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哲学”论纲：本源思想、论域与方法（1）

作者：孙向晨

随着一百多年来对“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深入研究，在“汉语世界”中，如何基于自身的生活世界“建构哲学话语”已经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哲学之为哲学，首先关注的是人类的普遍性问题，任何一种地域上的限制都与哲学本性相违背。但对于普遍性问题的回答，会诉诸不同语言世界的本源性思想。基于“汉语世界”独特的思想传统与精神结构，就会形成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源自汉语思想脉络中的问题意识。在现代世界中，推进“汉语哲学”会进一步涉及汉语概念的构成以及汉语本身的基本特质，从而形成“汉语哲学”自身的规范性。哲学是一门扎根于普遍性问题的学科，同时对于“语言—世界”的关系保持高度自觉。维特根斯坦深刻地认识到：“我的语言的界限意谓我的世界的界限。”在此，语言绝不仅是语言学意义上的问题，它承载着“生活世界”，界定着思想发展的路径。汉语属于与印欧语系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语系，建基于其上的哲学理应深入思考在此语言世界中所形成的普遍关切。在这个意义上，“汉语哲学”不是一种关于“汉语言”的哲学，而是基于“汉语世界”的本源性思想资源以及特有的概念规范，以开放的姿态来思考人类普遍性问题的一种哲学活动。因此，本文将从普遍性问题、本源性思想、规范性论述以及开放性吸纳与世界性境遇等方面来考察“汉语哲学”。

一、“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与“汉语哲学”

“中国哲学”作为哲学学科的一大门类，近年来表现得生机勃勃。仔细检视“中国哲学”的学科发展，又会发现其中范式多样，从古典学到学术史、思想史，所属系科也从中文系、历史系到哲学系；在国外大学则常常属宗教学系、东亚系，极少属哲学系。这一方面反映出传统思想的“整全性”非一个系科所能涵盖，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学界对“中国哲学”的规范性缺乏共识。

传统“中国哲学”范式肇始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可说是由胡适、冯友兰所创，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以西方哲学概念与体系来整理中国思想传统的做法。蔡元培曾解释说，要编写中国哲学史，没有古人先例可依傍，不得不依靠西洋人的哲学史。冯友兰认为，讲中国哲学史须以西洋所谓哲学者为标准，在中国古代学问中“选出而叙之”。不止是冯先生，近代以来研究“中国哲学”，大抵是以各色西方哲学为“哲学”范式，“选出”中国古代学问而“叙述之”。刘笑敢称之为“反向格义”。

这种“以西释中”的模式之所以流行，其背后原因正在于以“西方哲学”为一种“普遍性”。对于这种现象，金岳霖曾尖锐地指出：“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论理当作普通的论理。如果先秦诸子有论理，这论理是普通的呢？还是特别的呢？这也是写中国哲学史的一先决问题。”金先生点出了研究“中国哲学”的根本性问题：哲学追求的普遍性命题，与其限制词“中国”之间构成巨大张力。于是，这中国的“论理”到底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成为始终伴随“中国哲学”发展的重大挑战。

“以西释中”的做法确使中国传统思想在一种新架构下形成某种“系统性”，并以自身的“特殊性”体现了某种“普遍”原理；但用西方哲学话语来理解中国思想传统本质上乃是一种“宰制”，是对于中国思想传统的一种“遮蔽”，最终带来的是“中国哲学合法性”的疑惑。这方面的讨论极为丰富，对于胡适、冯友兰等的工作多有质疑，对于现代新儒家的工作也有很多批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并不是一个伪问题，本质上并不在于用了哪种西方哲学来解释中国的思想传统，而在于暗地里把“西方哲学”预设为一种“普遍性”，在“普遍性”名义下，所谓的“中国哲学”便理直气壮地借用“西方哲学”的范畴，以对哲学的“狭隘”理解，特别是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和黑格尔的西方传统哲学为标准，来对“中国思想”进行分梳与整理。但是，无论以显性还是以隐性的方式，这种“西方哲学”的框架都很难揭示“中国哲学”的特点。

对“中国哲学”的质疑涉及“什么是哲学”这一根本问题。我们总被要求以“某种”普遍性观念来理解“哲学”，实际上却是以这种或那种“西方哲学”作为审视中国传统思想的“普遍”标准。追求的是哲学的“普遍性”，实际却以自我矮化的方式来“看待”中国哲学。从“普遍性”来说，“中国哲学”体现的是一种“特色”，一种“具体实践”；从阶段论来看，“中国哲学”体现的是“朴素的”什么思想“自发的”什么主义等。若中国思想传统都只是一种普遍性思想的“特殊”或“初级”形态，实在不必大费周章去研究。陈来非常敏锐地指出，所谓的普遍性问题，可能只是西方的特殊问题，如果把西方特殊问题当作哲学最基本问题，这至少对中国哲学来说，是迷失了方向。

当我们不以这种“普遍性”名义下的“西方哲学”来理解中国哲学时，也有人提出了“以中释中”的原则，主张在彻底消除西方文化影响的基础上, 以“完全回归中国文化传统本身的方式来论说中国文化。”强调“完全回归”，以中国文化“本身方式”来认识中国思想，看似一个合理的命题，其实问题多多。首先，“以中释中”在逻辑上是一个理论内循环，如何能保障其哲学问题具有的“普遍关切”；其次，在现实中，当貌似脱离“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概念以中国“本身方式”来解释时，只要你运用“现代汉语”，那么依然会存在某种“以西释中”的“陷阱”。现代汉语的语法与用词深受西方语言影响，许多常用概念多直接从西方术语中“翻译”而来，日常汉语早已浸透着“西方哲学”的影响。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倒逼“汉语哲学”的出现。“汉语哲学”的立意并不在于强调这只是中国人的哲学，而是重视以“汉语世界”的思想资源和语言特质来直面人类的普遍性问题。此处的“普遍”特指汉语中“广泛而有共同性的”意思，并不是指基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传统的、与“特殊”（particular）对举的“普遍”（universal）范畴。所谓的“共相”与“殊相”就已经是源自西方哲学传统的概念了，这样的用法会无意识地将自己置于“特殊”地位。这里所说的“普遍”更指人类“共通”的理性与情感结构，以及所面临的“共同”的生存性挑战，这也是人类得以相互理解与交流的基础。但是，人类并不生活在抽象的一般世界中，而是生活在各自的“语言世界”中，不存在超越于任何语言系统的“生活世界”。因此，人类对“普遍性”问题的回应，一定是会在各自语言世界中做出的。在这个意义上，很多学者都曾提出过“让哲学说汉语”的问题。这里的“汉语”并不仅仅是指一种语言而已，而是对于身处的这个“语言世界”有高度自觉。用“汉语”进行哲学对话同样是人类生存方式的一种体现，同样具有普遍意义，而不仅仅是某种“普遍性”的特殊体现；“汉语哲学”是对人类如此这般生存的哲学反思。在这个意义上，“汉语”与哲学的普遍性品质并不构成任何抵牾与矛盾之处。

“汉语世界”是在汉语环境中生成的“生活世界”，与传统认为先有世界后有语言的世界观不同，现代哲学家们普遍认识到语言与世界有着密切的同构关系，“世界本身体现在语言之中”。伽达默尔说：“以语言作为基础，并在语言中得以表现的是，人拥有世界。”正是“语言”使“事物”在世界之中显现出来，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语言是存在之家，人栖居在语言所筑之家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说着不同语言的人就居住在不同的家中。海德格尔曾非常明确地说过：“我们欧洲人也许就栖居在与东亚人完全不同的一个家中。”因为每一种语言都为其所在的世界构筑了独特的“概念框架”。但基于现代欧洲的强势，这种不同的存在之家似乎成了一个“普遍”世界，事实上我们依然生存在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中。“汉语”基于最基本的语汇、不同的句法，以及漫长的文明历程积累于语言之中的概念框架与思想传统，在不同层面上共同构成了一个丰富的“汉语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汉语世界”有其独特的意义，其聚拢世界的方式不同于印欧语系的世界。笔者并不认为任何一种语言都具有独特的哲学体系，这种语言必须是独立的语系，有着漫长文明的积淀与支撑，形成丰富的本源性思想资源，并具有高度的反思性传统；“汉语哲学”正是对这一聚拢世界的方式进行反思的哲学活动，这一点在张东荪的哲学中已经有了充分认知。

基于对“汉语世界”的认识，从“中国哲学”到“汉语哲学”一定有着一种理论范式上的转变:

其一，“汉语哲学”首先是一项哲学创造的工作。“中国哲学”长久地沉浸于一种哲学史研究，甚至是一种古典学、学术史、思想史的研究；“汉语哲学”试图避免目前“中国哲学”在研究论题上的历史化、民族化倾向，不以中国历史上各种哲学学派的研究为限，坚持对人类普遍性、根本性问题的探究，面对现实世界，给予的是理性化而非权威化的解答；“汉语哲学”是建构性的而非注释性的，通过“汉语哲学”的概念将这些原创性哲学思想凸显出来。

其二，“汉语哲学”对人类普遍性问题的探究是以“汉语世界”为基础的。“汉语”并不是一种中立的语言工具，“汉语世界”是全体人类诸种生存形态之一。“汉语哲学”高度重视语言—世界的内在关联，但绝不仅是一种“汉语言哲学”，并不采取一种语言决定论立场，而是意在揭示作为一种生活世界的“汉语世界”之思想特质，重视基于汉语思维特征的言说方式，强调基于汉语世界的本源性思想来回应现代世界的挑战。

其三，“汉语哲学”敏感于在哲学中以“普遍性”面目出现的“西方框架”，重新理解这种“普遍性”之“他者”意味，这是“汉语哲学”的一种哲学自觉，也与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在方法论上拉开距离。“汉语哲学”强调以“迂回西方”的方式“反观”自身，强调中西思想之间的“本源性差异”；深切反思“汉语世界”中涌现的“框架性理念”；澄清这些原初概念与思想是“汉语哲学”的工作起点。

其四，“汉语哲学”反对一种本质主义的概括，保持开放性特征。历史上有很多异文化要素进入“汉语世界”，一如宋明理学所容纳的佛学影响，现代“汉语世界”的形成也是一个不断吸纳世界性思想资源的过程，但“汉语哲学”拒绝在一种所谓的“多元化”中消解自身，“出入西学，返诸六经”，这里的“六经”泛指“汉语世界”的“框架性理念”，以形成一种“家族相似”的哲学类别，“汉语哲学”将会是自觉于此的一场哲学运动。

“汉语哲学”的提出并不是要取代“中国哲学”，在某种意义上说，“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并行不悖，各自旨趣不同又有着很强的交叉重叠。“中国哲学”一词在涉及传统上指涉面更加开阔，涉及内容更加宽广，在历史上形成了非常多样的研究路径；“汉语哲学”更重视基于“本源性思想”的新创造。事实上，“汉语哲学”在历史与现实中早有展示。张东荪在那个普遍把“西方哲学”奉为圭臬的时代，明确指出：“西洋哲学上的问题大半不是中国人脑中所有的问题。……西方人的知识论是把西方人的知识即视为人类普遍的知识而加以论究。然殊不知西方人的知识仅是人类知识中之一种而已，在此以外，确尚有其他。”这“尚有其他”中就包含了“汉语世界”的知识类型，这同样是人类知识的一种。张东荪从言语、逻辑、思想传统、哲学范畴等方面探讨了中国思想传统特征，对于“汉语思想与概念”的独到性有深入洞察，他的哲学很难归入现有的“中国哲学”范畴，却称得上是“汉语哲学”的先驱者；赵汀阳的哲学创造同样不会被学者同仁归于“中国哲学”，其以哲学方式面对当代世界的普遍关切，提出“天下”概念，形成国际性影响。这些哲学努力远远超出了传统中国思想的研究范畴，敢于在现代社会中重估“本源性思想”的世界意义。“汉语哲学”须首先在“汉语世界”中重获理解与认同，才可能在更大范围内贡献于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