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维为 范勇鹏      发布时间:2024-03-11 
 

“推动‘中国学回到中国’，确立中国人对中国乃至外部世界的主流叙事。”



“我们要夯实中国学本身，将来要由一个自己定义的中国学来引领我们对世界的研究。”



“不管是哪个学科领域，他们研究中国本土的课题，还是用西方的理论。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对中国的研究也越来越进入大家的视野，中国学正是这样的一个领域。什么是中国学？我们怎么可以更好地做好中国学的研究？在东方卫视3月4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对此进行了探讨。

[Insecure Code] [< iframe frameborder="0" width="661" height="371.8125" allow="autoplay; fullscreen" allowfullscreen="true" src="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origin=https%3A%2F%2Fmp.weixin.qq.com&containerId=js_tx_video_container_0.31934572240743586&vid=a0048q24l35&width=661&height=371.8125&autoplay=false&allowFullScreen=true&chid=17&full=true&show1080p=false&isDebugIframe=false"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outline: 0px; max-width: 1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break-word !important;">]【张维为演讲】
长期以来海外的中国研究大致形成了两个传统，其中一个是“汉学”传统（英文Sinology），侧重对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学、史学、哲学乃至科技等的研究。世界主要国家几乎都形成了自己的汉学传统，如法国汉学、德国汉学、英国汉学、俄罗斯汉学、美国汉学、日本汉学等。从400多年前把中国的《四书》翻译成拉丁文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编写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都是西方汉学界的翘楚。
另一个是当代中国研究，又称“中国学”（英文China Study）。冷战需求使然，特别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爆发，当代中国研究在美国等西方大国兴起，主要聚焦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的研究。受西方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影响，这些研究及其衍生出来的中国叙事往往偏见较多，但也不乏较为客观的研究。从美国中国学的创始人费正清到研究中国革命的裴宜理等都是西方中国学的佼佼者。随着中国的全面崛起，中国学在许多非西方国家也发展起来，甚至成为显学。
中国国内学者对于海外中国研究的研究也日益增多，这样的研究又被称为“世界中国学”“国际中国学”“海外中国学”等，也常简称为“中国学”。其中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世界中国学论坛”是这个领域内层次较高、规模较大的学术论坛，自2004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迄今已经举行了十次，去年这个论坛又改名为“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论坛的承办单位一直是上海社会科学院。2012年上海社科院以该论坛的筹备班子为主组建了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我荣幸地受邀担任该所的首任所长。
我当时的基本思路就是推动“中国学回到中国”。我提出我们不仅要跟踪、整理、吸收海外中国研究的最新成果，也要通过原创的中国学研究来影响海外的中国学研究。后来我们又成立了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并成为国家高端智库，从而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推动中国学研究。我们主要聚焦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原创研究，努力确立中国人自己对中国乃至外部世界的主流叙事，并推动研究成果直接走向社会影响社会、走向世界影响世界，包括在东方卫视做《这就是中国》这个栏目。
无疑，中国的崛起早已超越了西方主流理论的诠释能力。西方意识形态偏见，加上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缺陷，使西方的许多中国学研究，特别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存有许多误读误判。这些研究的底层逻辑往往深受西方中心主义、西方民主模式、西方现代性叙事的影响，如熊彼特的民主等于选举、蒂利的民族国家形成理论、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等。
当然，随着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根据购买力平价），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高于美国两岁，中国已经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前沿，西方中国学研究推导出的各种版本的“中国崩溃论”已纷纷破产，这一切使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西方主流中国叙事的偏颇。
然而，西方的中国叙事体系迄今依然影响着外部世界的多数精英，包括我们国内的不少学者和干部，使他们自信不起来，这可以说是造成“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等问题的主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回到中国”的意义十分重大，它的基本含义就是我们需要“去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学，需要形成中国人自己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
目前国内中国学研究状况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海外汉学和海外中国学的再研究，虽然成绩斐然，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中国主体意识不足，不少研究者对西方中国学仍有仰视心态；另一类是针对外国留学生的中外文教育项目，聚焦中文学习或中国历史文化的介绍等，虽然成绩显著，但最大的问题是缺少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文明的原创研究，已远远满足不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知识的巨大需求。
纵观世界，“美国学”在美国就是美国人主导的美国研究学科，“俄罗斯学”在俄罗斯就是俄罗斯人主导的俄罗斯研究，但在中国，“中国学”迄今为止主要还是指海外中国研究，或中国学者对这些研究的再研究，或针对外国留学生的一般教学课程。这本身也反映了我们学界仍缺乏中国自信和学术自信，这种局面的变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2023年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的贺信中强调了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性，为中国学学科发展提供了直接指导。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提出要解决“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的问题，要解决“挨骂”的问题，要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国际传播。从学术角度来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形成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学。我们是在这个意义上呼吁“中国学回到中国”、“以中国观中国”、“以中国观世界”。
我们借此机会呼吁国家有关部门考虑：在新设立的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立中国学一级学科建制，并以高度的中国自信和学术自信，走创新之路和多学科交叉之路，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把研究与传播结合起来，全面地做到“有理说得清”“说了传得开”。同时还要以中国人的眼光观世界，以中国学研究为基础和参照，把西方、把整个外部世界也说清楚。我们连续五年的《这就是中国》节目及其背后大量学理研究，就是这种探索的有益尝试，可以说我们已经初步做到了“有理说的清”“说了传得开”。
中国学可以这样定义：广义上，中国学主要指立足历史、着眼当代、面向世界的中国总体研究；狭义上，它主要指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总体研究，特别是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总体研究，它具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特别是政治学、哲学、国际关系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传播学、艺术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
这样的中国学呼唤中国主体意识、国际比较意识、强烈的问题意识和话语意识。它要直面西方话语对当代中国的全面围剿，为解决“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问题奠定完整的知识体系和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为培养中国学研究和传播的高水平人才，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全球影响力作出贡献。
某种意义上，我自己的学术经历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缩影。我从西方老是误判中国出发开始质疑西方的主流理论，然后从梳理改革开放经验开始，进入中国模式研究，再切入中国理念与中国文化研究，最后进入中华文明的研究，最终于2010年提出“文明型国家”命题和理论框架。我还本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实地走访了100多个国家考察调研。
今天回头看，随着自己研究的深入，逐步踏上了尝试建构一个在一定范围内相对完整的中国学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的进程。我认为长期主导西方中国学的主流叙事，如中国受制于传统文明的影响而无法成为现代国家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与此同时，我也大致完成了对“西方中心论”、“自由主义元叙事”、“历史终结论元叙事”的初步解构。
“文明型国家”认为中国首先是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而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使之与众不同。这使中国在许多方面实现了对西方模式的超越。比方说，文明型国家的“良政还是劣政”范式超越西方“民主还是专制”范式，“民心”和“民意”结合的模式超越西方仅依靠“民意”的模式，“整体利益党”模式超越西方“部分利益党”模式，“选拔+选举”模式超越西方单依靠选举的模式，“混合经济”模式超越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自由与自律平衡的价值观比西方自由绝对化的价值观更具现代性。
“文明型国家”叙事现已成为国际主流话语之一，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世界本身就是不同文明的百花园，文明互鉴是唯一的人间正道，而文明视野下的当代中国总体叙事及国际比较叙事，经得起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国际比较。相比之下，西方文明唯我独尊衍生出来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历史终结论”等叙事，既解释不了中国，也解释不了西方自己，只能被人类历史发展大潮所抛弃。其实，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它有自己的问题，还在完善之中；但就现在这个水平，它也可以和西方模式竞争而胜出。
我们还把中国本身作为方法和参照，观察西方和整个外部世界，对西方话语的解构从解构GDP等指标体系开始，我们很早就判断世界进入了后西方时代、后美国时代、觉醒年代。我们还以中国学研究成果为基础，对中国和世界发生的许多大事做出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判断，如“阿拉伯之春”不久将变成“阿拉伯之冬”，民粹主义将毁掉美国的未来，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基因缺陷决定其一路走衰的命运，美国将彻底输掉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等。这种“去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学底层逻辑和知识体系，使我们做《这就是中国》节目很有政治定力和学术定力。

【资料图来源：新华网】
实践证明，我们中国学人的中国学研究可以影响乃至引领海外的中国学研究，西方话语可以随意忽悠中国人的时代已经终结。实践还证明，通过原创的中国学研究，我们可以让中国学回到中国，最终全面地、彻底地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等问题。

【圆桌讨论】
主持人：今天这个话题的主题叫做“让中国学回到中国”，一方面是因为大家知道以往中国学海外学者做得比较多，但是他们能把中国观察明白吗？第二就是张老师反复强调的，中国学的研究要有主体意识。我想问一下，当我们说到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研究，学术圈里觉得还是研究得不错的？
张维为：那还是有的，我跟很多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接触比较多，可能你不同意他的主要观点，但是有些方面能受到启发。
比方说最有名的就是美国的费正清，他是公认的美国的中国学鼻祖，从他开始把欧洲的汉学变成中国学，研究当代中国。他的核心理论就是“冲击-反应”模式，就是西方对中国冲击，然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对西方的冲击做出反应，中国因此就变化了。这个模式影响非常之大，几乎西方主流的中国研究几十年内都受他的影响。
但后来西方的中国学自己有在演进，包括柯文，他虽然是费正清的学生，但他说“我跟我导师的观点不一样”，他说“我觉得应该在中国发现历史，以中国来看中国”，所以他就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式，从中国社会本身的结构和变化来研究中国。西方的冲击确实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但中国也有很多方面是不怎么被影响的，甚至一点影响也没有；有些方面是中国自己内部因素产生的影响，甚至对外部产生影响。但他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我有一个挺好的学者朋友Vivienne Shue（许惠文），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就到中国做社会学研究，后来长期在牛津大学任教。她很早就提出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的公民社会理论来剖析中国。她说，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也好、社会组织也好，它们跟政府和民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它们部分地代表政府、部分地代表民间。她是比较早提出这个观点的学者，我觉得有一定的见地。但是应该实事求是地说，我看到的多数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或多或少都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包括费正清本人，他的“冲击-反应”范式也是受西方中心论影响的。



【Vivienne Shue 许惠文（资料图）】
主持人：对，一方面是中国太过丰富，想要从海外的角度，在他们固有的一种学术框架和理念当中把中国研究透，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另一方面，虽然您刚刚也例举有不少的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国，但是可能加起来这个数量绝对值也不是特别多。
所以我想听一下范老师您的观点，您也在海外做过研究工作，您的个人感受是怎样的？有没有也研究得好的，或者研究不好的，问题在哪？
范勇鹏：我还确实是接触过不少中国学的领域，包括我本身在海外学习过、做过研究。另外我在大概十来年前做一些学术报刊的工作，开创了一些栏目。比如当时我负责的那个报纸，开创了一个栏目叫《域外》，就是专门介绍海外中国研究者的这些成果。
客观来讲，海外的中国研究确实对我们是一个非常有益的补充，因为作为一个文明体，我们总是“只缘身在此山中”，有时候去看一看别人看这个问题不同的视角，很有帮助的。而且过去这些年，海外中国学有很多比较好的概念、理论，成功地进入到我们的日常会话里边，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如从视角上、方法上，海外学者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补充。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他在研究中国的过程中，确实对中国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和认同。比如我接触的像丹麦、德国的一些比较好的汉学家、中国学家，他们一生致力于把中国的古典文献翻译成德文，然后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诗歌，对中西文化互鉴、文化交流起了非常正面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吸收他们有益的东西，另一方面，像刚才张老师讲的，像费正清的思想，它这里边其实也有有问题的部分。我再举一个人，欧文·拉铁摩尔，这个人在中国学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在民国的时候游历中国的北方地区，后来还做了蒋介石的顾问，他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我们传统史官的视角。
从不同的视角来看中国历史，这个对我们是有益的。但是我们在吸收它有益的东西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它里边包含的一些破坏性的、解构性的，甚至危险性的东西。比如说海外汉学有很多人，包括日本的，特别是像美国哈佛大学“新清史学派”，包括欧洲，都有一些学者，他们就是致力于解构我们的华夏中心的这样一种视角。有一定的补充，是好事；但是他要把你解构掉，变成一个没有主体的视角，它就是坏事了。
主持人：他们要解构，是因为对中国不是真正地、足够地了解？还是说他们的出发点就是想要否定和解构你？
范勇鹏：两种都有，但我觉得您讲的第二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有一些学者他是非常了解中国，并且是抱着要解构中国的目的来做这个事情的。比如像我刚才讲到的非中原史官的这种视角，日本学界最早提出，是和日本侵华有密切的关系的，它是为了给日本人来统治中国提供一种合法性。包括像美国哈佛的“新清史学派”，它就刻意地强调这种边缘视角，这对中国是有消极作用的，我们对此也要有警惕。
所以我觉得得抱着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好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吸收，对中国友善的学者我们一定要团结，但是讲的不对的、他们思想里边有害的部分，我们要去抨击、要去斗争。
张维为：还有一批学者也很重要，就是华人的中国学学者。比方说黄仁宇，他写的《中国大历史》、《万历十五年》，中国很多学者一看，惊呼历史可以这样写，还有新的研究方法等。他提出把中华民国、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与改革开放连在一起，作为一个大历史来研究——他认为民国时期完成了所谓“中国上层结构”的建构，但是没有做好，头重脚轻；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完成了中国的底层结构的建构，解决了中国一盘散沙的问题；邓小平改革开放完成了中层结构的建构。我觉得这个论述还是能说明不少问题的，我们是能受到启发的。
主持人：您刚刚说启发，我记得我在学生时代，我们那个时候就看黄仁宇的书《万历十五年》，还有一本书叫《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确实对于喜欢了解中国历史的人来说，它们是打开视野的。所以我们要看到海外对中国的研究那些正面的地方。现在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受瞩目，对中国的研究也会越来越多，那么海外学者现在对中国的研究有什么趋势吗？
范勇鹏：我觉得海外的中国学研究大概有几个阶段。
刚才张老师讲到传统的汉学阶段，当时传教士、殖民者等大量地进入中国，他们很了解中国，所以这些人对中国的研究水平是比较高的，很多人的汉语水平也是非常高的。到了冷战期间，美国学者进不到中国了，所以很多人有点像悬丝诊脉，隔着一层幕来研究中国。再到大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有很多人跑到香港，当时在香港的中文大学，他们收集了大量的内地的材料，所以很多的美国、欧洲的学者跑到那。

【港中大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资料图/港媒）】
张维为：我补充一句，在台湾那个时期还有一个刊物叫“匪情研究”，后来改成“中国大陆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