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田几多郎是日本“京都学派”的创始人，其哲学自成体系，被称为“西田哲学”，它标志着日本现代哲学的肇始。这是一种以东方思想为基底并融合西方思想的哲学，确切地说，是西田将禅宗思想逻辑化的一种努力。西田是日本近现代哲学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国际上亦颇具影响，其作品的西方语言（尤其英语）译本甚多，而在与西田哲学具有亲缘（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说是根源）关系的中国，其作品的译介与研究反倒不多（只有《善的研究》为大家熟知）。两年前的暑假，我们无意间阅读到西田的作品，其思想让我们感到十分亲切，进而又倍感振奋。一年后的暑假，我们决定系统译介西田。
                             

                                 西田几多郎

西田是哲学家，并非专业的诗人。既然如此，那么第一部译作为何要从他的诗歌开始呢？这是因为我们考虑到，西田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了他的一生，尽管他也记了大量日记，不过通过诗歌则能以一种审美的、启悟的方式直达其内心世界。西田曾说，哲学并非源于对世界的惊异，而是源于深沉的人生之悲哀。西田一生命运多舛，妻儿的离世、生活的困顿、思想的苦闷等人生悲哀都记录在了这些诗歌中，它们可谓其哲学的最佳脚注。

本书书名中“无事于心，无心于事”这八个字，来自我们在网上偶然见到的一幅西田的亲笔书法，这是他抄录的一句禅语。这句禅语很好地体现了西田以“无”为核心的哲学精神，同时也道出了日本和歌与俳句的特点。日本传统诗歌受到了汉诗的极大影响，两者均长于抒情。《尚书·尧典》将诗与歌相提并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毛诗序》发挥了诗的“言志”特性，将诗定义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言志”即抒情，确切地说，是将情感节律化，因此诗与歌实为同宗。日语中的“歌”便有诗与歌两种含义，但特指日本传统诗歌，而日语中的“詩”则通常指汉诗与西方诗歌，以及日本现代诗。鉴于以上因素，本书题目中采用了“歌集”这一颇富日本韵味的词。中日传统诗歌的另一相似处缘于中日语言的特点：两者均无需形式上语法的完备，常省略主语与谓语，直接以名词铺陈意象。无主语，即无人，也便无“心”；无谓语，即无为，也便无“事”。尽管西田诗作中相当一部分是用来记事的，但读完后，却感觉无事发生，所有的事，都化作了春花、秋月、冬雪、夏雨等“物”。但这些物并非单纯的客体，而是带有情感的。物我交融，方能托物言志。故西田在“无事于心，无心于事”之后接着写道：“成物而思，成物而行。”

关于西田诗歌的创作背景，可参见铃木大拙为西田之女静子编写的《吾父西田几多郎歌集》所撰写的序言，我们已翻译出来列于译者序后。下文中，我们将简要介绍西田的生平、思想，以及本书的体例与翻译。

一、西田几多郎生平及思想

西田的一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经历，过的是典型的学者式书斋生活。尽管他的一生称不上波澜壮阔，但始终暗涌着人生之悲苦。西田于1870年5月19日出生于日本石川县河北郡宇气村，其家族本是当地的望族，但在他父亲那代已衰败。西田为家中长子，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本人育有八个孩子，两男六女，全家常处于贫病交加之中（这在其多首短歌中都有反映）。西田一辈子都在经历亲人的离世：1907年1月，次女幽子因支气管炎病逝；同

年6月，五女爱子未满月便夭折；1920年6月，其最疼爱的长子谦因腹膜炎病逝；1925年1月，因脑出血卧床多年的妻子寿美去世；1940年，他在一首短歌中写道，兄弟姐妹中只剩他与妹妹隅在世了；1941年4月，四女友子在卧病多年后去世；1945年2月，也就是他去世的四个月前，长女弥生因胆囊炎病逝。西田曾有过长期的禅修经历，尤其1897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其日记中频繁出现朝夕坐禅的记录。西田以禅宗的“平常心”来看待人生中的一切变故，因此并不对世界怀惊异之心，也自然不认为哲学源于此（苏格拉底曾这么认为）。然而，这“平常心”的底色是灰暗的，是深沉的人生之悲哀，西田认为这才是哲学的根源，哲学的初衷不是在内心中激荡起什么，而是在无可避免的生之哀中平复内心。

西田哲学以融通东西为特色，但本质上则属于东方哲学，正如他在《从动者到见者》一书序中所言：“毋庸讳言，在以形相为有，以形成为善的西洋文化的绚烂发展历程中，尚有许多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的东西。但在几千年来孕育着我等祖先的东洋文化的根底处，难道不也一直潜藏着对无形之形的观看、对无声之声的听闻吗？我们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在探求着这些东西，而我则尝试给这样的要求提供一个哲学上的根据。”这里的东洋文化不仅包括日本文化，更包括对日本文化有着深远影响，且历史悠久得多的中国文化。西田从小学习汉文，有很好的汉文功底（这从他留下的汉诗就能看出来）。除禅宗外，他对儒家与道家思想也颇为熟悉，13岁时受教于井口孟笃，学习《诗经》《左传》《尔雅》等儒家经典，高中时又对道家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除汉文外，西田还精通英文与德文，教授外语一度成为他谋生的手段，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为他研究西方哲学提供了方便。西田系统研习西方哲学是在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哲学科求学期间。因高中退学的缘故，他只能成为该校的选科生，地位低于正科生，这使他遭受了不少歧视，严重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不过这迫使他更加发奋学习，不但在哲学上，在外语上也有很大提高。

1894年7月大学毕业后，西田辗转多所中学以教外语谋生。这期间，他饱尝了人生的辛酸，经历了事业的困顿（多次失业导致生活贫困）、家庭的变故（妻子因与公公关系不和而被逐出家门，夫妻分居两年后才复合），以及亲人的离世（1898年丧父、1907年丧次女与五女）。这一系列打击使西田转向禅宗来求得安慰。1897年那次失业后，他便专注于禅修，长达14年之久。禅宗主张“不立文字”，因此禅修一度使西田放弃了学术研究。但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最终又踏上了哲学之途。1907年他写信告诉好友铃木大拙，说自己原本想毕生坐禅修行，但如今觉得学术研究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工作。西田为何从禅修转向了哲学，我们不得而知，但禅修给其思想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则是确定无疑的。西田之后的哲学工作，便是努力将他参禅时的体悟以一种理论化、逻辑化的方式说出来。当然，这套理论与逻辑是在对西方哲学进行比较与批判之中形成的。

1910年，西田终于迎来了事业的转机。在友人山本良吉与松本文三郎的引荐下，他调至京都帝国大学（现京都大学）任副教授。从此，他的事业一帆风顺，1913年荣升教授，1928年退休。西田经常在京都帝国大学附近的一条小道边散步边思考哲学，这条景色优美的小道由此成名，被命名为“哲学之道”。在京都帝国大学，西田的思想引起了极大关注，他的学生与同事中有一群人继承、发展，甚至批判了他的思想，由此形成了日本近现代哲学史中最具影响力的学派——“京都学派”。赴京都帝国大学的第二年（1911年），西田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也是奠定其学术地位的成名作——《善的研究》。该书出版时反响平平，但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被誉为日本第一部独创的哲学著作。

                                                                                              

                                 《善的研究》

 

《善的研究》是西田哲学之发端，但并非最成熟的作品，因此出版后批评声自然不断。西田本人也在1936年的新版序中坦言，其中的心理主义倾向不免遭人诟病。为摆脱这一倾向，西田开始对其思想进行逻辑化，于是便有了“场所逻辑”，它标志着“西田哲学”作为一个体系得以建立。尽管如此，《善的研究》的意义仍不可小觑，它为西田哲学的发展定下了基调。“纯粹经验”是该书提出的核心概念，之后标志着西田哲学成熟的重要概念，如“自觉”“场所”“绝对的无”等等，都是“纯粹经验”的扩展与深化。那么，怎样的经验才称得上“纯粹”呢？西田写道：“丝毫未掺入我们的思虑分辨的、真正经验的本原状态，才谓之纯粹。……当我们眼下正经验着自我意识状态之时，尚未有主客之分，知识与其对象完全是一个整体。此乃经验之最纯粹状态。……真正的纯粹经验不具有任何意义，它只是对事实原样的当下意识。”纯粹经验即“隐没主客的、知情意合一的意识状态”，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实在。主客合一是西田一以贯之的立场，却是与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传统针锋相对的。

为避免纯粹经验落入心理主义的窠臼，西田试图在逻辑上为其寻找理据。他认为，西方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逻辑乃主词逻辑，这种逻辑预设了主词作为对象或实体的存在，因此是一种“有”的逻辑，通过它是无法思维“我”的，因为“我”作为思维的主体，是无法对象化的。为摆脱这一困境，西田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一种谓词逻辑，即“场所逻辑”。“场所”是一个隐喻，它并非物理空间，而是指潜藏于判断之基底的直觉，西田称之为“自觉”。他指出：“当我们思考事物之时，必须存在类似于映照事物的场所。”也就是说，主词出场的基础，乃对其可投身的谓词的自觉。例如，“玫瑰是红色的”这一判断并非从主词“玫瑰”开始的，而是从对“玫瑰”可置于谓词“红色”的自觉开始的。这种自觉便是判断发生的“场所”，它不是对象，亦非实体，故不能被反省、被限定，而只能自我反省、自我限定。它犹如一面在“我”之中映照“我”的镜子，故其属性不能是“有”，而只能是“无”。西田区分了两种“无”：一种是与“有”对立的“无”，它仍免不了是一种类概念，因此是“相对的无”；然而“有”“无”之对立亦需发生的场所，因此另一种“无”乃包摄“有”“无”的“绝对的无”，它是彻底打破类概念的。“有”与“无”即西田所谓的“绝对矛盾”，而两者包摄于“绝对的无”，即西田所谓的“绝对矛盾之自我同一”。西田的“场所逻辑”最初是用来认识“我”的，但它一直在发展，尤其是后期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结合后，“场所”这一概念便扩展到了人生、社会、历史与文化等更为广阔的领域，这时的“场所”就等同于世界。世界中充满了“绝对矛盾”，但世界之本质并非对立与对抗，而是一切对立与对抗的“包摄”者，世界是“绝对矛盾之自我同一”的场所。这种世界观是极具现代意义的，尤其对于当今这个日趋多元，同时也更渴望和平的世界而言。

二、西田几多郎诗歌的翻译

我们在翻译西田的短歌与俳句时，曾考虑过多种形式。我们首先放弃了用文言来翻译，用文言翻译通常有两种做法：一是套用绝句、律诗等既有的汉诗形式；二是采用打油诗的形式，即不拘行数与押韵，但每行字数相等，读来朗朗上口。这类方法有一定可取性，它能带给读者似曾相识之感，且偶尔能译出不亚于汉诗的佳句。但缺点也很明显：正是这种似曾相识之感，遮蔽了原文固有的异域情调。用外语写成的外国诗歌不可能刚好套入汉诗的既定形式，这就免不了掐头去尾或画蛇添足了，达到“信”“达”实难矣。此外，改装成汉诗的外国诗歌，只是偶有佳句，总体上则无法达到汉诗的美感，因此也就谈不上“雅”了。这样一来，读者在感到似曾相识之后，也许会失望，索性转而去读中国古诗词了，那么译介的必要性又何在呢？鉴于此，我们决定采用现代汉语来翻译，在节奏需要处也使用一些文言词汇或句法，这样既能增加译文的古雅趣味，又能提示读者原诗是一种古老的文体。不过，我们也不打算采用太过自由的方式翻译，而是折中为之。短歌与俳句分别包含“五-七-五-七-七”与“五-七-五”的音节组，原文为不加标点的一行，有时候仅包含一个单独的语义，有时则由多个语义组构成。译文若采用一整行，将不得不使用标点，且读起来会像散文。因此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将短歌断为五行，将俳句断为三行，这样既能区分句意并产生节奏，又能区别两种不同的诗体。此外，考虑到原文是无标点的一行，因此译文只在文末按汉语习惯标以句号或感叹号，其余地方则不加标点，使断为五行或三行的译文读起来成为一句完整的话。至于每行的字数，译文则不求与原文的音节对等，以免落入形式的窠臼，而是根据原文内容与汉语的节奏，该长则长，该短则短，呈现自然的参差。

在整体翻译风格上，我们略偏向于直译。用词上，我们尽量保留了原文中极富特色的汉字词汇，如“南無三”“言の葉”“物哀”等直接译为了“南无三”“言之叶”“物哀”；有的则稍加改造，如“玉の春”“玉巻芭蕉”“炉開”等译为了“似玉的春天”“芭蕉玉卷之新叶”“开炉”。我们给这些词添加了注解，以便读者了解其背后的文化。在句法上，我们有时刻意保留了原文的语序与语法。如前所言，原文在语言上有两大特色：一是省略主语，二是省略谓语，直接以名词铺陈意象。幸好中文语法也有这样的特点，因此译文在不影响表情达意的前提下，亦不添加主语，也不坐实意象与上下文的关系，这样便能创造出更丰富的意境，并留给读者更多想象的空间。我们非常欣赏周作人翻译的石川啄木的短歌，读来有一种令人回味的生涩的美感，这种生涩感很大程度上缘于直译中保留的日语痕迹。在我们看来，读来似原作者的中文写作，并非理想译本的必备条件，译文在“求同”之外，也应在“存异”处保留一种必要的张力。

西田在《国语的自在性》一文中指出，语言具有民族性，它体现了一个民族特有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提到日语的民族性时，西田特意以俳句为例，他写道：“若要举一个例子，那么我认为，像俳句这样的东西确乎是外语所不能翻译的。俳句之美只有通过日语才能传达，往大了说，它显示了日本人特有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不但俳句，短歌亦如此，只是俳句更为凝练，故更具典型性，当然也更难翻译。语言的民族性体现在文学的两个方面：一是形式，二是内容，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在翻译中，得其一者已属不易，遑论两者兼得。不过，可译与不可译都是相对而言的，没有绝对的可译，也没有绝对的不可译。相比于其他文本，诗歌可谓是不可译的，因此美国诗人弗罗斯特（Robert Frost）认为，诗是翻译中丧失的东西。

日本的俳句、短歌与汉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形式上，俳句与短歌分别是绝句与乐府诗的日本化；在内容上，它们与汉诗一样都长于抒情，并且从汉诗中借用了很多意象；在表现手法上，因中日语言均无需形式上语法的完备，因此常省略主语以创造无我之境，或省略谓语，直接以名词铺陈意象。任何一位读者看见俳句与短歌中的大量汉字，都能意识到它们与汉诗的联系，也自然会认为它们具有较强的可译性。然而，从笔者的翻译经历来看，它们丝毫不比西方诗歌的翻译容易。翻译就其结果而言，乃沟通不同文化的桥梁，但就其过程而言，则是文化差异的放大镜。因此，尽管俳句、短歌与汉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们所体现的日本的民族性，则会在翻译中突显并放大。这样看来，翻译并非遮蔽了什么，反而显豁了某些最重要的东西。因此，弗罗斯特的说法未免过于武断。恰恰相反，诗可以说是翻译中获得的东西。不过，这里的翻译应理解为人类不懈的翻译努力，一个人的一次翻译，所得终究是甚微的。
                              
本文节选自《无事于心，无心于事：西田几多郎歌集》（西田几多郎著，杨晓波 芦晓博 译，文津出版社，2021年12月版）译者序，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