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隙 -【基督战争（31）墨家反战】
  二是，‘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道德经》第76章 柔弱处上）老子写这十个字时，他心里非常清楚，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不同于动物界之间的、植物界之间的无感情意识的竞争，战争就是自私的人类毁灭平等文化的灾难。天道在上、地德在下，人类在上与下之间，这‘之间’是有约束的——‘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道德经》第04章 和光同尘）约束的结果是老子《道德经》中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大同社会’是‘人之道，为而不争。’（《道德经》第81章 为而不争）。老子循循善诱的不要战争的警示，是否是兴建军事防御工事万里长城——对敌方示弱并不是不能战胜敌方——的阴柔战略决策？进而‘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篇》）延引至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不虐待俘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原名《红军纪律歌》），我想，老子的战争人性论是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非常重要的原始指引。
  与此对比，圣经首次对战争描述是这样的：宁录跟耶和华作对，‘古实也是宁录的父亲。宁录是世上第一个枭雄。他是个跟耶和华作对的强悍猎人。所以有句形容人群如果喜爱战争的俗语说：“他就像宁录，那个跟耶和华作对的强悍猎人。”’（创世记 10:8-9）圣经认为，只有通过战争，才能有人口和土地，才能统一敌方的宗教文化更新，才能进行商品交换，提高生产力，扩大再生产和占有市场。圣经第一次记载上帝的仆人投入战争。亚伯拉罕作战是为了营救耶和华的仆人。他蒙耶和华悦纳，所以当他凯旋归来时，得到至高上帝的祭司麦基洗德的祝福，同时，亚伯兰就从他的所有财物中拿出十分之一给了耶和华的第一位祭司麦基洗德。（创世记 14:20~24）
  “耶稣生前就预言了战争爆发 爱好和平的耶稣说：‘凡拿剑的，都会死在剑下。’（马太福音26:52）：‘于是耶稣对那个门徒说：【把剑收回原处！使用刀剑的，都会死在刀剑之下】’耶稣更强调了他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他告诉彼拉多，要是他的王国属于这个世界，他的臣下就要战斗，叫他不致被交给犹太人：‘耶稣回答说：【我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要是我的王国属于这个世界，我的人民就会战斗，使我不致被交给犹太人。可是，我的王国实在不是源于这个世界的。】’（约翰福音18:36）但是最后，上帝的儿子基督却以“万王之王”的身份代替上帝作战 上帝已经把“天上地上的权柄”全都赐给复活了的主耶稣基督。圣经预言基督会投入一场战争，将上帝的所有仇敌毁灭，使天下永远太平，这和他的头衔‘和平的领袖’恰好相反：‘你们将要听到战争的声音和战争的消息。千万不要恐慌。这些事一定会发生，不过末日还没有到。【民族要攻打民族，国家要攻打国家，一处接一处有粮荒和地震。】（马太福音24：6-7）
  “使徒约翰看见一个异象，预示基督在天上登基后发生的事。（诗篇2:7-8和110:1-2）预言上帝的儿子会求耶和华‘把列国赐给［他］做产业’，于是耶和华就打发他（耶稣基督）‘到仇敌当中征服他们’（希伯来书10:12-3）：‘可是，基督只献了一次祭，就把罪永远除去，坐在上帝的右边，从此等候上帝使他的敌人成为他的脚凳。’使徒约翰所见的异象描述天上的一场战争，‘米迦勒’，也即耶稣基督（见米迦勒，请读者参见‘米迦勒’是耶稣基督的注释），率领天军跟大龙魔鬼撒但争战。结果魔鬼和他的天使被摔在地上。圣经说，一个要拿铁杖管辖列国的‘男孩子’诞生后，这场天上的战争随即爆发。（启示录 12:7-9）战事结束后，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们上帝的救恩、力量、王国，还有他所立的基督的权柄，现在都实现了’。天使都为此欢欣快慰，但是地却充满患难，包括爆发战争。大声音继续说：‘地和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时候无多，就大为愤怒，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启示录12：10，启示录12：12 ）
  “全能上帝大日子、有耶稣基督参与的战争（俗称哈米吉多顿） 启示录第19章 这一章描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场战争，是人类前所未见的。异象的前部分说列王“在全能上帝的大日子投入战争”。“受邪灵启示的主张”驱使象征性的“野兽、地上的列王和他们的军队”聚集起来，一同对抗天军的统帅耶和华和主耶稣基督。（启16:14；19:19）根据异象描述，上帝地上的仆人一个也没有参与这场战争。地上的列王“要跟绵羊羔交战，绵羊羔必战胜他们，因为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启17:14；19:19-21；见）战争结束后，魔鬼撒但被捆绑一千年，“使他不能再迷惑列国，直到那一千年完了”。（启20:1-3）
  “薇拉，说到这里，我不知道如何再继续啰嗦地继续说下去，可这个问题很重要了。”我说这话后，很设身处地地看着她，她那全无厌倦的神情写在她的脸上：
  “安妮，我对妳刚刚所说兴趣浓厚，而且我知道妳想表达的意思是，圣经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讲着战争，这一点我知道，我觉得，这很平常啊。”
  “薇拉，我们现在转一个弯，到一个妳肯定感兴趣的小天地里去走走。”我笑吟吟地将战争的话题搁置一边，看着她。她又来了兴趣。我很自信地说:
  “我想妳认识我以后肯定会对中文感兴趣的，我自信，妳一定会爱上中华文化的。如果妳想深入地了解中华文化，妳必须深刻地理解中文。但中文很难，难在她的书面语而不是口语。中国有两种书面语，一是文言文，二是白话文。文言文就像是欧美已经废弃了的拉丁文一样，而事实上，在中国，文言文仍然是中文非官方的学生必须会的书面语言，因为她是中华文化的根源和血脉。可是，当我在研习圣经时常常抱怨中国古人的文言文很难懂，相比之下圣经，他是一种用极其简单的书面语言表述深奥的思想和感情的文学作品。这使得圣经像人一生下来后不用受专门的教育就渐渐地学会的口语一样便于流行，文言文就不能如口语一样广泛地流行了，她太深奥晦涩了——首先很多生僻的汉字，其次一字多用和在不同语境下更换字意，再次就是文言文过去还没有标点符号。而圣经口语化可以使未受过教育的人也能接受圣经的启蒙；文言文所包含的中华文化的文字文明，即使她和圣经一样——我认为更有甚之——深奥广博无比，但她的难度，使没有受到教育的人难以接触到她的核心的、形而上学的内容，这一点，圣经就大不相同。我跟妳对比一下：《圣经》第一章，‘最初，上帝创造了天地。大地混沌，空无一物，黑暗笼罩着茫茫大水的表面。上帝发出的力量运行在水面上。’（创世记1：1-2，说明，创世记第一章从第一节至31节，共1158个字，我就不全文引摘了。《圣经》全部字数是约93万多字）
  而《道德经-第01章 天地之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jiào)。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是两种文化文字最优美的两部经开头语。但我不得不说，中国的《道德经》的中5000个文字更加地优雅、更加理性和更加融汇于自然，请看《圣经》与《道德经》最后一章最后一段之文字：
  “‘我向每一个听见这卷预言书上的话的人宣告：如果有人在这些话上加添什么，上帝就会把写在这卷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 如果有人从这卷预言书里删去什么，上帝就会夺去写在这卷书上、本来要赐给他的福分，不让他吃生命树的果子，也不让他进入圣城。为这些事作证的那位说：‘是的，我很快就会来。阿们！主耶稣啊，请你来吧。愿圣民享有主耶稣的分外恩典。’（《圣经》启示录 22:18-21-终结段落）而：‘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道德经》第81章 为而不争-终结段落）
  “薇拉，我所以将圣经文化定为阳性文化，将中华文化定为阴性文化，妳大体上可以从代表两个文化之最经典的经书里的开头和结尾中看出端倪，而具体的论述，我们之间的交流中，我已经说明了不少了。”
  哪知道薇拉也是个冰雪聪明的女孩，她雷霆精锐地说：
  “圣经文化的《圣经》，从平凡的意义上说，他与每个人的人生相关联，因此，他必须平民化；从宗教的意义上说，《圣经》的核心部分必然有哲学，这使得‘神学’借助了《圣经》这架‘梯子’从哲学中分离了出来，以便专心致志地研究神了。事实上，每一种大的宗教就是一群有着朦胧形而上学意识的人们（所谓的先知）将自己的思维成果阐述在某种哲学中，加上他们设定的‘形而上’的神，再加上他们规定的‘上层建筑’和形而下的‘经济基础’（如他们的‘十分之一奉献’）和经济关系（如祭司、族长、贵族、领主、骑士、自由民、奴隶、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长工等），包括迷信、教义、礼仪和体制，这种思维模型就分成了三个层次：第一层也是最高的一层是神（上帝和耶稣基督）及神的使者，如天使，圣灵，魔鬼及教会中的祭司、教皇；第二层是神化的上层建筑，如与神相关联的文化科学和艺术等，第三层则是最接地气的大众贫民，俗称上帝的臣民。注意，安妮，我上面所说有两个重点，一是思维模式，中国缺少了一个神的思维层次，因此，没有这个思维层次，这就很难产生科学；第二是‘体制’这个词，我们的国家以前是一样的体制，这和我们能走在一起可以同呼吸、共命运有很大的联系。
  “当我们对《圣经》中的上帝（知识）进行思索或者谈论时，这种思索和谈论的本身也是知识，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它是‘关于思索的思索’，这是‘反思’，也就是我认为的哲学（思考）。所以，专业哲学家们坚持认为，我们在思索（上帝-思索的思索）之前，必须对思维对象‘上帝’进行思索，仿佛人还有另一套思维的器官，来对‘上帝’进行思索，这就陷入了一个思维的恶性循环。即你知道你有后脑勺，你却看不见他/她！你只能用另外一个有后脑勺的思维去看他/她，去思维他/她，但这在哲学理论推演中是不成立的。就像你问——先有蛋和先有鸡？上帝有父母吗？——一样的不现实。其实，我们用来思考的器官只有一个，如果我们怀疑自己对人生和宇宙思考的能力，我们也同样有理由怀疑自己对思考（上帝）进行思考的能力。从这个理论上分析，我怀疑‘上帝’的存在性。可是安妮，妳不能否定世界的整洁性，规律性。仅就这一点，我就必须认定‘造物主’的存在，造物主即圣经文化的‘上帝’，我又绕回到上帝的面前了。”薇拉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而这时，我有灵感闪现，但我没有说出来，我听她继续说下去：
  “我们西方人看中国，中国人可以完全不用重视宗教也能活得好好的。我忘了在哪儿看到的，中华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至少不是有组织形式的宗教），而是‘百家’的道德伦理，特别是儒家的伦理。这种道德伦理产生出的是精神文明大于物质文明的文化，是文化，她（指中华文化）没有产生出宗教。中华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道德伦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不曾意识到，在道德伦理上，还有更高的精神价值呢？
  “比伦理道德更高的精神价值可以说是顶尖的形而上学的按照你们中国的哲学观就是‘空虚’，如大卫的儿子所罗门说的一样：‘我看见人在天日之下的一切作为，只见一切尽都空虚，犹如捕风！’（传道书 1:14）所罗门的想法与困惑，编写圣经的先知们全都知道，他们将爱人（道德伦理的高度），提升到一个新高度——爱神。爱神就超越了道德伦理的精神价值了，这就是我们称呼的宗教价值了。全部的基督徒，不管他/她是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包括我在内——都认为爱神是一种宗教价值，他/她高高在上（而事实上也是，欧洲的文明高出中华文明的确不少！），不可一世。但是，我告诉妳安妮，从斯宾诺莎的哲学理论里推论，他认为，神-上帝的含义就是宇宙，也就是说就是《道德经》的作者老子所说的‘道’，不是人的形象会思维、会说话的神。所以，严格地说，基督徒所说的爱神，也不是超越道德伦理的形而上学，他们所信的神是人道神位的，因此基督徒爱神可以比作为儿子爱父亲，而儿子爱父亲便是一个伦理价值。这样，基督宗教所讲的爱神是否超越了道德，便成了问题。基督徒只是近似超道德，而斯宾诺莎哲学中的‘爱神’才是真正超越了道德伦理价值的价值了。
  “‘人生’——除了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时——不满足于现实世界而追求超越现实世界，这是人类内心的一种渴望，这一点，我想中国人和俄罗斯人、欧洲人甚至全世界的各民族的人并无二致。但是中国人就不那么关切宗教，安妮妳说，是因为什么？”我一下子被她问住了，说：
  “妳等等别说，我想想。”为了保持镇定，延长思考时间，我走到窗前看着那棵被夜幕笼罩着身影的大树，我想象着那棵大树像是洋葱头教堂的尖顶的树冠，我想出来了：
  “妳说过：‘宗教的核心部分必然有哲学’，那我的回答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太关切哲学了：他们的宗教意识不浓，是因为他们的哲学意识太浓了。’他们在哲学里找到了超越现实世界的那个价值观和人生观这些存在，也在哲学里表达和欣赏了那个超越道德伦理的‘价值’：并在哲学生活中，他们体验了这些超越道德伦理的价值了。请看中国唐朝诗人王维写的诗：
 
 
                    《终南别业》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陶渊明《饮酒·其五》：
  结庐在⼈境，⽽⽆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远地⾃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
  这两首诗，是道家（哲学家）所追求的最高的精神境界。
  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加上妳说的中国的哲学还未达到思维模型最上一层，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伦理的‘价值’。《道德经》第四十八章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追求大真理的人必然会欲念一天比一天减少，私妄减少再减少，就达到了无为的境地。在这个哲学的思维阶段，中国古人怎么会有时间去思想宇宙的天文地理呢？就这一点，薇拉，我很遗憾——中国哲学没有走上更高一个层次，即神的思维模式。但是，中国哲学并不是不想进入神的层次思维人与自然，而是中国古人另有所想，而这‘另有所想’进化到现阶段，中国哲学的2.0版本已经露出曙光了，而圣经文化的哲学仍然是止步不前的1.0版本。”薇拉听到此，笑了：
  “看来，我是必须学中文了。”我看着她那好看的眼瞳说：“我很自信妳会学中文的，而且会学得非常好的。”
  我现在才知道，薇拉走到我跟前来了。我又拉着她的手，走回到书桌旁坐下。
  “薇拉，刚刚我跟妳简介中文的特性，提醒妳重视中文的难度。但是，薇拉，在我抱怨文言文时，我却发现了文言文与圣经最为核心的不同是，圣经以最简单的书面语言表述深奥的思想和感情的同时，从开始就讲战争、军队，如‘在以色列中，所有满了20岁，能上阵作战的，你和亚伦都要按照他们的组别来登记。’（民数记 1:3）说耶和华是‘战士’，也是‘万军的上帝’，‘天军的统帅’和‘在战场上大显神勇’。（出埃及记15:3；撒母耳记下5:10；诗篇24:8,10；以赛亚书42:13）一直到启示录，每每都会讲战争。而中国文言文里的内容，深奥、广博，却极少针对性地讲战争。不信，妳以后可以看看中国的古籍书。中华文化自古是爱好和平的，即使有国家有实力，也要修长城。””薇拉听到这，很感兴趣地点头赞同。
  看到薇拉点头，我就可以轻松地谈论下面的话题了。我说：
  “可以肯定，‘战争’这一概念在圣经中用最朴素的语言讲出了几千年屠杀民众的血腥。”
  “是的，战争，在世界各地每天都在发生，在欧洲，她已经受够了，共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这时，我突然想起了薇拉的重要观点，“十分之一奉献”，在创世记 14:20-24的小节中，我对薇拉说：
  “薇拉，圣经第一次有记载的战争与‘十分之一奉献’关联着，真是十分的巧合。”薇拉说：“跟妳一席谈，我想明白了不少圣经中不能连贯起来的一些事件。请妳再继续说下去。”我说：
  “圣经中关于战争的描述很多，有‘第一次’宁录跟耶和华的作对。接着，全能的上帝大日子的战争（又称哈米吉多顿） 圣经的启示录第19章描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场战争，是人前所未见的。我想，薇拉，这是上帝在天上与魔鬼撒旦为争夺人类而产生的战争。”薇拉说：
  “不是的，根据启示录第16章的上下文，‘哈米吉多顿’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而是‘全能上帝的大日子’的战争，因此，显然是一场全球的战争。‘哈米吉多顿’，是上帝对地上的统治者施行报应的日子。圣经说，‘普天下的列王’受到‘邪灵启示的主张’的鼓动，聚集起来跟耶和华对抗。（启示录16:14说：‘这些信息受邪灵启示，显出神迹，前往全天下的君王那里，召集他们在全能上帝的大日子投入战争。’圣经启示录的意思是魔鬼怂恿‘普天下的列王’聚集到哈米吉多顿山，‘在全能上帝的大日子投入战争。’”薇拉停了下来，摇着头说：
  “魔鬼撒旦，魔鬼。这个魔鬼搞得世界不得安宁啊。哎，安妮，妳说的孔子说过：‘知者动，仁者静。’我可不可以说，‘知者（圣经文化）阳，仁者（中华文化）阴？’”我笑着说：
  “我也正有此意，‘圣经文化’现在而言，所代表的是全方位的先进文明。他们为了更多地得到国家利益，不顾人民的死活，进行了两次世界大战。经过两次战争后——只有经过用科技改良的武器杀人的战争，他们的科技才能更加地发达起来，在世界的变化中是积极主动的，是阳性的。而中华文化相对来说是静止的，相对于‘圣经文化’说上帝创造的银河系有2000亿颗太阳，而中医说，人生活在天地（海）间，就得阴阳平衡。人就是天地（海），就是宇宙。一个是宏观的宇宙，一个是微观的宇宙，这形成了‘阴阳文化’，即中华文化和圣经文化，即一个是‘静文化’，一个是‘动文化’。‘静文化’代表着人道，代表大地和海洋；‘阳文化’代表着神道，代表太阳和太空。很明显，按照神道的物质观的思维，静文化是小于动文化的。实际果真如此？而人道的思维观是如何思维的？”说到这里，我心中有了一个清晰的、又不清晰的妇女理论纲要了，这是将圣经文化与中华文化‘大同’在一起的理论，是一个‘连环可解也’（《庄子·天下》惠施“历物十事”）的理论，是一个因‘战争’而起，又因妇女而融的模糊理论。”
  这个时候，薇拉在我模糊时，她则更加迷糊了，她问：
  “‘连环可解也’？我不明白。”说完，她抬高了右肩膀，把头向左边歪着，做了个嘴巴和眼睛不和谐的相互拉扯的小怪脸，那意思是，“连环可解也”也是哲学问题？
  我指着我们窗外远处的那棵大树阴影说：
  “‘连环可解也’中的‘连环’一词，是指某一阴阳相扣的结，是说连环除非被毁，是无法分解的。比如那棵大树，”我指着那棵树，它生活在土地上，茂密参天，人树相安无事。我们可以把大树当做一个环，一个生命的‘环’。如果这时一个砍伐工把整棵树砍伐（对树来说，是相当于‘战争’对其的毁灭，也是毁坏了这个‘环’）了，用树的原料为人类做了很多适于人类生活的器具。这相对来说，大树生命之‘环’又转换到人的生命之环上了。砍伐工在——用‘战争’——破坏生命，木工——用技术——复原‘生命’”。这是一个破坏了大树又不必破坏大树‘生命’的诡辩，即树的‘无知’生命转移到人的有知生命上去了，因此树‘环’是可解的。可是薇拉，哲学只有反思才能进步，我们为什么不能不砍伐整棵树去作木制的器具呢？即不需要战争就可以和平呢？”
  薇拉边听边点头，她说：“圣经里至始至终对战争残忍的渲染，给妳留下了阴影，我想，不会比圣经中妇女受到的迫害所留下的阴影更加大吧？”
  “自毛泽东时代起，战争与妇女是两种文化（圣经文化与中华文化）反映各自核心思维的中心内涵。人在战争中受到了直接的伤害：战争是科技力量的竞争，也是男人生理需求的发泄，那是男人的丛林游戏。而女性，还有女性繁衍的果实——儿童是在战争中最无辜的牺牲品。圣经文化在妇女与战争的选择中，压制了妇女：‘可是我希望你们知道，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上帝是基督的头。’（哥林多前书11:3）通过战争的传道，信仰上帝，最终目的是攫取全世界。当圣经文化在上帝精神的引导下，在全世界一骑绝尘时，中华文化仍然是宣扬无宗教的人道：‘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老子的《道德经》第52章 天下有始）老子在道德经里说，天下阴阳之间的‘道’：（一）是万物的开始，而这个‘道’，就是宇宙的母亲。这个观点，与圣经上帝（男性）是创世者截然不同。既然中华文化的母亲（道）开创了世界，那么儿子就该依从母亲的道，就一生不会懈怠了。《道德经》不仅仅是母亲道德先为天下，而且‘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老子《道德经》第68章 不争之德）’”
  我感到我说‘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这个话题说得太多了，就问薇拉：
  “我说的第二点‘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以后，又谈了涉及战争的话题太多了吧？”薇拉答道：“妳强调了、再强调了中国古代对于战争制约是，一，不争之德，二，做人低微。依从‘不争低微’的道德原则，绝不主动参与违反人民（母亲）意愿的战争。正如妳说的，圣经文化在总体不道德战争的基础上、在欧洲的土地上用科技的手段推动了人的劳动力和科学生产力的发展，欧洲圣经文化的人们为他们的物质文明，为他们的教堂，在欧洲、继而在世界各地‘砍伐’（战争）了一棵又一棵的‘大树’，残害‘大树’下最无辜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妇女、儿童和老人并没有直接参与战争，却受到了战争无情的蹂躏。圣经文化战争的胜利成果，毋庸置疑地成为财富或者是上帝的精神犒赏，转化圣经文化国家和其教会的巨大回馈。
   “似乎中国的古人已经有过了战争对人民、对社会所造成的惨痛教训，对战争已经是深恶痛绝了，才警告后人要主动地远离战争。这个有远见的哲学思维体系，使得中国的后人关注于形而上而偏颇于形而下的哲学思维了，加之中国经济自古因喜马拉雅山脉对中国内陆丰沃的土地造成的地理地貌因素，实行‘民以食为天’的战略，因而至1840年后，中华文化的核心，哲学和科学就大大地落后于圣经文化的哲学和科学了。”
  “这是中国科技水平落后于西方的文化原因，我认可。古中华文化内容，中国书写“四书五经”和《道德经》的文化人，他们思维的内涵是无神论的，他们厌恶战争，而其中最著名的春秋末期哲学家兼军事家墨翟（di），俗称墨子，是墨家学说的创立者。他的政治主张是‘非攻’。他曾经为宋国遭受楚国入侵的威胁而组织防御。《墨子·公输》篇记载，墨子亲往楚国，用自己的防御武器示范表演，阻止了楚国的武器发明家公输般发明的九种攻城器械的攻城手段，劝阻楚王不要出兵。最后，楚王说，如此说来，我们就放弃对宋国的进攻。在当时，墨家有一个严密的武士游侠的组织，足以进行军事行动。但墨子及其追随者则反对任何侵略战争，他们只为防御性战争作准备；其次，他的追随者都有受到墨子职业道德的理性化教化。还有与墨子同时期《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他也是不提倡主动战争的政治军事家。他说：‘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他讲战争是讲‘天时地利人和’的。所以，中国的统治者从修建‘长城’开始，从未对‘战争’这个词加以褒扬，这与他们对货币可以转变成资本的思维敏感度亚于圣经文化的思想者是一样的。圣经文化的战争思维是阳动多，相对于中华文化的战争思维是阴静多，二者的鲜明对比，在科学（科技）的发展上，在战争武器的制造上，欧洲远远地把中国甩到后面去了。”

贴主:沙河粉于2022_12_02 22:08:05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