体通过提供一种基于群体的自我提高策略来满足个人的心理需求。
超越（transcendence）的需要是指人作为一种生物又要超越生物被动状态的需要。这种需要驱使人去恋爱和生育，去种植东西、生产物品、创造精神产品。毁灭则是生产与创造得不到实现的表现，也是一种与生命成长方向相反的过程。人的毁灭冲动往往表现为破坏性，很可能导致更不利的后果，所以不得不将其压抑下去。等到终于有了正当的理由，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出于责任、良心、正义感，是为了民族、国家或崇高的教义，那种被压抑的激情就找到了正当的理由释放出来，他会感到强烈的兴奋、快乐，甚至崇高和伟大。几乎所有的侵略战争都是在民族、国家或神圣教义的旗帜下发起的。弗洛姆还进一步从病理学上将这种倾向表述为恋尸癖，但主要不是在性变态的意义上，而是从迷恋暴力、鲜血、死亡、战争的意义上去分析这种人。这种人与真正为真理或正义而牺牲的人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别无选择，除了放弃正义或真理没有任何其他活路；前者则不同，在这些人的观念中，牺牲生命本身就是最崇高的。基于以上分析，如果一个民族的社会心理结构中更多地包含毁灭、破坏和死亡冲动，而不是创造、建设和生命之爱，那么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领袖就可能将其汇聚成一种危险的民族主义灾难。
认同（identity）的需要是指人在脱离母亲和自然的“原始束缚”过程中，形成了自我意识，人需要认识自己，需要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自我意识健全发展的人能够逐步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并不断增强自我的力量感。“我是我自己”。但人身上也有相反的一面，就是向家庭、氏族、民族、职业、阶级、国家、宗教等认同，与这些群体的成员保持一致性或顺从性而失去了自我的独立性。在民族认同上，弗洛姆是一个犹太人，且因此受到纳粹迫害而不得不流亡国外。他当然认同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特别是犹太传统文化，青年时代还加入过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但当他发现这种组织与他的理念相冲突后，就坚决放弃了任何犹太民族主义的抱负，并且在以后的年代里他还积极为巴勒斯坦人争取权益。这与希特勒形成强烈对比。当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成员自我意识得不到充分发展，也就是停留在童年时代，不能将个人自由和独立置于优先地位，而是集体性地认同自己的民族，就形成了民族主义的社会心理基础。
定向（a frame of orientation and devotion）的需要是指人需要为自己确定一个目标，从而赋予生命一种意义。定向即对意义的追求。人不能过一种生物的自生自灭的无意义的生活。有的人能够客观地认识世界、他人和自己，因而他的目标是符合实际的，真有意义的，即理性的。理性的发展需要教育条件和自己的持续努力，非理性则基于本能。所以很多人的认识发展不能达到客观性，他们相信某种图腾动物的力量，某种神的启示或自己种族、民族、国家的优越性，从而得到某种目标，即非理性的目标。当然人们会将不合理的目标解释为合理的，但这种合理是表面的，实质是非理性的。政治领袖往往把所发动的政治、军事行动解释为正义的、神圣的、崇高的，并将其与社会成员的非理性价值观相结合，就有可能将民众引向危险的方向，导致政治心理学中的“乌合之众”现象。民族主义就有这种危险性。
因此，弗洛姆系统论证了民族主义是社会成员心理发展不成熟的表现。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社会，其成员的心理结构中充满着乱伦、自恋、毁灭、一致性认同和非理性定向这样一些停滞于童年或者退行性的心理力量，也就是人性中原始的、幼稚的、无需努力就存在着的那些东西，而独立、平等、创造、自我意识和理性定向这样一些朝向成长的努力向前的心理力量，也就是启蒙精神所鼓励的人性的力量，是需要学习、努力和超越意识引导的力量。当然在具体的人身上，两种力量都是存在的。一个人总体上朝向成长还是朝向退化，取决于两种力量何者占优势。一个社会也是如此。民族主义只有在个人或社会成员朝向成长的力量占优势并且为了保护民族成员免受奴役，为了保护民族成员的个人生命、自由、尊严的时候才是健康的和必要的。
从国际上来看，当今世界上除日本、韩国等少数国家可称作“单一民族国家”以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多族群的社会结构。因此，如何处理民族主义，尤其是避免其消极影响是全球性的问题，对内深刻影响着国家的建构和稳定，对外影响着同他国的竞争与合作关系。这里主要谈民族主义的消极影响，就其对国家内部的影响而言，以苏格兰独立运动为例，民族主义被苏格兰民族党利用，结合了民粹主义话语，描述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存在的多维度差异，为苏格兰独立提供了合理性，助推了苏格兰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英国陷入了民族分离主义的泥淖。就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而言，以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政府为例，其大肆推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政策，技术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甚嚣尘上，加剧了全球化的倒退，增加了全球治理改革与转型的难度。就中国现实而言，作为一种思潮和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反蒙昧宗教主义、专制主义、殖民主义的过程中曾发挥重要作用。但民族主义也会像海洛因，使吸食者陷入梦想般狂热之中，导致分裂、战乱和倒退。20世纪90年代之后，民族主义表现为官方和民间的结合，政治意识和消费文化的统一，出现了激烈的反西方、反全球化的民族主义言论。相较于民族主义情绪宣泄带来的一时痛快，其消极后果将会是长远的。对外而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只会加剧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中国威胁论”，并且很可能阻碍中国融入全球化、促进自身发展的进程。对内而言，在中国青年群体中持续升温的民族主义思潮会带来政治表达与政治参与的无序状态，挤压现实政治的决策空间，导致“民意”裹挟政治的情况出现，更有甚者，不加控制和引导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通过互联网演变为街头政治。


贴主:wangguotong于2024_03_22 2:50:52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