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维为 范勇鹏      发布时间:2024-03-11  


范勇鹏：所以从大概（上世纪）七十年代到近几年，发挥作用比较大的中国研究者大多数都是那一代成长起来的，他们最早是读着香港、台湾的这些非常反华的材料起来的。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开放了，这些人能进来了，进来之后，正好美国的学术界进入到一个社会科学化的阶段，所以这些人开始崇尚一种学科化的、理论化、模型化的研究，也做得很好、很繁荣，但实际上对于他们真正理解中国反而没有很大的进展。
冷战风格的中国学研究也走到一个尽头。特朗普一上台，把那些所谓的“中国通”，就是那些非常优秀的中国学者全部甩到一边，所以现在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中美关系如此重要，但是在美国的决策层却看不到很多真的懂中国、真的来过中国、和中国有沟通渠道的一些人。
那些老的专家也自动地发生了分化：有一些维持比较体面的、学术化的、中立性的中国研究的学者逐渐地退出历史的舞台；与此同时，有一些人就开始走一种投机的路线，开始去讲哗众取宠的、反华的类似“中国崩溃了”的这样一些观念，但是影响也不大，因为从特朗普上台之后也不重视他们；第三类就是产生了一波“少壮派”，这波“少壮派”是带有极强的西方的意识形态色彩的，同时没怎么来过中国，对中国不是特别了解，他们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水平也不是特别高，说白了就是靠政治立场上位的这样一群人。
这样一种业态，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是一个消极性的因素。所以我觉得将来美国对中国的研究有很大的缺口，需要有新的一代人成长起来，真的以客观、科学的态度来研究中国。这帮人成长起来之后，可能对中美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理解会有一定的帮助。
主持人：海外学者，不光包括美西方的学者，还有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就像您说的，美国是停滞了的，会不会出现结构性的变化？张老师演讲当中也说到非西方的学者对中国的研究越来越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张维为：我可以举几个例子，也许能够说明一些特点。
比方说印度，它的中国研究不算十分强，但也有不少年的历史，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是一位华裔学者，叫谭中，他的父亲叫谭云山。谭中一直在尼赫鲁大学当教授，他聚焦中印文明的比较、交往研究，我觉得这很好，既是汉学研究又是中国学研究。他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西方中国研究很少引用中国自己学者的观点。这是一个很到位的问题。
现在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我最近去了南非，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就成立了非洲中国研究中心，聚焦“一带一路”，聚焦中国在非洲，肯尼亚、尼日利亚也都有这样的研究机构。所以“一带一路”是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很多人开始研究中国。
另外我在想，怎么让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我觉得最近这个做法挺好，就是让西方一些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人，免签到中国来，他们来中国看看就会有感触。我自己走过一百多个国家，我非常自信，今天的中国经得起任何国际比较，让美国人到中国来看看，让纽约人到上海来看看，他们会有很多感触的。
主持人：确实就像您刚才说的，海外的人士来到（中国），不管他来自于哪一个国家，可能未见得说一次旅行、两次访问就马上改变他原来根深蒂固的一些观念，但是他一定会被触动，而且在中国走的地方越多，对中国会越了解，会越受触动。
范勇鹏：刚才何老师讲到第三世界的中国研究者，这个我也接触过一些，确实里边存在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些年第三世界对中国的关注非常高，他们迫切地想了解中国，但是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第三世界的学者这个角度来讲，多少有一点“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咱们的学术界大多数人心里还是看着西方，不太瞧得上这些人。
我曾经到拉美去，一个大学的一个学者，对中国特别感兴趣，然后就给我写了很多封电子邮件，说“范老师您能不能帮我在中国寻找到一个做访问学者的机会”。我给很多机构写信，结果没有人感兴趣，因为那些机构会觉得美国的、英国的请过来做访问学者是一个很有面子的事。这种现象非常不正常，所以会导致第三世界的学者严重地缺乏来中国的机会。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些第三世界的学者来中国之后会遇到一个困惑：他来了之后会觉得我在你这儿想学到你们主体性的东西，然而他到了很多机构，听到的全是美国的社会科学理论。他说，“我学这个东西，何必到你这儿来呢？我到英国、美国去学，不是更好吗？”就是当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具有充分自主性的、主体性的对中国、对世界的完整的解释框架之前，第三世界的学者来了之后会有一种失望，甚至有些方面还会瞧不起你。
说到这一点，比如咱们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界，在某些方面还不如海外的中国学学者的共同体内部的这种批判意识强。我们真的要提高一点站位，要有更强的自信，以一种平等的姿态来面对国外学者对我们的研究，不管是西方的，还是第三世界的。
主持人：对，“让中国学回到中国”的本意是我们做中国学研究、做中国研究的时候，一定要有主体意识。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可以让中国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的时候能把这个主体意识给体现出来。
张维为：刚才我的演讲中对中国学的定义，我定义为：狭义上，它指的是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总体研究，特别重要的是把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话语说清楚，解决总书记提出的“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问题。也就是说，完整的中国话语还没有形成，就讲不清楚，背后是知识体系的问题，这是一。
二是要大量原创的研究，三是直面最尖锐的问题。比方说西方现在正在唱衰中国经济，这是最现实的问题。我们做了原创的研究，我们用中国标准来看美国，你的用电量在下降，旅游在下降，你的经济没有新的增长点，而是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但你美国却在唱衰中国，这不是很蠢吗？背后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让中国学回到中国，以中国观中国，以中国观世界。

【顾客在美国纽约一家超市购物（资料图/新华社）】
实际上整个过程中，这一点非常重要：你研究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话语，形成某种整体把握和比较系统的知识后，你看外部世界就会很有定力。
主持人：对，张老师刚才说对中国学的研究，特别中国学者自己做，要对中国有一个总的了解，要有一个总的叙事。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那我就在思考，这个总的叙事怎么来？它还是要基于对中国各个方面的了解。
我们节目当中做过不少跟产业有关的话题，非常能打开视野，以往我们可能听一个概念，但概念落地为产业，它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而且才是最最重要的一步。比方说人工智能也好，新能源汽车也好，中国的这些产业都是做得非常扎实的，但你不去了解产业你是不知道的，你会被其他国家提出来的一些概念带着走，光看这些新概念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我们差距很大，但其实你是因为对中国的实践和产业不了解。
所以我就在想，在我们的学者对中国有一个总的叙事之前，他需要对很多具体的问题、具体的领域有真正的了解，而不是一种概念化的被人带着走。
范勇鹏：对，首先就要跳出过去这些年西方理论给我们戴的“紧箍咒”，然后脚踩大地，把这个论文写在大地上。比如美国科技界出来一些噱头，我们国内很多人就狂欢了，其实你如果对中国的产业体系有一点了解，都不会这样子。
其实更广义来看，中国人对自己的很多不自信，都是源于对自己不了解，如果你真的了解了，你不会产生那种观念的。所以咱们中国古代兵法有句话叫“知己知彼”，张老师刚才讲到以中国观世界，其实它跟对自己的认知都是紧密相关的。
如果说清朝末年是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突然一下子遇到一个外部世界，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知己不知彼”，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但是不知道外边怎么样，魏源、严复、林则徐这些人开始让我们睁眼看世界。
今天，一定程度上存在一个“知彼不知己”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天天眼睛盯着外面，但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而且这个所谓的“知彼”也不是真知，中国学界真的对西方能够从它的文明内部深入地理解它的逻辑的，其实也不多，就是拿着一知半解西方的话语、西方的知识回来就对自身进行评判。他会产生一个很大的误判，这个误判产生之后，进而对我们的战略选择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发展到了这一天，我们需要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性知识，要建立起既知己又知彼的这样一个学术文化群体。
【观众互动】
观众：中国学是否应该有中国自己的定义？如果是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让中国学成为向外国那些对中国有较大误解和偏见的群众展示中国的窗口？
范勇鹏：从定义的角度来讲，一个类型是由别人来研究你产生的这样一种某某学，我们现在讲的中国学更多的是偏重这个方面。其实这个对于一些小国问题不大，走跟随发展道路，然后我的研究由别人来定义。但是另一层含义，就是比如像美国学，它是作为一个领导型的大国，要给世界提供一套知识体系，提供一个模范样板，这个必须要主导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美国学的建立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从一个小国崛起之后，慢慢开始成长了、成熟了，它需要一个自我定义。所以大概从一百年前，1920年代美国开始产生美国学，当时有一些学者开始从整体视角来研究美国的精神、美国的思想文化，1920年代开始出来这样一种现象。但是在刚出来的十多年的时间里边，这种研究是被美国的主流学院派严重排斥的。
但是很快到了1930年代，这种学科就高歌猛进，进入到美国的大学。为什么？因为国家崛起了，它需要这样的东西了。所以从1931年耶鲁大学最早设立了美国学这个课程，然后到1940年代像哈佛、普林斯顿都开始有了，到二战结束，美国大概有六十多所大学都设美国学学科。标志性的就是1949年，当时有两个事件：一是成立了《美国季刊》，这是美国学领域最权威的一个期刊；二是成立了全美美国研究协会，这个协会后来最高峰的时候达到五千多会员。
到此为止，我们发现美国经过了大概三十年的时间，成功地建构起了自己对自己的定义，这个时候美国人就可以非常自信地站出来，我来观察世界了。所以美国在二战后就提出了由我为主体，由美国学作为支撑，我基于我的立场来研究你们这些地区。
那么反过来看，我们这些年国家非常重视国别地区研究，因为我们中国的发展、崛起也到了这样一个时候，我们成立了大量的研究国别地区的机构，非常繁荣，但是，核心区即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定义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它就产生一种空心的状态。这种繁荣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夯实我们中国学本身，将来要由一个自己定义的中国学来引领我们对世界的研究。
张维为：中国学要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去西方中心主义”，这是关键所在；第二，它必须是跨学科综合的研究，这很不容易，就是你要把中国的大道理说清楚，建立中国主体意识。所以我们呼吁要建立这样一个一级学科，来推动面向世界的跨学科的整体研究，聚焦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话语。
我们的“一带一路”在持续推进，现在150多个国家参与了，每个国家都想了解中国发生了什么、中国是怎么成功的。西方媒体每天都在攻击、造谣我们，但是我们有多少人能够到国外电视台、网站、论坛等参加真正的讨论和辩论？所以在软实力方面，我们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


【中国员工在孟加拉国帕德玛大桥铁路连接线项目上与孟加拉国员工交流（资料图/新华社）】
范勇鹏：我再插一句，就是张老师讲到的这个，“一带一路”那么多地区的学者、知识分子想来中国，想听听你们为什么成功，但是我接触的一些学者就跟我抱怨，他说我来了之后，到你们大学里听到的是你们为什么不行。
主持人：对，其实在国内有不少人关注“一带一路”的时候，也经常会看到西方媒体对“一带一路”的那些负面新闻，大家会比较容易先关注到这些。但事实上，我因为长期做新闻报道，所以我知道在“一带一路”那么多成功的合作项目里面有许许多多精彩的故事。我们有责任把那些故事讲出来，让更多的人听见。学者也好，从事传播的工作者也好，在这方面做的事情还是不够的，还要再努力。
观众：我的研究方向是中西方的教育史比较，以及美国华人移民的根文化，我在过去差不多十余年里一直在西方体制下完成了我的本科到博士学业，也从事了记者和国际组织的一些翻译工作，包括下学期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会教大二英语系的学生，用英文教他们中国文化，会教他们中国的传统建筑、服装，以及教育文学等。
在我归国的这两年，我发现一些问题。首先是在工作领域，我们会发现一些学者——不管是哪个学科领域的——他们研究中国本土的一些课题，还是会用西方的理论。其实我觉得这样会水土不服的，但是也很难去改变。所以不知道二位教授或者主持人，你们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谢谢。
张维为：我们学术界长期受西方话语的影响，我记得我曾在这里谈过，我们现在很多教科书都是从西方来的，或者主要观点都是从西方来的，特别是经济学、法学、新闻学、政治学等，没有办法。你四年本科、三年硕士，在大学工作还要读博士，西方话语的影响无处不在。很多人真的觉得不这样说就不知道怎么说了，某种意义上你批判这些东西，变成端人家饭碗了。
但是我也一直讲，我们要进入西方话语，这没有问题，我们都进去过的，但进去之后要能走出来，出来后这个世界就很精彩，否则你既读不懂中国，也读不懂世界。因为西方中心论及其背后的历史是很短的，西方历史上的治理规模是很小的，要把西方模式和西方经验套到世界各个国家，显然是荒谬的。总之，我们需要一场思想解放。
范勇鹏：这位老师讲到我们人文社科的老师受西方影响，我觉得这首先是一个问题，但是再往前讲，其实单纯地受西方影响它不一定会是很大的问题。当然好老师、好学者是有，但是我们大多数的人文社科的学者，他即使受西方的影响，也是受到里边一种很偏颇的、很落伍的思想的影响。包括我接触到的一些外国留学生、外国学者来中国，交流过之后会跟我讲，“你们老师讲的都是我们三十年前的理论”。
为什么？比如说，咱们很多人会讲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对人类科学技术作出过任何贡献。你但凡读过一点李约瑟，读过一点英国的霍布森，读过美国的弗兰克，你都能看到一些外国人对中国科学技术的这种尊重、挖掘，比我们中国很多学者认识的要深刻得多。他们有很多具体的例子，比如说炼钢技术，中国领先欧洲一千多年，英国到近代还没有像样的犁，是从中国引进的犁，中国作战的这个马镫传到欧洲才带来了欧洲的时代的变迁。更不用讲火药等四大发明。再包括造船、天文等各种方面，我们在人类历史上作出了巨大的科技的贡献，但是到我们中国一些学者的口中，就说中华民族没有作出过任何贡献。为什么？因为他到西方只选择性地读了他感兴趣的。
再比如我是搞政治学的，我们很多学者一讲官僚政治，我在国内检索过大量的论文，研究官僚政治的，几乎开篇都要引用德国的官僚制度学者马克斯·韦伯。我在会上就开玩笑地讲，马克斯·韦伯有生之年，德国的官僚制度产生才几十年，中国的官僚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发明最早、发展时间最长、发展程度最高、历史最悠久的，我们两千多年的官僚制度这个历史遗产，你非要去盯着这一个人来看。但实际上你到欧洲、美国去读一读他们研究官僚政治的论文，恰恰不是紧紧地抱着这么一个马克斯·韦伯的讲话。包括我们国内有很多搞英国史的论文，上来都是讲英国一个重要的发明是发明了现代文官制度，但是你在国外读到的所有文献都会告诉你文官制度是来自中国。所以说这些人受影响，问题不在于他受影响，问题在于受的是歪的影响。
再比如讲现代化，我们国内很多学者写现代化，都讲西方欧洲的现代化来自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来自于世俗主义这种理性精神。但是你到国外去看，很多书、很多文章都会讲理性精神来自于从元朝、明朝传到欧洲的这样一种世俗的文明理念，激发了以伏尔泰为代表的这样一波人文主义思想家的精神。我们很多学者反而会觉得讲这个东西显得自己的这个东西不够“洋气”，显得自己的这个东西不够高大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最后再讲一点，讲到中国学，其实我们看海外的中国学，能从里边学到很多的东西。我刚才讲到海外的华人学者，他们在海外的中国学里边做的那些辩论，我们国内反而很多人不去关注。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受西方影响倒不是个大问题，就像张老师讲的我们要进得去，进得去也要“采得百花成蜜后”，各种东西我们都要去看，自己比较、自己衡量，最后再跳出来，建立我自己的一个主体性的知识体系。
张维为：总书记曾经讲过一个观点，做学问不能空对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我们提出中国学一定要把创新放在第一位，从内容到形式到体制都要创新，要让真正有中国道路自信的人来做。
创新包括制度创新，比方说，“一带一路”倡议在各国落地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你要能够直面西方话语的全面围剿，跟人家把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说清楚，把“共商共建共享”等理念结合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项目的实际情况说清楚。这些都是非常紧迫的任务，我甚至提出可以参照当年毛主席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那样，直接面向话语斗争的战场，这是一个需求很大的板块。当然，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板块就是扎扎实实的基础理论研究，从根子上解构西方话语霸权，建构中国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