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哲学”论纲：本源思想、论域与方法（3）

作者：孙向晨

 

六、西方哲学在“汉语世界”中的合法性问题

考察“汉语哲学”的路径始于“西方哲学”之进入汉语世界，经过分析，我们揭示出“西方哲学”普遍性背后的“他异性”。在这一视域下，“西方哲学”在“汉语世界”同样面临着“合法性”的挑战。“西方哲学”之进入“汉语世界”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考察：“进入”“研究”与“出路”。

第一个层面是“进入”问题。西方哲学进入“汉语世界”首先表现为一种“介绍”。主要工作形态是将西方哲学的人物、学派、思想进行译介，名之曰“述评”。由此，西方的古今哲学得以大量引入中国。“介绍”还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它始终处于“外在”状态，是“关于”某种哲学的论述，而非哲学“本身”的进展与研究。这种“介绍”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西方哲学。无论如何，这类工作对于丰富“汉语世界”的思想与眼界都有莫大帮助。任何“介绍”都是对“西方哲学”的一种“诠释”，“诠释”本身是一种“视界融合”的过程，通过这样的“诠释”才能把一批新概念、新思想引入“汉语世界”。

较之“介绍”，经典的“翻译”是一种更为深入的“进入”。哲学是一种最为彻底地进行反思的学问，就其深层次来说，很多时候都在与生活世界的常识、语言、思维进行较量。从西方哲学内部来看，这样的哲学任务已经是一项异常艰巨的工作，比如海德格尔、列维纳斯、德里达、德勒兹等人的哲学。翻译成英语的德语、法语的哲学著作总被抱怨遭到很多误解，这种“误解”凸显了某些主题在各自语言系统中的独特性，因此“翻译”也始终是一项哲学主题。当这些在自身传统中进行艰难搏斗的“语言”再次被翻译成汉语时，其佶屈聱牙、不知所云也就理所当然。“翻译”上的种种问题，正反映了两种语言板块之间的“碰撞”，反映了西方哲学作为“他者”之进入汉语世界的“他异性”“外在性”以及“汉语”所做出的“排异”状态。因此，“翻译”不只是一种语言上的传递，而是一个“接受”他者、“消融”他者的过程。

第二个层面，从“介绍”“翻译”到深入哲学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必然过程，但这里存在着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西方哲学研究在“汉语世界”中“内循环”。其研究内容与问题意识基本上都来自西方的学术语境，甚至“模仿国外的写作风格、文风语言”，不这样做似乎不足以显示“西方哲学”研究的专业性，但文章却是用汉语书写，发表在中文刊物上。用“汉语”来进行这样的“研究”，与国外学者缺乏真正交流，并不同在一个学术共同体，“语言”隔开了中西方学者。一种“西方哲学”的研究完全外在于“西方”学术界，这就形成了西方哲学研究在“汉语世界”中的某种悖谬：能够理解你研究的国外学者并不知道你的工作，而你“研究”的内容在“汉语世界”却又难以被理解。

第二种情况则是一种“学术外循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进入西方的学术与语言环境，直接用外语发表研究成果，这也算是某种国际通例。这让“西方哲学”的研究重新加入西方学术的循环系统。这固然解决了中西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问题，却也衍生出其他新的问题。以西方语言加入西方学者的学术游戏，这种研究工作从写作语言到问题意识似乎都与“汉语世界”相隔膜，与国内同行没有交集，基本上与“汉语学术”少有关系，这样的研究于“汉语世界”意义何在？

由此，我们看到在汉语世界中对“西方哲学”进行“研究”的某种“悖论”，“西方哲学”研究看似红火，其实在中西两种语言环境中都存在严重不足。其现实形态容易形成两个封闭循环：或是在“汉语世界”中进行，对于“西方哲学”本身没有实质触动，在汉语中完成“内循环”，陈康的“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的理想始终没有实现；或是在西方语言世界中进行，对“汉语世界”的哲学没有任何实质提升，加入的是学术的“外循环”。这就涉及“西方哲学”在汉语世界的“合法性问题”，也从根本上触及为什么要研究“西方哲学”的问题。

第三个层面，涉及“出路”何在？要解答“西方哲学”在汉语世界的合法性问题，出路恰恰在于“汉语哲学”。

“翻译”与“介绍”，从“西方哲学”角度看，还不算是一项“研究”工作，这也是西方哲学研究者在工作中经常感到困惑的地方，在很多研究机构，“翻译”甚至都不算研究成果；从“汉语哲学”角度看，一种深层意义上的“翻译”与“介绍”就已经是不同语言板块之间的“哲学工作”了。这项工作始终是在“双重语境”中展开的：由于要在“异质”语境中工作，“汉语世界”的学者应该比西方学者在某些方面有更大的敏锐性。应该说西方哲学的“译介”始终是一项“一体两面”的工作：一方面是聚焦于如何超越自身去理解“他者”；同一个过程的另一方面却在于如何面对“汉语世界”。陈嘉映、王庆节、张祥龙等关于Dasein翻译的讨论，就远远超越了一般人所理解的单纯“翻译”范畴，不同“译名”的选择正反映出“视域融合”的不同理路：这种“翻译”上的斟酌与搏斗，一方面增加了“汉语世界”学者对于“西方哲学”概念的深入理解；另一方面则大大拓展了“汉语”自身表达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翻译”作为“他者”的进入，正是“西方哲学”的概念、思想在“汉语世界”中得以“安放”的过程，在“汉语世界”寻找自己位置的过程；也是“汉语世界”不断接纳外来概念，扩展自身视界的过程；由此开辟了“汉语世界”新的思维空间。借助这些外来概念与思想，“西方哲学”之进入“汉语世界”已不止是简单的“翻译”，重要的是新的问题意识与理解方式。

基于汉语的“西方哲学”研究，在努力理解与解析“西方哲学”的同时，始终应该有一种强烈的“汉语意识”。目前“西方哲学”研究多重视第一个环节，即如何超越“汉语世界”的限制去深入理解西方哲学；在理解之后，工作重心也许更应该转向第二个环节：“西方哲学”如何能“转入”汉语语境进行工作。这除了要对西方哲学有精深研究，还需要对“汉语世界”本身的问题意识以及汉语表达有更高的自觉：要“研究”这样一种西方哲学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与“汉语世界”的生存经验相“接续”；在什么意义上并不能涵盖“汉语经验”。遗憾的是，少有人意识到基于汉语的“西方哲学”研究更应该承担对于汉语及“汉语世界”自我认知的理论责任。笔者相信当我们能够“正视”而不是“扭曲”自身传统时，用汉语进行的“西方哲学”研究将呈现出新形态，一种真正严肃的研究会将两种文化的根本价值与传统置于“面对面”的境地。这样的“汉语哲学”研究将会有更大的创造力。

尽管有种种挑战甚至是“合法性”质疑，西方哲学的“翻译”“介绍”与“研究”在“汉语世界”始终具有高度的哲学意义。这样的工作与单纯在西方进行西方哲学研究有很大不同，本质上是在文明“间”进行接触的哲学活动，“西方哲学”之进入“汉语世界”有四重意义：一则以“他者”身份出现在“汉语世界”，迫使你离开自己去认识它、理解它；二则帮助我们形成一种“反观”自身的视角，作为一种迂回的“外在性”，对于“汉语哲学”的自觉有积极意义；三则可以以“汉语世界”的本源性思想为视角来审视与评判西方哲学的变化及发展；四则在汉语语境下的西方哲学研究的推进本身是一项“视界融合”，由此正慢慢渗透、整合进“汉语哲学”之中，不断拓展“汉语哲学”的主题与视界，成为“汉语哲学”发展的一种助推力。高度自觉于汉语的“西方哲学”研究，本质上正是一项“汉语哲学”的工作，这也是“汉语哲学”开放性的表达。

七、“汉语哲学”的世界境遇

尽管本文着眼于“汉语哲学”的界定，事实上，这种论述一定预设了一种基本的哲学观，也预设了对“西方哲学”以及对“全球哲学”的理解。“汉语哲学”作为一种哲学活动，首先是指运用“汉语”，基于本源性思想进行的哲学事业，但这并不意味着“汉语哲学”仅局限于“汉语世界”之中，它内在地有一个与“西方哲学”，与“全球哲学”的关系。“汉语哲学”同样会作为“他者”进入“西方世界”，作为人类反思思想的一部分而出现在“全球哲学”之中，但这并不妨碍它提出普遍的问题。

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全球哲学”，当我们摒弃了“普遍—特殊”这样隐藏在背后的理解框架后，基于19世纪形成的统一的“世界历史”与“世界哲学”也将被摒弃，哲学将迎来一种活泼泼的多元化形态。对此，笔者更愿意称之为“全球哲学”，“全球哲学”将以“整体—部分”框架取代了“普遍—特殊”框架，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整体”的全球哲学可以是某种虚拟概念，而“汉语哲学”与“西方哲学”都是“全球哲学”的一个部分。“汉语哲学”与“西方哲学”既互为“他者”，也互为“主体”，在全球范围内共同构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哲学形态。

哲学终究是一项人类的事业，每一种哲学有其“普遍”的面向。在这个意义上，既有“西方哲学”进入“汉语世界”遇到的种种问题，也有“汉语哲学”进入其他语言世界所遇到的各色挑战。“汉语哲学”的世界境遇正是发生在不同语言板块之间“碰撞”的反映。在这种“碰撞”中，“汉语世界”的特质再次通过西方语言的表达而得以凸显，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迂回”：“迂回”到其他语言中来表达“汉语哲学”的核心概念与思想。

在轴心时代，构成一个文明的“经典”蕴藏了许多“原初概念”，构建了人们理解世界的“框架性理念”，如“生生”“阴阳”“中庸”“言—象—意”“亲亲”“孝悌”“几”“微”“势”等，所有这些“原初概念”都不太容易翻译成外语。正是这种“不可翻译性”彰显了“汉语哲学”世界境遇的艰难性。一个直接例证甚至就是“汉语哲学”本身的翻译，“汉语哲学”这个概念如何用英语表达？Chinese philosophy可以用来翻译“中国哲学”，也可以翻译为“汉语哲学”。在汉语中明确的不同意思，在英语中却变成了同一个概念，英语理解中的这种“歧义”正反映了“汉语”本身的独特性，同时也表明“汉语哲学”之外语表达的重要性。这里的Chinese是聚焦在“国家”或“民族”的意义上，还是放在“语言—世界”的焦点上，对于理解Chinese philosophy有很大的不同。也许可以用“doing philosophy in Chinese”来说明，突出其哲学活动所运用的是“汉语”以及汉语本源性思想资源。在这种活动中，一方面是面对人类根本处境的“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另一方面则强调所运用的是“汉语”（in Chinese）。

在这种语言世界的“碰撞”中，也引出有关“汉语哲学”世界境遇的三个层面问题，主要是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首先是中国传统思想概念的外语翻译与表达，这是一个悠久的“汉学”传统。本质上讲，这也是一项“汉语哲学”工作。通过把“汉语”经典翻译成西方语言，形成了对于汉语、汉语思维以及汉语思想传统的再认识，在语言边界处发现“汉语哲学”的特质。关于汉语世界的“本体论承诺”，不仅中国学者应该重视，研究中国思想的外国学者也需要给予十分重视，要避免发生“汉学主义”的问题。这需要打破汉学家的小圈子，从更深层次来理解“汉语哲学”。不仅重视“汉语世界”与“西方世界”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差异，更要重视“本体论承诺”层面的差异。西方的“汉学—哲学家”们，天然地有一种“他者”视野，处于“外在性”位置，像葛兰言、谢和耐（Jacques Gernet）、葛瑞汉、郝大维、安乐哲等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有益而深入的尝试。他们在理解西方哲学基础上，对所从事的汉语思想及其语言传统的研究有高度的“哲学反思”，强调以汉语自身的传统与特点来理解这些哲学概念，而不是用西方概念将这些思想“吞没”。在这方面，安乐哲有完整的理论与实践，重视在历史中汉语所积淀的“先验预设”。在他看来，从根本而言，西方语言或者英语是“本质性”语言，是基于西方存在论的语言，与对象有对应性的语言构造，这与汉语的特点迥异；安乐哲把传统汉语称为“事件性”语言，汉语思想传统更倾向于“过程”而不是“实体”，这也表现在语言构造上。尽管这主要关乎汉语经典的“翻译”，当这些讨论进入“汉语脉络”时，这种“跨语言”的探讨就已经是“汉语哲学”的重要任务了。

进而言之，这样的“汉语哲学”同样可以作为“他者”，成为“西方哲学”的一种“比照”。在这方面，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做了大量工作。他以哲学上的敏感，深切地感受到“西方哲学”与汉语思想传统完全身处两个世界。他甚至用“无关”（indifference）来形容两者之间的关系。他在研究中逐渐形成一种“对比分析法”，不是把汉语思想纳入“西方哲学”的某种范畴，也不是进入某种“汉学”范式，而是强调两种思想体系的“本源性差异”。抓住其中核心点，通过“迂回中国”来超越西方哲学传统的成见。他所进行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研究，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汉学研究，而是有意识地基于“汉语世界”的思想脉络来进行哲学“比照”。于连的哲学工作也昭示“汉语哲学”的一个主要意义，不再是以“西方哲学”来看待“汉语哲学”，而是以“汉语哲学”重新理解“西方哲学”。尽管他的著作都是由法语写成，但在笔者看来，依然可算是“汉语哲学”的工作。

第二层面是运用“汉语世界”的思想资源助益“西方哲学”研究。就一种广义的“汉语哲学”来说，运用“汉语世界”的思想资源可以对来自西方的哲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汉语”理解世界的方式可以为“西方哲学”的研究提供独到视角。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作为西方哲学家，在他的德性伦理学研究中纳入了大量“汉语世界”的思想资源。耿宁作为现象学家，他对于王阳明的研究也推进了其现象学研究。这样的工作一方面成为“汉语世界”哲学家们研究“西方哲学”的方式，另一方面也是“汉语哲学”向世界延展的方式。黄勇发起了一系列“相遇中国哲学”（Encountering Chinese Philosophy）的工作，以汉语思想资源回应当代西方哲学的问题：每次挑选一位当代著名的西方哲学家，“他以前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中国哲学。邀请十几位中国哲学学者从中国哲学角度批判性地和建设性地参与西方哲学家的工作，同时得到西方哲学家回应。尽管这项工作具有比较性，但主要目的并不仅仅在于确认在当代西方哲学家与中国哲学观点之间的相似点或不同点，而是试图看到来自中国哲学传统的见识如何为西方所处理的哲学问题提供一些新的启示。简而言之，该项目主要不是历史性的，而是哲学性的；不是解释性的，而是建设性的。”这种当代性而不是历史性，哲学性而不是解释性的做法，正是“汉语哲学”的旨趣与生命，尽管不是以汉语展开，但其精神实质始终源自“汉语世界”。

第三层面是以“汉语世界”的思想资源在世界境遇中提出自己的问题，也就是说，要有源自“汉语世界”来设置哲学议题的能力，并使“汉语哲学”在世界范围得到理解和讨论。在这方面，“天下”（All under Heaven）这个有着汉语本源性思想渊源的概念通过赵汀阳的哲学努力而成为国际学界的术语。“天下”的提出并不囿于汉学界，也不是直接针对“西方哲学”的回应，而是“自作主张”地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概念，并重新看待世界，看待西方哲学。这种概念作为一种“他者”，对于西方固有的“世界”“国际”等概念都是一种挑战，丰富了“全球哲学”对于相关问题的论述。“天下”能够“翻译”成西方语言，不仅是语言问题，更需要卓越的哲学工作，有能力在现代语境下对传统概念做出清晰的哲学阐释，从而使这个“汉语概念”能够在“世界境遇”中重新鲜活起来。这正是“汉语哲学”的理论目标，也是“汉语哲学”未来性的一个重要标志。

“汉语哲学”建立在“迂回”的视野之上，通过“他者”进行自我省思。这需要将“西方哲学”的“普遍性”重置为“他者”才能完成，这是一个“范式转换”。这里所论述的“汉语哲学”的内涵与规范，西学入中或汉学入西，无论哪方面都是在不同语言板块的“碰撞”中产生，都凸显了“双重语境”。只有在这样的“双重语境”下，“汉语哲学”才能以一种开放姿态应对当代世界的挑战。当然，在此基础之上，“汉语哲学”更期待一种未来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