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明：什么是存在？——再论《兰亭序》的经典化（上）
摘 要：本文通过对书法名帖《兰亭序》经典化历程的分析，探讨“存在”一词的使用方式及其所运用的意义，从一种独特的艺术史现象中提取出一个有广泛意义的哲学论题。作者从“存在”的常规用法中区分出三种具体的存在类型（物理、意识与信息），并以之为概念框架，分诞生、隐没、重现、经典和遗产诸环节，描述《兰亭序》经典化过程所经历的存在变化，努力刻画事物的各种存在特征，较普遍者如物品与事件，存在与存在感，事件、运动与传统，存在与身份，以及次一级的如文与字、笔迹与人格、原作与衍生品等等。论文致力于呈现《兰亭序》存在状态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并揭示考察具体存在（动词）对理解抽象存在（名词）的重要性，从而打开面对形而上学的另一扇思想窗口。

哲学没有固定的研究对象，除非哲学史。一切存在的事物甚至不存在者（“无”），均可成为哲学的题材。构成哲学的要义在于它的思考或论述方式，而问题的选择对其探讨的品质有重要的影响。当然，有意义的问题本身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经典世界中的〈兰亭序〉》中，笔者曾经提出：这件存世时间不长的书法作品，为何能成为垂范千载的经典？同时从临摹的精神意义入手予以分析。（见陈少明，2021年）近日作者重读旧文，又觉意犹未尽。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存世”的理解。因此，换一个提问：什么是存在？也许能够让我们提升对原初问题的认识。

在把“存在”当作问题之前，我们当先澄清这个词的常规用法。日常语言中，它是个动词，可以表示三种不同的状态。例如，（1）历史上存在兰亭会；（2）兰亭会的信息，曾存在亲历或得知集会者的头脑中；（3）存在文章《兰亭序》，还有关于兰亭会的故事。这些不同句子中的“存在”所指涉的现象，区别很大：（1）指物理上的存在，事件中的人与物，都占据三度空间，且时间上有一定的持续。同时，特定的物不能同时出现在不同的位置上。物体（人体）及其运动，都是物理意义的存在。（2）指意识中的存在，即呈现在意识活动的内容中。参与或不参与兰亭会者，都可能有相关的想象或思考，这是非物理意义的存在。两者之外，还有另一种存在，即（3）所示，是知识或信息的存在。它产生于意识，但可以脱离意识，用文字或其他符号，储存在图书或互联网上；它需要物理载体（包括视觉或听觉符号），但不能归结为物体。物体不能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相同知识或信息却可以不同形式出现在不同的载体上，它可分享而不会减损。同时，这种信息不一定以经验事实为前提，即可以虚构，有关兰亭集或《兰亭序》的记述或传说，都可以独立存在。文化的实质，就是知识或信息的存在。虽然也有物质文化的说法，但能“文化”物质的“文”，即是文字为代表的思想创造物——知识。未经知识浸染过的物质，则只是自然现象。


为什么差别如此之大的现象，都被称之为“存在”？这不是比喻，也非语言的误用。存在难以定义，只能描述，或者从“不存在”的反面来理解。而对于任何存在状态而言，不存在的意义都一样，即无对象可指认。同时，这三种不同状态的存在，是相互联系甚至可以相互转化的。物理存在通过意识来确定，同时，借助知识或信息的途径，个别或少数人的意识活动，才可能传递，变成可广泛传播或交流的思想。反之，存在（2）与存在（3）的互动，则扩展人类利用甚至创造存在（1）的能力。上文提到的“存世”之“世”，原意是世代之世，即以人的生命节奏作度量的时间单位，它意味着“世”不是自然而是人类社会。因此，作品是否“存世”不能采取孤立的物理观点，不能以字帖的产生与消失为衡量的标准。同时，具体的存在现象，是理解抽象的存在意义的基础。也即动词的存在是作为名词存在的前提。下面的分析将表明，借这枚“存在三态”的三棱镜，透视《兰亭序》及其经典化的历史，不仅可以刷新人们对其存世现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理解，甚至可能打开窥视“什么是存在”这一形而上学风景的一个窗口。我们的行文，将循这个字帖经典化的线索，分诞生、隐没、重现、经典、遗产诸环节展开。

一、诞生

从“存在三态”的观点看，《兰亭序》及其相关的背景，是不可分离的复合现象。书法作品《兰亭序》是文学作品《兰亭序》的伴生物，而作品本身则是事件兰亭集的组成要素，三者在开始时是共生现象。所谓诞生，就是无中生有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人的创造行为。据文献所载，一群东晋时代的名士，现身在一个游乐活动中，地点则是“会稽山阴之兰亭”一地。活动的内容是赛诗，同时，赛诗为题的活动不是兴至而来、兴尽而逝的聚饮过程，而是留下结果的行为，这就是所吟咏之诗，以及更重要的，为说明诗之由来之《兰亭序》。也就是说，由王羲之撰写的，这件日后成为书法经典的作品由此诞生。

事件创造了作品。但它究竟是哪一种存在状态的作品，则需要分析。这件稀世杰作，历史上经历被隐藏、诈取、炫耀以至埋葬的遭遇，本身自然是一件物品，即物理意义上的存在物。然而，作品不是物品。而且，即便是作品，也有类型的不同，这就是《兰亭序》中“文”与“字”的区别。《兰亭序》首先是文，那篇介绍吟诗缘起，提炼畅叙幽情，感怀人生主题的锦绣文章。作者深信，“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斯文”之文既指现场贡献的诗，也可以包括这篇序文。但请注意，文虽然用笔墨附着在竹帛或纸张上，但它不等于文字的载体，不是物。因为文也可以吟诵，在口耳相传中存在。赛诗的方式当然就是公开的吟诵。王羲之作序，主要动机是撰文而非留字。“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世说新语·企羡第十六》）当然，这不否认书法家本人也看重其书法价值，故“右军亦自珍爱宝重，此书留付子孙传掌”（张彦远辑录，第84页）。这一举动，恰好为历史留下伏笔。后人把焦点从文转移到字的情势，暗合作者衍生的心意。

文与字的关系，是个微妙的问题。如果不是考虑文也可能通过声音来表达，那文与字的关系几乎是不可分离的。但在汉字中，字有两种意义。一种是语言意义，它是指示语义的标识，只要笔画结构相同，用什么字体，带什么颜色都不影响它的功能。阅读的焦点是指向字句组成的语义，而不是注视字的形状。另一种则是书法意义，它是由独特的书写方式所呈现的审美形象（字迹）。不同于文字的语言意义也可以转换成声音朗读来传递，书法鉴赏只能通过视觉来完成。由于图像必须依靠物质材料来呈现，因此，书法作品与其物质载体（竹帛、金石或纸张）不可分离，至少在现代光影技术发明之前如此。书法作品成为一般艺术品一样的物品，即不脱离物理存在。不同于文章可以变形储存或传递，书法只能以作品原件收藏或展示。这便导致兰亭文与兰亭帖的传播或命运可以分离。

因发现定武本《兰亭序》而闻名的北宋书法家薛绍彭曾作诗云：“东晋风流胜事多，一时人物尽消磨，不因醉本《兰亭》在，后世谁知旧永和？”（见桑世昌，第82页）这一说法需要辨析，以免文、字混淆。在兰亭帖或其仿作未流落于市井之前，兰亭文已经王家或其他雅集参与者传扬于世。这场“风流胜事”的信息，首先是靠“斯文”之文，而非“醉本《兰亭》”上的墨迹而进入历史的。只是对后世而言，《兰亭序》的影响才是字压倒文。整个兰亭集是事件（“流觞曲水”“一觞一咏”）与作品（兰亭诗、文与书）的复合，其直接结果是文的形成，而字的存留则是伴生现象。然而，它无意间为中国书法史乃至艺术史留下一颗潜力无限的种子，成为后世参天大树的根源所在。但它还不是经典，至多是天才的作品。经典属于超越具体作品的更伟大的传统。

从“存在三态”的框架看，“兰亭集”既具物理的存在，也有意识的存在，当然还有信息的存在。如果从可观察的角度谈问题，则不仅作品复杂，文与字的关系微妙，而且事态更不简单。通常从行为动机形成开始，中经计划、实施过程，到结果出现，便是事的完整过程。就此而言，《兰亭序》的完成，便标志着兰亭集作为事件的结束。然而，事的存在与物的存在不同。物有界限，有持存不变的同一性的要求；事则变动不居，没有边界，一出现就成过去。故物存在于具体的时空中，事则只存在于记忆或记录中。另一方面，物以个体为单位，事则可以多人物参与，以至于可以换角色、跨世代延续。兰亭集是事，兰亭帖是物，作品与事件衡量的尺度不一样。作为作品不管文还是字，在王羲之掷笔之时便告完成。作为事件则正是事态的萌芽状态，更跌宕起伏或诡异神奇的情节正等待在未来的舞台上上演。

二、隐没

故事接下来有些扑朔迷离。原来，《兰亭序》并非一落地就光芒四射，泽被书林，而是一次历史的“快闪”。从永和九年（353年）兰亭集会之后，至少至武德四年（621年），原作下落不明。关于其流落的情形，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何延之的《兰亭记》：

右军亦自珍爱宝重，此书留付子孙传掌，至七代孙智勇，永即右军第五子徽之之后。……俗号永禅师。禅师克嗣良裘，精勤此艺，常居永欣寺阁上临书，所退笔头，置之于大竹簏，簏受一石余，而五簏皆满。……禅师年近百岁乃终，其遗书并付弟子辩才。辩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玄孙。辩才博学工文，琴棋书画，皆得其妙。每临禅师之书，逼真乱本。辩才尝于所寝方丈梁上，凿其暗槛，以贮《兰亭》，保惜贵重，甚于禅师在日。（见张彦远辑录，第84-85页）

另一种是刘图片的《传记》：

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外。陈天嘉中，为僧所得。至大建中，献于宣帝。隋平陈日，或以献晋王，王不之宝。后智果从帝借拓，及登极，竟不从索。果师死后，弟子僧言得之。太宗为秦王日，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也。乃遣问辩才师、欧阳询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见桑世昌，第18页）

两说均来自唐人，哪种说法可信，无文献确证。但比较而言，刘说书帖多次易手，且占有者均有名可稽，原因也较平常，在隋唐时代，当是一种可信程度更高的传闻。何说则更有戏剧性，人物故事生动，同时秘传难被证伪，故容易被更多的人喜闻乐见。但两者共同肯定，直至唐初，这个书帖的去处甚至是否仍然在世，没有消息流传。后来黄庭坚也说：“宋齐间以藏秘府，士大夫间不闻称道者。”（黄庭坚，第105页）一件原本应该名声显赫的存世之物，世间几乎无人知道。作品存在但缺乏“存在感”，所以说它处于“隐没”的状态。若依刘说，这是不经意的流落；但照何说，则是一桩有意隐藏的公案。虽然两者有被动（遮蔽）和主动（隐瞒）的区别，但是，从这个字帖经典化的进程看，无论实际是哪一种状况，都仍然没有起步。依刘说，晋王得之，但并不珍爱，说明它并未被重视。而信何说，则意味着拥有者并不想将其传播。不传播就不能成经典。

虽然王羲之原本措意在其文，然其书法已经斐然成家。《晋书·王羲之传》描述其为老妪题写扇面，助其销售的情节，表明其书名当时近于家喻户晓。故王氏将自己书法作品秘存，也不奇怪。这样，在王氏家族，这个字帖就是作为财产与纪念品一体并存的。纪念品的一般条件，是与所纪念的人或事产生一定的联系，当其退出日常生活使用后被特别保留下来，作为日后怀念相关人事的中介。相关的联系越具体、越特别，就越有纪念价值。最能打上一个人烙印且可辨识的现象中，人们所熟悉的，除了声音、指模外，就是笔迹。在录音装置发明之前，声音无法复制，指模则是生物符号，只有笔迹是在文化意义上的个性化存在。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比作为书法名家的祖宗的墨迹更具传承价值。作为子孙，临摹先祖名作，自然是最具意义的纪念行为。七代人接力秘传，靠的就是这份精神寄托。但是，家族纪念品的价值只是私人的，与他人无关，原则上不需要保密。而财物的价值却是客观的，并且是占有性的，秘藏是防止外流的办法。因此，隐没之隐不是道家式的隐士之隐，隐士是想隐名，实质是隐人而非隐思想。王家想隐的，也不是思想，因为谁也无法阻止兰亭文的流传。能隐的只是财富，即意在藏宝。无论如何，只要《兰亭序》作为物被垄断，它就不是作为经典被对待的。

《兰亭序》作为物被遗落或秘藏，并不意味着，在那漫长的两百多年间，它就进入完全无声无息的黑洞。因为作为文的《兰亭序》在那场集会后，便进入了信息传播的世界。至少宋梁间流传的《世说新语》便有线索可稽。文章（包括诗和序）间接传递字帖曾经存在的信息。所谓阅读，就是把“存在三态”中的信息存在转变为意识存在的行为。这是由文字符号的接受转变为想象或思考的过程。大致有几个层次，首先是对基本情境的想象。唐人柳宗元说：“兰亭者，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柳宗元集》，第729页）其感慨便是源于对序文“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等描述的怀想。更深入的阅读，则是对主题或逻辑的思考或评价。例如围绕着《文选》不列这篇序文的原因或理由的议论，有弹有赞，大致涉及生命情调悲乐的节制，或写景是否合节令之类。（见桑世昌，第67、72页）这是深层次的理解。此外，还会有人依文本线索，对之作进一步的联想。例如，书法爱好者当会想到王羲之撰写的《兰亭序》会是难得的书法作品。《兰亭序》没有论及书法，但无意间显示一个值得关注的字帖的存在。

兰亭文不仅是兰亭帖形成的基础，它还是兰亭帖存世信息最基本的传播者。兰亭文属于存在（3），其特点是既不随特定的物质载体存亡，也不受具体大脑活动的限制，一旦形成，进入“文化”的世界，它就可以脱离原创者的意识，同时在不同的物质载体上转换延续。其影响力容易跨越时空的限制，特别是进入经典世界之后，更是潜力巨大。（参见陈少明，2017年）兰亭集会是魏晋名士生活方式的一个缩影，体现这种生活情调的《兰亭序》是同类文章中的出类拔萃者，因此，它注定有不会被忽略的命运。兰亭帖虽然也可进入存在（3），但从信息的形式看，传播文本故事与传播字帖是不对称的，前者只需要符号（文字），后者必须是图像。文字符号可以复制或转换，因而容易保存和传播，而笔迹构成的图像，在现代复制技术出现之前，只能靠原件在少数人间传递，故可以垄断或秘传。兰亭文为兰亭帖的出场作了重要的铺垫，后来则附庸蔚为大观，主从关系颠倒。原来知道故事不一定要知道字帖，但知道字帖的存在却必须以故事为前提。那个时代，兰亭帖虽然作为物品而存在，但本身没有多大的存在感，因为直接面对真迹的人少之又少。它的存在感其实是兰亭文造成的。文章吊了几代书圣崇拜者的胃口，或者说，它导致即使书迹信息渺茫的年代也会被人惦记着。而惦记者虽然未必人数众多，但恰恰是“关键的少数”。因此，《兰亭序》隐没的是物，而非信息。

物的存在有自然的与自觉的两种。人或某些有低等意识的生物，是自觉的存在。没有他人或他物的关照，它也自存自在，自安自得。对人而言，事物是因人的关照而获得意义的。或者说，被关照的存在与不被关照的存在，意义是不同的。事件及人造器物包括精神物品，更与人的意图相涉。因此，物理意义上存在但未被人关注，与物理意义上消失但依然为人关注的物相比，后者比前者更有存在意义。也就是说，存在感是物存在意义的一种展现。当然，作为存在物的人，也具追求存在感的欲望与表现，王氏让字帖保存传家，就是留给子孙纪念的一种机会。因此，有信息留存的兰亭帖虽不见天日，但并不比其裸露于世而无人问津更缺乏存在感。只要信息存留，物就不会被完全隐没，它需要的只是等待命运的转机。

三、再生

时隔两百多年之后，《兰亭序》原作的重现，预示这个名帖经典化的来临。关于它如何脱离秘藏状态，重见天日，续前引刘所记，兰亭帖“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太宗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乃先帝所重，本不可留。遂秘于昭陵”（见桑世昌，第18页）。另一种说法是，“武德四年，秦王俾欧阳询诈求得之，遂入秦府。麻道嵩拓二本，一与辩才，一王自收，尝留肘腋间，后从褚遂良请，殉葬昭陵。”（同上，第19页）这些记述虽简明清楚，但均不如何延之的故事有吸引力。据何记，“至贞观中，太宗以听政之暇，锐志玩书，临写右军真草书帖，购摹备尽，唯未得《兰亭》。”（见张彦远辑录，第85页）后在得知该帖为僧人辩才秘存时，便君臣设局，御史萧翼乔装落魄书生，邂逅辩才于永欣寺，窥得兰亭帖的真面目，并一举夺归唐太宗。

帝王视天下为己物，私占他人财宝并不稀奇，重要的是唐太宗刻意披露它的真面目，“帝命供奉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同上，第88页）。今日存世最佳拓本，据说就是出自冯承素之手。依何说，羲之书《兰亭》，“其时乃有神助。及醒后，他日更书数十百本，无如祓禊所书之者。”（同上，第84页）也许是自己销毁，只存孤本。梁武帝“收右军帖二百七十余轴”，便没找到《兰亭序》。（见桑世昌，第24页）七代秘传，不乏临摹高手，智永与后来的辩才，即使有副本也不敢泄露于世。于是，不仅孤本历史性地落到唐太宗手中，而且，在它问世284年即至贞观十年之后，才开始复制传播的历程。有了十本八本，后面才有成千上万的复制。这才是经典化的开端。

唐太宗是兰亭书史上的第二个主角。一代帝王，不仅扭转了兰亭帖近三百年默默无闻的命运，成为其经典化最大的推手，同时，也是将其物理存在毁灭之人。“贞观二十三年，圣躬不豫，幸玉华宫含风殿。临崩，谓高宗曰：‘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耶，汝意如何？’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听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兰亭》，可与我将去。’及弓剑不遗，同轨毕至，随仙驾入玄宫矣。”（见张彦远辑录，第88页）传闻虽有差别，但随葬昭陵则是共同的说法。唐太宗痴爱《兰亭》，一方面，它体现这位帝王对书法艺术的痴迷；另一方面，他临终仍想独占《兰亭》，以至有人讽刺说：“太宗在唐不世主也，一书之微，生以计取，死以爱求。生犹可玩适，死将何为哉。与夫富民多藏厚葬者，无以异也。”（见桑世昌，第20页）这说明除了把它当艺术，这位帝王还把兰亭帖当作财宝来享用。

这涉及艺术品的存在特性问题。艺术与文学一样，都是审美对象，都具备观念价值。然文学可脱离物质载体，故不可独占，艺术品则同时体现为物质形态的存在，对其拥有是排他性的。同时，语言叙述对艺术经验的传达是有限度的。听一首诗和看一篇小说，都是直接的审美经验，但听一种书法作品的介绍，并不是现成的审美经验。欣赏书法的文字激起的美感，与观看书法作品的美感是两种不同的审美行为。有趣的是，兰亭帖的随葬，并没有终结其经典化的进程。原因不仅与兰亭文，也与王羲之书法名声的塑造有关，同时还与艺术品特别是书法作品的传播方式相关。在唐太宗那里，兰亭帖获得历史的存在感，不仅原作重生，甚至后来毁灭的情节也是增强它的存在感的要素。

回到事件与物品的存在关系。《兰亭序》因兰亭集而诞生，兰亭集也随《兰亭序》的完成而结束。但物品容易辨识，事件则不易界定。两百多年后，它的重现及被埋葬，当应看作前事的延续。表面上，兰亭帖超越七代人的寿命而再现，早已物是人非。但事可以换角色接力，关键是媒介的存在，既包括作为信息存留的兰亭文，更包括事件的遗存物——书帖。唐太宗导演的一连串事件，构成《兰亭序》艺术振兴的活动，毫无疑问是兰亭集的延续。是“存在（3）”中的兰亭文，帮助晋人与唐人在“存在（2）”中实现意识的跨世代传递，从而干预了作为“存在（1）”的兰亭帖的命运。在这个大事件中，前事影响后事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后事虽然不能在物理意义上改变前事，但能影响前事的后果，同时影响后人对前事意义的认识。假如不是唐太宗，而是另一个对字帖视若无物的晋王，那么，兰亭帖依然还是一个若隐若现的传闻。在《兰亭序》开启的传统中，事的存在与物的存在，意识的存在与信息的存在，都非孤立绝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