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玉：弗洛姆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启蒙价值（下）

2.3 消费主义

如果说弗洛姆对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他早年在欧洲的生活经验，那么他对消费主义（consumerism）不知疲倦地批评则主要是基于他后半生在美国的生活经验。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生活的重要特点是尽可能生产和尽可能消费。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现代人被那种买到更多、更好和更新的物品的可能性所迷惑。这种消费本质上是人为刺激起来的幻想的满足，是一种与真实自我相异化的虚幻活动，是借助于物质占有和感官满足来获得暂时的安全感。社会通过传媒和市场机制控制着大众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和内心世界，大众只是被动地接受和消费。“世界是我们欲求的对象，是一个大苹果、一个大瓶子、一个大乳房；我们是一些只知吸吮的乳儿，总是期待着、渴求着……”。Ward等人通过对来自澳大利亚不同地区的44户家庭的主要负责采购食物的成员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结果发现，为了推销而对食物提供多种信息会破坏人们对其原本的认识，并可能导致有害健康的消费行为。消费者不断被信息轰炸，以至于他们不知道自己“应该”吃什么，只好听从广告的推荐。这一研究结果与弗洛姆对消费社会的描述不谋而合。

当人要提高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水平，要有更多更好的食品、艺术作品和书籍时，这样的消费需要是合理的。但我们现在的消费欲望已经脱离了人的真正需要。本来，消费水平的提高是为了使人过上幸福的生活，但现在消费变成了目的本身。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迫使我们不断地去购买。与弗洛姆的思想一致，有学者指出，消费在当今变成了一种狂欢，而狂欢式消费令我们变得冲动。我们渴望立即满足，而不去关注这种行为潜在的负面后果。实证研究表明，非理性消费行为带来的后果之一便是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下降。这两项研究虽未直接以弗洛姆关于消费主义的理论观点作为理论基础，但其结果却恰恰反映了弗洛姆对消费主义负面后果的担忧还没有过时。

闲暇时间的娱乐也成为一种消费。这些娱乐活动并没有在内心引起什么真正的反响，没有对宇宙人生的创造性感悟，没有什么审美的喜悦或崇高感。一个带着相机四处游玩的“旅行者”，只是忙于拍照，除了通过照相机镜头得到的印象，他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看到。自动相机“操作简单到只需轻轻一按”，除此之外不用做什么，也不需要知道什么。照相机代替他观光，他由“愉快”旅行得到的收获除了照片，什么体验、灵感也没有。

弗洛姆将人的生存方式区分为重占有（to have）的生存方式和重存在（to be）的生存方式。前者关注的是占有对象（包括物、人、精神）。我不是我自己，而是我所占有的对象所体现出的我。重存在的生存方式则关注生命的存在本身，以人的潜能（爱和理性）的实现为生存的目的。每个人都有占有和存在两种倾向，但不同的人占主导地位的倾向不同。弗洛姆指出，占有与存在是两种基本的生存方式，是对于世界及自我所采取的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中，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据为己有的关系。重占有不重存在是消费社会的人的特征。在这个社会里，生活的中心就是对金钱、权力和荣誉的追求。表面上看，占有与消费似乎是矛盾的，占有意味着保存旧的，消费意味着替换新的。但在消费主义的时代，二者没有矛盾。因为消费时代的占有欲望具有喜新厌旧的特点。占有一样东西很快会令人厌烦，因为很快市场上又推出了新的型号或款式，占有的欲望就会被新的产品所吸引。弗洛姆特别分析了当时西方人对于汽车的这种消费主义态度，人们一两年换一台汽车是常见的现象。一个人之所以去买一辆新车，只因为旧车不新潮了。如果弗洛姆能活到今天，不知他对今天人们的消费行为会如何地痛心疾首！

要理解消费主义对人的影响，我们需要了解市场经济规律。物物交换本来是一种最古老的经济机制。但传统的地方市场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有本质的区别。传统的市场为人们提供了以交换商品为目的的机会。生产者和主顾们是互相熟悉的，生产者多少了解主顾的要求，所以能按照主顾的具体要求来生产。现代市场所反映的需要往往不是人的真正需求，而是人们不断变化的“口味”，而人们的“口味”更新周期越来越短。除了追求“新奇”，人的“口味”几乎无规律可循，而什么样的“新奇”能对得上人们的“口味”则无法预知。因此，现代市场上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是“品牌”而不是产品质量。

这种市场机制对城市中产阶级的性格形成发生着深刻的影响，进而影响社会各阶层人的性格形成。市场的价值观念，即强调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使人们对他人、尤其对自己也形成了类似的价值观念。作为性格特征的市场倾向（marketing orientation）的本质就是把人当作商品并以交换价值来衡量人的价值。一个人即使有真才实学，如果不善于推销自己，不能在市场上卖到好价钱，那他的真才实学就不能得到承认。一个人无论当教师还是当推销员，他都是那样一个人，他的“使用价值”不会一夜之间翻十倍。但他放弃当教师而去做推销员，他的“交换价值”即他的收入就可能在一夜之间翻十倍，尽管当推销员所发挥的才能可能比当教师时要少。 

如果一个人感到他自身的价值首先不是由他所具有的人之特质所构成，而是取决于瞬息万变的竞争市场，那他就不能确立自尊，因为他不断地需要他人的肯定。因而，人们被无情地驱使着去为成功而努力，任何挫折对其自尊都是一种严重的威胁。结果就产生了孤立无援之感、不安全感、自卑感。Saunders和Munro开发了Saunders Consumer Orientation Instrument（简称SCOI）用以测量弗洛姆所提出的市场倾向的性格，研究发现，SCOI水平越高的人，其物质主义水平就越高，同时也预示着更高水平的抑郁。也有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人的自尊与消费能力挂钩，自尊就变得商品化。Isaksen和Roper对英国约100名青少年开展了一项质性研究，揭示他们对于消费的态度和感受，尤其是对于时尚的消费。结果发现，在这些青少年群体中，自尊已经被商品化，未能跟上消费趋势的个体就会感受到更高水平的社会排斥、来自同伴的负面评价和更低水平的自尊。该研究虽未直接提及弗洛姆的理论对其影响，但其研究结果恰恰能够证明消费主义对于青少年的消极影响，与弗洛姆关于市场性格的理论相一致。

今天，我们需要更迫切地重视弗洛姆的观点，因为在弗洛姆的时代，消费主义只是被视为个人与社会的问题，它在当今则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问题，因为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消费主义所主导的生活方式被推销到世界各地，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思潮在当今世界产生的影响无处不在，过度的“占有”倾向正在威胁地球和人类的生存。Carrasco和Bilal通过弗洛姆对“have”和“being”概念的区分来理解当前研究者们为何热衷于研究社会资本而非社会凝聚，试图剖析这种倾向对公共健康的影响。他们认为社会资本与“have”有关，而社会凝聚与“being”有关，对社会资本的强调导致与社会凝聚对立的倾向，进而可能会伴随着公共健康水平的下降。在中国，伴随着改革开放与全球化进程，消费主义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消费主义刺激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拉动了消费，扩大了市场，客观上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但是，消费主义的消极影响更值得警惕，有学者认为，消费主义在中国具有三种危害，分别是：（1）作为服务于资本逻辑的附属性意识，导致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的流行，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2）形成大量浪费的消费模式，给生态环境造成沉重负担；（3）过度崇尚消费自由，构建一个消费自由的乌托邦，成为所谓“阶级平等”的保护色。从现实来看，一些年轻人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扭曲的价值观，错误地将消费能力等同于个人价值，在无休止的消费中寻求价值的实现。令人感到忧虑的是，科技的进步和移动新媒体的发展为消费主义信息的即时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商家通过无形的网络监控为不同消费群体量身定制的商品营销广告铺天盖地而来，很多年轻人抵抗不住诱惑被怂恿去购买商品，用无止境的消费来满足自尊的需要、身份的认同，最终背负上沉重的债务。

3 弗洛姆的社会改革方案

弗洛姆认为，从古典时代、中世纪一直到19世纪的文学作品以及哲学、神学著作，都力求说明理想的人和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20世纪这类描述明显减少了，而把重点放在对人和社会的批判分析上。尽管这种批判分析是必要的，而且它本身蕴含着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判断，但由于没有正面勾画出什么是理想的人和社会，就动摇了人对自己和未来的信念。因此，弗洛姆在对现代社会和人进行批判的同时，总是明确指出应该是什么样的标准。

弗洛姆在对现代人的性格进行批判分析的同时，还提出了成熟、健康的性格倾向，叫做生产性倾向(productive orientation)。生产性是一种基本的人生态度，是人在一切领域中对客体的反应方式，包括对他人、对自己、对事物的心理反应方式，它关心人的理性和爱的潜能的实现。那些不成熟、不健康的性格倾向都是非生产性的（nonproductive）。生产性是个体化的积极方面，是前行的力量和过程；非生产性是个体化的消极面，是退行的力量和过程。威权主义、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都属于非生产性倾向。

人虽然能适应不同的社会环境，但不健全的社会造成了人的心理疾病，这本身就是人性对病态社会的一种反抗。一方面社会结构塑造了人，另一方面人性中又有一种力量反过来改造社会环境。因此，面对社会，个人的两大使命是适应和改造，这也是心理健康的两大基本内涵。只讲适应不讲改造和只讲改造不讲适应，都是片面的。一般认为能适应现实社会的人就是健康的人。按照这个逻辑，那些成功适应现实社会的人是健康的，但在弗洛姆看来，“在异化世界的范畴中被看作是健康的人，从人本主义的观点看来，可能是病入膏肓的人”。而那些被异化社会视为病态的人反而是健康的。弗洛姆的最后谈话就是以《病人是最健康的人》为题发表的。当然，弗洛姆这里是从社会批判的角度而言的，而不是从心理病理学的角度而言的。“病人最健康”是一种极端愤世嫉俗的论断。较为完整的心理健康的概念是，在一定适应的基础上谋求成长和发展，并增进自我与他人的生产性潜能的充分实现。

弗洛姆继承了人本主义传统——他认为这种传统正是人性中不断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提出了一套改革社会从而促进人的心理健康的理论。弗洛姆理想中的健全社会是“人本主义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humanistic democratic socialism)”。这个社会是在资本主义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为克服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的弊端而建立的。弗洛姆认为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不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而是对资本主义的倒退。因为苏联和东欧社会体制的现实是, 庞大的官僚机构掌控着国家的经济体系, 相应的官僚集团获取着最大的经济收益, 在这个体制中个人只能绝对服从。以瑞典为代表的“全面福利官僚主义”也不符合弗洛姆的标准。他说：“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本主义社会，一个以全面发展人的个性为宗旨的社会主义社会”。简言之，健全社会的标准就是自由而又安全，充分个体化而又社群团结，也就是克服了人的存在悖论的社会。

为了实现这样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进行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心理各个领域的变革。只有当经济和政治体制、精神和哲学方向、社会结构和文化活动同时发生变革，社会才能达到健全和心理健康。只注重一个领域的变化而排除或忽略其他领域的变化，对整个变化而言是有害的。

弗洛姆主张在经济上，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国家干预的计划经济。他认为，苏联建立了这种经济制度，但没有改变人被异化被奴役的处境，甚至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糟。新的经济制度的关键是解决好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与个人的主动合作之间的矛盾，使劳动真正成为吸引人的和有意义的活动，使劳动者从被资本和官僚机器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弗洛姆一方面主张建立国家干预的计划经济，另一方面主张“把国家的集权活动降低到最小限度”。这正是弗洛姆社会改革论的自相矛盾之处。不能实现劳动者成为经济活动的“积极和负责的参与者”正是计划经济的固有弊端。历史和现实的教训表明，计划经济并不能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缺陷。市场经济的缺陷只能通过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前提下结合社会变革来加以弥补。彻底否定市场经济，只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弗洛姆有关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改革设想缺乏总体上的现实指导意义。对于一个不懂经济学又抱有从总体上改造社会之理想的社会科学家而言，这种局限是必然的。

但我们还要看到他的一些具体设想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在分配制度上，要保证每个人的收入水平都达到能够维持人的尊严生活的起码程度，即不再用饥饿去迫使人们接受他们根本不愿意接受的劳动条件。人要生存下去，必须拥有、保留、维护和使用某些物品，比如说身体、食品、住房、衣服和工具，这些都是为保证生活所必需的。但要避免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所造成的浪费，要通过渐进的启蒙教育来鼓励健康的消费。收入平等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值得追求的，但可以做到不用饥饿的经济威胁去迫使人们接受根本不愿意接受的劳动条件或违心地屈从于一个权威。要消除这样一种依附关系：不听话，就敲你的饭碗。同时，那些有天赋、想建立一种崭新生活方式的人也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愿望，只要他愿意过一种简朴的生活。只有消除了劳动中和社会关系中的经济上的强制力量，个人才能得到自由发展。

在政治上，弗洛姆主张不能把民主仅仅理解为几年一次的普选投票，而应把民主原则切实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作为这个原则的基础是保证所有人特别是工人和农民都能积极参与整个生产和管理过程。现代民主社会的选举不能保证公民真正参与决策。他只是在若干争夺选票的候选人之间，简单地表达他的偏爱。选举人除了表示同意或不同意之外，不能再做什么。民主制度有必要在现有普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弗洛姆进一步提出“参与民主制”的设想，认为真正的民主意味着所有成员都能全面了解情况、自己做出判断、积极参与决策。这在大众投票的气氛中是不可能实现的。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弗洛姆认为还是可以做到的，例如可以建立成千上万的面对面群体，每一群体500人左右。在这种群体中，重大的问题可以得到彻底的讨论，成员之间能够相互接触和了解，那些非理性的蛊惑人心的因素很难左右人们的思想。每个成员都必须掌握一切重要的信息，对专门问题进行充分讨论之后，再投票表决。只有用人本主义的管理来取代官僚主义的管理，人们才能积极负责地参与决策。弗洛姆的这种设想到了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已经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了。

在文化上，要建立一种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基础的人本主义伦理学，把自古以来的人本主义理想变成社会生活的具体准则，并使这些准则成为人的信仰，即在人本主义伦理学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人本主义宗教，这种宗教不是偶像崇拜，而是这样一种生活态度：“把人的一生献给生活的最高原则的实现——这种最高原则就是爱和理性，其目的是把人造就成应该而且可能成为的那种人，一个同上帝相类似的人。”这里的“上帝”象征着充分实现了人的潜能的全面发展的人。

传统的威权主义伦理学以服从为最大的善，不服从为最大的恶，视反抗为不可宽恕的罪行。人本主义伦理学则主张“为了识别何为善何为恶，就必须懂得人性。”因为这种伦理学相信道德规范应该以人性为依据。这样，判别善恶的标准就在于是否促进了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人的全面发展，是否促进了人的潜能的实现。

传统的威权主义宗教把神视为无所不能和至高无上，人则被视为无能为力和微不足道，人面对神只能服从、敬畏和崇拜。人本主义宗教则强调的是人自身的力量，将人视为生活的最高价值。人本主义宗教的体验，是个人与全体浑然一体的感受，这种体验建立在个人与世界的密切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在理性与爱的基础上。当然，弗洛姆并非要创立一种新宗教并将自己视为教主，他只是将人类文明传统的各种宗教加以人本主义的诠释并将其发扬光大。

4 弗洛姆启蒙思想的当代意义

威权主义、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基于理论逻辑的，不如说是基于实际生活的。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主要见于二战前欧洲特别是德国，消费主义主要见于战后的美国及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三者对于具有强烈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传统又处于快速现代化并融于全球化过程的中国都具有现实意义，并且有助于我们自己理性地回应当今世界对中国崛起的警觉。从理论逻辑上的确难以揭示三者之间的关系，但从心理机制上则可以更深入地揭示三者之间的关系：其实都是以消极的、逃避的即退行的方式、不健康的方式去应对不安全感的现实处境。威权主义借助于权力的力量，民族主义借助于国家（群体）的力量，消费主义借助于物质占有和感官满足，都是通过依靠外力来获得暂时的安全感。但由于都不是通过内在理性和爱的能力的成长，所以在弗洛姆看来也就都不是健康持久的获得安全感的途径。这些方式只是为了克服不安全感，而真正健康的方式应该是得到安全感，也就是致力于理性和爱的潜能实现的个体化的方向。这是一条前行的不归路，而不是朝向父权制等级社会、朝向母亲及其象征物、朝向物质占有和感官满足的方向退行。这里的健康与不健康，积极与消极，前行与退行，都应该被置于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理论框架下加以理解，即健康的发展是理性和爱的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而成长，不健康的发展是理性和爱的能力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成长，反而固着在或退行到口唇期、肛门期或性器期。极端的退行不仅是退行到童年，而且要退行到母亲的子宫（当然是心理上的、象征性的）以克服不安全感。弗洛姆发展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发展理论和病理学思想，将其运用于揭示社会现象的心理病理机制，将父权制等级关系、母亲及其象征物、财富占有与消费视为朝向过去的、退行方向的目标。

弗洛姆去世40年了，21世纪的今天，人的自由没有增加，不安全感也没有减少，威权主义阴魂不散，民族主义狂飙突进，消费主义愈演愈烈。我们读他的著作，完全没有隔世之感。对此，我们应该感到悲哀，还是应该感到鼓舞？我们应该感到悲哀，因为弗洛姆所热爱的人类社会并没有因为他深切的批判而明显变好；我们也应该感到鼓舞，因为弗洛姆的著作远没有过时。当然，世界历史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弗洛姆深深忧虑的冷战结束了，核威胁大大减少了，但新的国际冲突没有停歇过，新冷战正在形成过程中。“过去四个世纪的历史表明，尽管面临压制、备受曲解，启蒙运动的火焰一旦被点燃就不可能再熄灭。启蒙运动至今仍然是人们挑战权威、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是全世界革命者的灵感之源，是做出改变的有效方法，是变革的价值准绳”。弗洛姆基于启蒙价值即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原则，结合他对社会和人性的专业研究所提出的变革思想，对于21世纪人类的进步事业仍然具有启发性。“弗洛姆对我们共同人性的价值观深信不疑，这是我们向21世纪传递的重要信息。虽然我们可能不完全同意弗洛姆的所有观点，但它们……为加深我们对人类处境的了解提供了一种途径，并指明了一些建设性前进的路径”。

弗洛姆的思想在21世纪仍然充满生机与活力，不仅在社会大众的生活中持续发挥着影响力，而且在民粹主义兴起、全球化倒退、物质主义盛行的当下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多方关注。社会学学者McLaughlin指出，在危机四伏的当今世界，作为弗洛姆思想特色的社会心理视角（psychosocial perspective），即整合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理论视角，尤其对当今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具有启发意义。在心理学界内部，弗洛姆无疑一直是精神分析传统的经典理论家，近年来其思想还启迪或催生了一系列实证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包括前文提及的研究在内，这方面多数的实证研究并非直接照搬弗洛姆的理论，对其进行检验，研究者更多是在特定研究主题下引用弗洛姆的观点作为提出假设的理论背景或依据之一更为直接地检验并扩展了弗洛姆的理论观点，有些成果还发表在了诸如《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这样的顶尖期刊上。这些研究更多地涉及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病理学的具体主题，而不在本文论及的范围。至于弗洛姆的人格理论则仍然在当今的教科书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人格理论正是弗洛姆对启蒙思想的科学贡献。通过国际弗洛姆学会（International Erich Fromm Society）官网，以及网站Erich Fromm online，我们可以了解有关弗洛姆的著作和丰富的研究文献、当代的研究者及其活动以及弗洛姆广泛的世界影响。国际弗洛姆学会自1985年成立至今一直致力于在社会科学、精神分析、哲学和宗教等领域推进对弗洛姆思想的学术研究，官方出版物是年鉴Fromm Forum，有英语和德语两种版本，1990年至今已经出版了31期，主要刊发研究弗洛姆学术思想的文章。自1987年起，该学会组织来自哲学、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者们相继出版了研究弗洛姆在教育、宗教与伦理、社会、精神分析方面学术思想的专著13本。此外，该学会不定期召开国际弗洛姆研究会议（International Erich Fromm Research Conference）、国际弗洛姆研讨会（International Erich Fromm Seminar for Doctoral Students and Postdocs）。自1995年起，该学会每年颁发the Erich Fromm Prize，用以表彰那些在学术研究或社会活动领域维护或复兴弗洛姆传统中的人文思想上取得卓越成就的人，曾获奖者中既有著作等身的学者，如著名哲学家Noam Chomsky，也有致力于社会进步的政治活动家，如法国前内政部长Gerhart Baum。该学会还在德国图宾根市建立了弗洛姆研究所（Erich Fromm Institute Tuebingen），用以存放和管理弗洛姆文献遗产以及学会的出版物。2016年12月13日，柏林国际精神分析大学（IPU）的弗洛姆研究中心（Erich Fromm Study Center）成立。该研究中心旨在进一步促进对弗洛姆社会心理思想和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并通过国际弗洛姆研究会（International Erich Fromm Seminar）促进弗洛姆社会心理思想研究的国际交流。本文前述相关研究和这些学术活动的开展都是弗洛姆的思想所具有的魅力和强大的生命力的表现。

弗洛姆从其成名作《逃避自由》开始，在长达4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的价值标准和学术使命始终清晰而坚定。他是一位典型的启蒙学者。依据康德的经典定义，启蒙是人类脱离自己招致的未成年蒙昧状态。因为人处于未成年状态简直是太安逸了！启蒙则意味着要敢于认识，敢于去发现，毫无拘束地行使批判的权利，并甘于自主自立的寂寞，进而将自己当作一个成人，一个能够承担责任的人。这就意味着，只要人还有提升的空间，只要哲学家所说的“人的可完善性”仍然存在，启蒙运动就仍将在人类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人类不断进步的先决条件。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人类，一方面自我的成长永无止境，另一方面也要永无止境地去克服人性中倒退的力量。人一方面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充分个体化的人，另一方面又有意无意地要退回到童年甚至婴儿。只要这种矛盾存在着，启蒙的任务就没有完成，弗洛姆的理论也就会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感染力继续给人们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