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都文化即福州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福州地处中国东南一隅，西北多山，东南濒海，其文化既与中华文化同根，又形成独具的特色。

一、闽都文化的渊源

闽都文化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它离不开中华大地，离不开闽都本身的地理和历史，也离不开周围的影响。它的渊源主要来自古闽文化、越文化、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

（一）古闽文化

福州城市发展的历史，是福建历史发展的缩影；而福州先秦时期的文化，则是闽族和古闽文化发展的代表。根据考古发掘的实物证明，闽族先民应是壳丘头、昙石山的主人。

1．壳丘头遗址。它位于平潭县平原乡南垄村，是福州乃至福建全省迄今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距今五千五百至六千五百年。1985年秋发掘面积八百多平方米，共清理贝壳坑二十一个，墓葬二座，以及一批石、骨、玉、贝、陶器，打制石器与磨光石器并存，磨制不精；陶器以夹砂陶为主，胎厚、质松易碎，制法原始。可看出壳丘头人背山面海而居，主要靠讨海为生，农作物以薯、芋为主，狩猎以鹿、野猪等中小动物为主；还有“树皮布打棒”，说明当时人们已经用树皮制作衣服。

2．昙石山文化遗址。它在闽侯县甘蔗镇恒心村，是中国东南地区最典型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代表闽族先民的氏族社会文化，距今四千至五千五百年。从1954年开始，经过八次考古发掘，至今共出土陶、石、骨、玉、牙、贝等六类三十三种、近千件文化遗物。其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其中以石锛为多，还有石镰、石镞、骨镞和陶网坠等；陶器以釜为主，其次是豆、罐、杯、碗、壶、簋等，说明当时已有原始的农耕生产，但狩猎捕捞仍是生产补充手段；他们也掌握了原始纺织技术，而几何印纹陶，则是中国南方先民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

昙石山文化，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江西吴城文化相比较，虽然有一定相似之处，但更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如横剖面为三角形的石锄在北方就不多见；石锛也与江西、广东的有明显不同。这说明它是一处具有典型地方色彩的文化遗址。

昙石山文化大多数分布在闽江下游，先民沿水而居。除昙石山外，尚有闽侯竹岐庄边山、白沙溪头和福清东张等处。它与先秦典籍、古代方志所记载的闽族或“七闽”活动的区域相当。这里地处亚热带，水边低湿，自古多蛇，远古先民们就以蛇作为图腾来崇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闽，东南越，蛇种。”就是这个意思。福州市郊过去蛇王庙很多。闽侯县洋里乡至今还有一座规模可观的蛇王庙。昙石山文化与壳丘头文化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最能反映这种关系的是生产工具和生活器具的发展变化，尤其是陶器的组合和形态表现最为突出。他们的生产工具都以小型石锛为主，器形极为相似，所差的只是前者多系打制或打制后稍经粗磨，制作不精；而后者则通体磨光，制作精细。利用海生牡蛎制作生产工具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两地的贝耜（或称贝铲），无论是器物形态还是制作技法，都如出一辙。他们都是“贝丘”文化。

3．黄土崙遗址。它位于闽侯县鸿尾乡石佛头村。1974年以来经过多次发掘，从十九座墓葬中，清理出土两百多件陶器，以灰色几何印纹陶为主，制作精美，造型奇特，具有强烈的仿铜作风。它们代表了闽江下游受中原商周青铜文化影响而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文化遗存，距今三千三百年左右。这时闽族所处的是铜石并用的时代，并已进入了干栏式建筑的时期。尽管黄土崙文化南起福建晋江，北至浙江南部，东达海滨，分布福建大部分地区，但它的中心乃是闽江下游，仍以福州为中心。它与昙石山文化遗址的上层遗存、东张遗址的中层遗存一脉相承。“闽”最早见于《周礼》的《夏官》、《秋官》。这就是说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闽作为一个方国与种族，已出现于中国东南方。“闽”的存在比“越”更早。只是闽中封闭，史书上缺乏更多的记载。

（二）越文化

《史记》和《汉书》上都记载：战国中期（前334）越王勾践六世孙无疆被楚威王打败，越国瓦解，越王族分散在江泽海边，各据一隅，有的称王，有的称君，其中有一支南奔入闽。他们带来了吴越文化，同原有土著闽族人结合，成为“闽越族”，也称“闽越人”。

《春秋集览》云：“越人居闽地，故并称闽越地。”朱维干《闽越的建国及北迁》中也说：“闽是福建的土著，越则是由会稽南来的客族。”越人入闽，打破了闽族几千年封闭的局面，以其先进的经济技术、政治组织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征服并改造了闽族和闽方国社会，造就出战国末年至西汉初期百余年闽越国崛起、鼎盛的局面，其历史意义十分重大。

其实，越人的迁移闽族地区不止一次，有史可稽的主要有三次。一、干越族（越族的一支）被吴灭亡，部分干越族人逃入较安定的七闽，干越人与闽族人相处在七闽之地。二、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在越国夫椒之地打败越王勾践的军队，并派重兵把勾践围困在会稽，勾践被迫“请为臣，妻为妾”；越国战败，国破家亡。为了逃避战乱，大批于越族（越族的另一支）人南逃到七闽；福州于山就因于越人聚居而得名。三、越王无疆之时，越国出兵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军，杀王无疆，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于楚”。这就是越人的第三次入闽。

越文化对闽都文化的影响很深。闽越王无诸在闽中发展势力，自立为王，在福州北郊新店修筑小土城，成为闽越族的首领，统治闽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去他的王位，封为君长。当陈胜、吴广起义时，无诸率闽越兵跟随反秦。闽越甲兵攻析、郦，战蓝田，入武关。秦亡后，楚汉战争爆发，无诸又率兵佐刘邦击败项羽，为汉王朝的建立作出贡献。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刘邦“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无诸与汉廷保持和睦关系，吸收中原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闽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无诸及其后裔统治九十二年，使闽越文化在福州地区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

（三）中原文化

如前所述，黄土崙遗址出土的大批器物，特别是几何印纹陶器，制作精美，造型奇特，“具有强烈的仿铜作风”，如陶鼓，就与湖北崇阳出土的商代铜鼓相似。还有仿铜的陶镜，其制作也相当精美，镜背边缘是用泥条堆饰而连续不断的卷云纹，镜纽用四个相同的泥条卷云纹堆饰，显得十分美观。其文化渊源可从青海“齐家文化”、安阳殷墟妇好墓，以及陕西宝鸡和凤翔等地出土的铜镜中探求。

《史记？楚世家》载，公元前9世纪末，楚熊霜去世后，因三弟争立，“叔堪亡，避难于濮”。《国语？郑语》也载：“叔熊逃难于濮而蛮。”贾公彦于注疏中指出：“叔熊避难于濮，随其俗为蛮人也，故曰蛮。”又云：“叔熊居濮如蛮，后子从分为七种，故谓七闽也”；“闽虽与蛮，七、八别数，其本是一，俱属南方也”。这里所说的闽、楚关系密切，应是事实，闽侯县庄边山出土的汉墓楚风可以证明。

庄边山汉墓位于闽侯县竹岐乡春风村西。从1959年起先后发掘九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向东，排列有序，大小略等，长2.3米，宽1.2米，随葬器物多为灰硬陶，还有石璧、环等。器物组合以鼎、豆、壶、盒为常见，也有瓮、匏壶、香熏、盆等，有浓厚的楚文化遗风。发掘资料表明：至迟在战国中期，楚人已来到福州定居。从发掘的九座墓葬的延续年代和特征看，包含了战国中、晚期甚或秦汉之际，有的墓主人就是楚贵族。由此可以证明，古代闽江口附近的白沙、侯官一带，就是福建地区人们活动的中心地之一；而楚人入闽，也是楚文化入闽，所以闽文化中已逐步有了中原文化的因素。

史书记载，自汉以后，闽都与中原人民有三次大融合。第一次是西晋末年，即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南渡，八姓入闽”。据史志记载有林、黄、陈、郑、詹、邱、何、胡八姓士族南迁入闽，其中相当部分安家在福州地区。第二次是唐末跟随王审知兄弟入闽，所谓“十八姓从王”，实际有三四十姓，新编《固始县志》载有三十四姓入闽；仅随王审知部将张睦入闽的就有二十四姓。第三次是北宋末年至南宋，随着全国政治中心的南移，中原人民纷纷南下。这三次中原人民的大规模入闽，不仅史书上有记载，而且许多姓氏的族谱中都可找到佐证。三次中原人民与闽都人民的大融合，大量传入中原文化，从而推动了福州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福州地区的开发起了重大作用。到了南宋，闽越人与汉族人已经完全同化了。

（四）海外文化

福州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福建省东部的闽江口，东临大海，自古以来被誉为“环山、沃野、派江、吻海”。《山海经》称：“闽在海中。”顾炎武也说：“海者，闽人之田也。”正因为这样，福州地区海外交通发达较早。

志载，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曾遣水军至闽江口造战舰，故长乐有“吴航”之称，这有待进一步考证。但连江县浦口乡山堂村发掘出土的战国时的独木舟，即是江河及近海所用之舟，可以作为实证。

越王无疆为楚所败后，其后裔有一支就是从海上进入闽中的。汉武帝为平定馀善的叛乱，水陆并进，水路从杭州湾发兵，由横海将军韩说率水军浮海从东冶登陆。东汉时，中国南方“旧交趾七郡（包括粤、桂、滇及越南等地）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当时，东冶港不仅与台湾、琉球已有往来，而且开辟了远至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等地的贸易航线。三国孙吴在东冶建立造船基地，置典船校尉，监督谪徒造船。同时，在连江、长乐等地设立船屯。唐代，福州和泉州成为国际贸易港。五代，王审知积极发展海外交通，派人去苏门答腊招徕海中番客，“尽去繁苛，纵其交易”，使福州、泉州两港的贸易超过了杭州和广州。

宋代，福州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已成为繁华的港口城市和全国造船业中心。明代，福州是全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郑和七次下西洋，屡次进入福州港候风补给，更促进了福州与海外的双向贸易。明成化十年（1474年）福建市舶司从泉州移驻福州后，福州成为中国朝廷与琉球往来的唯一港口。

鸦片战争后，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随之，福州形成大宗货物的集散地，曾列入全国“三大茶市”和“三大木材输出地”之一。清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奏准在福州马尾创办福建船政之后，福州更全面地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和人才的交流。

正是这样，闽人自古远涉重洋，旅居海外。早在汉代，就有先民移居菲律宾群岛。唐代，已有先民到东南亚和日本经商，其中少数人定居了下来。五代闽国时，去印尼、越南、印度经商、做工的人增多。南宋末年，不少人更因战乱迁徙海外。明代，沿郑和下西洋的航线去东南亚谋生的更多。明末清初，因“迁界”又有许多人避居越南、日本和东南亚。至鸦片战争前，福州旅居国外的华侨约有几万人。抗日战争前，福州旅外华侨已有二十多万人。至今，福州籍海外侨胞和华人达两百五十万人，分布东南亚、欧、美、澳、非等五十多个国家或地区；还有旅台乡亲六十万人。归侨、侨眷和港澳同胞眷属达两百五十多万人。

因此，可以说海洋文化对闽都文化的影响是普遍而深刻的。加上福州长期处于省会位置，既是全省人才的荟萃之地，又便于吸纳全省文化的精华。福州文化在闽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二、闽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闽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大约可分为六个时期。

（一）萌芽时期——远古至汉初

距今四千五百至六千五百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土著的闽族人即壳丘头和昙石山人形成氏族部落，学会制作和运用石、骨、玉、贝等器具和陶网坠，特别是夹灰陶，从事渔、猎活动，并开始了饲养畜类和简单的农业劳动，崇拜蛇，以此为图腾。到距今三千一百至三千六百年的青铜器时代，闽地出现大量几何印纹硬陶，有相当高的技术水平，无论造型和装饰都富有仿铜器的色彩。这是进入鼎盛时期的闽族文化。

战国时期，越王允常聘欧冶子在闽地炼剑，至今留下欧冶池及其传说。汉初，公元前202年，无诸在东冶建立闽越国，筑冶城，兴冶炼业，不仅有铁制的兵器，而且有铁制的农具和手工业工具；闽越人已过着“饭稻羹鱼”的生活，并会生产荃葛。这是闽都历史上文化发展的第一个转折时期。

（二）雏形时期——三国、晋、南朝

这个时期，中国历史上处于长期分裂割据状态，中原战乱频仍，闽中相对稳定。孙吴历经六十二年、五次用兵入闽，方取得对全闽的统治，使闽江下游的生产、商贸和海上交通得到发展，闽江上出现“宏舸连轴，巨舰接舻”的盛况。晋太康三年（282），晋安郡守严高修筑子城，凿东西湖，利于灌溉，闽都农业生产已摆脱火耕水耨状态。这里设立典船校尉，专司造船；还设有温麻屯等颇具规模的造船工场。

特别是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八姓入闽”，出现了闽都与中原人民的第一次大规模融合，进一步促进闽都社会文化的发展。福州地区开始种植水稻，培植水果，并能织出上乘的锦缎，陶器工艺进入全国先进行列，寿山石雕已有石猪等工艺品产生；宗教文化传入闽都，佛教的乾元寺、道教的城隍庙都已兴建。

这个时期，有几位名流任职晋安郡，除严高外，还有编撰第一部《闽中记》的陶夔、创立郡学堂的虞愿、著作《神灭论》的范缜以及著名诗人江淹，等等。

（三）成长时期——隋、唐、五代

唐中叶以后，福建观察使李椅、常衮重教兴学，使福州人才初露头角。福州地区的农业生产又有所发展，开始种植双季稻，出现冬耕，闽荔已成贡品，方山“露芽”，为全国名茶；侯官为全国盐铁的十监之一。全省六个盐县，福州占其四。

五代，实现闽都与中原人民的第二次大规模融合，这是福州历史上的又一个转折时期。王审知治闽二十九年，大力兴修水利，围海造田，促进农业生产；利用濒海优势，开辟甘棠港，发展对外贸易。同时，加强城市建设，先后修筑罗城、夹城，福州成为福建的中心城市。他还重用人才，大兴“四门学”，使闽都文风大振。陈衍《闽诗录？叙》中说：“文教之开兴，吾闽最晚，到唐始有诗人，唐末五代中原诗人时有流寓入闽者，诗教乃渐昌。”唐五代福州文化的发展，为宋代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唐文化对闽都语言的影响也很深远，至今福州话中还保存许多唐音。五代的宗教文化也格外兴盛。闽王崇奉佛教，福州寺庙大兴，“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而且，出了许多名僧，禅宗五宗的创始人几乎都与福州有关。王审知的儿子尤崇道教，陈靖姑的“三奶教”在五代闽国盛极一时。

（四）形成时期——两宋

进入北宋，南北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北宋末至南宋，随着全国政治中心的南移，实现闽都与中原人民第三次大规模的融合。从天宝陂到祥符陂，发展到闽县人李宏修筑成功木兰陂，水利工程建设的水平大大提高，还发明了龙骨水车，便利灌溉。当时，福州已普遍种植双季稻，成功引进占城稻，并向江浙各地推广；还引进棉花生产，也有了茉莉花茶加工，福州已成为全国有名的果园区，并会生产冰糖。城里设立官办的文绣局，丝织品质量列为特优；陶瓷生产达到新高度，已分黑、白、青瓷三种。印刷业十分发达，举世闻名的释、道三大藏——《崇宁大藏》、《毗卢大藏》、《万寿道藏》都在福州刊刻。造船技术达到全国一流水平，而且民间造船业兴起，宋绍兴十年朝廷下令在福州一次造舟千艘。

宋学的价值观启导着福州的文化进步。这时，福州成为文化名邦，文风昌盛，甲于东南。不仅张伯玉、蔡襄、程师孟、曾巩、李纲、陆游、赵汝愚、朱熹、梁克家、辛弃疾、文天祥等事业和文名留在福州，而且闽都涌现出理学名家“海滨四先生”，闽学主要传播者和奠基人黄幹，承先启后的豪放派词人张元幹，音乐理论家陈旸，画龙名家陈容，民族诗人、画家郑思肖，等等。宋代科举中福州出现许多奇迹：宋乾道二至八年三科，永福县人萧国樑、郑侨、黄定连中三状元；宋嘉定元年一榜三鼎甲全是福州人（状元侯官郑性之、榜眼福清孙德舆、探花侯官黄桂）；两宋间福州地区共举进士二千二百四十七人，居全国各省城第一。

（五）发展时期——元、明、清

元代统治者对汉族人民施行了残酷压迫，但福州的商业仍出现畸形的发展。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他的游记中描绘当时福州的情景：福州“有一条大江（即闽江）穿城而过。江面宽一点六公里，两岸簇立着庞大、漂亮的建筑物。在这些建筑物前面停泊着大批的船只，满载着商品，特别是糖。因为这里也制造大量食糖……这里各种物资供应充足，还有许多赏心悦目的园林。出产优质美味的瓜果”。第一座横跨闽江的石桥万寿桥和江南第一佛福清瑞岩弥勒石像，也都在这一时期建造的。著名诗人萨都剌在福州留下不少壮丽的诗篇。

明代福州，对外贸易进入鼎盛时期。郑和七次下西洋，都在这里候风补给，从而促进了福州与南洋的交往，也繁荣了福州的工商业，奠定了它在全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成化十年以后，福州更成为福建与琉球贸易最有活力的港口。福州的造船业跃居先进水平，高大如楼的“福船”成为海内外闻名的船型。

明初，由于实行屯田、垦荒、水利等恢复经济的措施，城乡经济复苏，海外又传入番薯、花生、烟草和玉米等新种，使福州农业生产更加多样化；特别是长乐人陈振龙引进番薯，不仅有利渡荒，而且提高粮食产量。

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并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福州的手工业作坊林立，纺织业发达；尤其弘治年间，民间织造工人林洪发明“改机”，提高产量、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使福州成为“丝城”。同时，矿冶业、造船业乃至果林业都出现雇佣关系，大大促进商品生产。

经济的繁荣，推动文化的发展，诗歌尤为发达。明初，以林鸿为首的“闽中十才子”活跃于诗坛。张经、陈第在戎马倥偬中也写下不少爱国诗篇。明中叶，郑善夫与中原名家旗鼓相当。傅汝舟、高瀔成就也较高。晚明，邓原岳、徐熥、徐火勃、谢肇淛重振闽中风雅。曹学佺则被认为是万历中期至崇祯年间全国诗坛的名家。同时，叶向高等人为传播经商文化作了努力。明末清初，福州闽剧、评话、伬艺异军突起，颇有后来居上之势。谢肇淛的诗句“布谷声声春雨后，荔枝十里凤凰岗”，既写了地理，也写了人文。

（六）成熟时期——近现代

清初，特别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之后，朝廷调整政策，出现“康乾盛世”，一百多年间社会相对宁靖。鸦片战争后，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给福州经济造成破坏；另一方面也为中西交往打开大门。尤其是洋务运动中，福建船政勃起，独树一帜，带动了福州机械工业、轻工业、交通运输业以及矿产业的发展；农村经济有损有荣，由于粮食生产发展迟缓，迫使农民大量扩种番薯，其他茶、蔗、柑橘、龙眼、荔枝等产量也都有提高。福州辟为通商口岸，也很大地促进了茶叶贸易的拓展，马尾港茶叶出口额最多时占全国茶叶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三至四十四；同时，木材的输出量大有增加。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又一度刺激福州民族工业的发展，不仅行业范围扩大，除轻工业外，还有几家矿业，而且开始兴办公用事业和交通事业。

经济的进步，带来了文明发达，也更加促进了中西文化和技术的交流。改革旧学，提倡新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度时兴；船政文化演绎着海文化，推动近代海军和近代科学的迅速发展。外国教会进入福州传教、办学，客观上促进了福州现代教育的进程。清末，福州已办起十六所教会中等学校，多数附设小学；同时，还有四所官私办大学、十二所各类官办学堂。民国时期，福州地区的教育事业有了更大的发展。清代后半叶，福州有一批在全国很有影响的文化人；20世纪20－30年代，福州的文学艺术活动日趋繁荣，闽剧、评话进入了兴盛时期。

百多年来，福州更涌现出为数众多的风云人物。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林则徐、沈葆桢、林启、王仁堪和林森，思想家严复，文学家陈衍、陈宝琛、郑振铎、冰心、庐隐、林徽因、邓拓，翻译家林纾、王寿昌、罗丰禄、陈季同，海军将领叶祖珪、萨镇冰、黄钟瑛，革命家林旭、方声洞、林觉民、林述庆、林白水、王荷波，侨领黄乃裳，天文气象学家高鲁、张钰哲、陈遵妫、王绶绾，化学家侯德榜，物理学家萨本栋，科普学家高士其，数学家陈景润，还有外籍院士陈家翘、林同棪等。何绵山曾把近代闽都文化概称为“侯官文化”。他说：“近代侯官文化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地处一隅，远离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弹丸之地侯官，在极短的时间里崛起一批杰出人物，……令人惊叹的是这些杰出人物门类齐全，有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外交家、思想家、翻译家，几乎囊括了各个领域，故有‘晚清风流出侯官’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