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路：论“一‘是’到底论”及其意义（下）


三、如何理解形而上学

在关于being的讨论中，许多人批评“是”和系词的理解具有逻辑主义的倾向，有消除哲学考虑的危险。这样的观点明显是排斥逻辑的，同时也没有认识到逻辑对哲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照之下可以看出，前辈没有表现出批评和排斥逻辑的态度，只是没有强调逻辑的重要性。他们关于逻辑谈得不多，即使明确谈到，也多会停留在一般概念上，甚至谨慎地将逻辑的理解与哲学的理解区别开。这说明，在我国，缺乏对逻辑的把握和认识，这并不是今天的事情，而是由来已久。正是这种欠缺性给理解being带来问题。有人可能会问，理解being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考虑逻辑？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它与上述另一个问题相关，这就是哲学的性质问题。

人们将亚里士多德时代及其以后的哲学主流称为“本体论”，将笛卡尔之后的哲学主流称为“认识论”，将20世纪以来的哲学称为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等。这一说法来自西方，本来也没有什么。但是“体”字的物化特征明显，“本体”二字容易使人们以为，哲学是关于外在世界的。其实，“本体论”译自英文ontology，其词根on即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是本身”（to on hei on），即being一词的一种形式。这说明，所谓“本体论”与“是”相关，乃是关于“是”的学说和认识。“是”与语言相关，与表达认识的方式相关，所以，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是本身”意味着哲学与认识相关。正因为如此，哲学会与“是”相关，会与表达认识的方式相关。因为所谓哲学研究，一种非常主要和重要的方式就是通过表达认识的方式来获得关于认识的认识。

对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可以看出，他们有共同之处：都研究“是”；也有一个区别：柏拉图没有建立起逻辑，而亚里士多德建立了逻辑这门科学。仔细研究他们的同异，就会获得一个重要的发现：研究“是”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借助语言，一种是借助逻辑。借助语言是自然的，因为语言表达认识，而“是”乃是语言表达的基本要素，不可或缺，这一点很容易看到，借助举例即可，因而在柏拉图的论述中有大量的举例说明。借助逻辑也是自然的，因为逻辑是理论的，与推理相关，因而是与认识相关的。从借助语言到运用逻辑，反映出哲学研究的巨大进步。表面上看，从借助举例走向借助逻辑的理论和方法是研究方式的进步，实际上，它反映出哲学的一种性质，即它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是先验的。比如“是人”“是白的”“是三肘长”等都是语言表达，其表达也不相同。“人”“白的”等显然不是哲学研究的东西。哲学研究借助它们要揭示出：它们都关联于“是”一词，它们表达的乃是“是什么”、质、量等，都与真假相关，因而会形成知识与意见的区别。再比如，逻辑告诉人们，“S是P”是基本句式，基于它可以形成AEIO四种形式，如果A是真的，那么O就是假的。哲学借助这样的认识来研究肯定与否定、普遍与特殊、对象与概念、命题与事实、真与假等的性质及其关系。所以在哲学研究中，借助语言从一开始就存在，而借助逻辑则要晚一些，是在逻辑产生以后的事情。但是自逻辑产生之后，借助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就一直存在。这也说明，哲学研究的东西是先验的。借助语言可以进行研究，但是这远远不够，因为语言是经验的。而逻辑是先验的，它所研究的是有效推理，它所形成的理论是先验性的认识，可以为哲学研究提供帮助。可以看到，一直到今天，哲学讨论中依然会使用举例的方法，比如海德格尔说的“天是蓝色的”，但是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始终是最主要的，而且是更重要的，因此才会有黑格尔那样的关于感觉确定性的描述：它只说出“它是”，后者包含着最贫乏的“真”，这还不够，他还要从逻辑寻找初始概念，从“是”和“不者”出发构造他的哲学体系。这是借助逻辑的理论和方法的明显事例，而哲学史上更多的是不太明显的事例。比如海德格尔在论述关于“是”的传统认识时，除了谈论“是”乃是自明的概念，还谈到：“是”乃是不可定义的，若定义“是”则会陷入矛盾。这显然借助了传统逻辑的认识：定义的方式乃是“这是……”，若定义“是”，则会形成“是乃是……”这样的表达，因而产生循环定义。至于康德基于判断分类构建范畴表，由此获得先验哲学的先验范畴，胡塞尔将现象学研究的基础工作称为“逻辑研究”，无不非常清楚地表明对逻辑的把握和认识以及对逻辑理论和方法的应用。

这里，我想借助一“是”到底论这个说法正面谈一谈我对逻辑与哲学关系的认识。（“一‘是’到底论”是学界的一个说法，我一直借用它来讨论，并指称自己的观点。我与学界的一般认识还是有所区别的。衷心感谢论文评审专家的批评建议！这使我重新思考一“是”到底论这一认识，对它作出并且以它作出更加明确的说明。）我认为，一“是”到底论有两个方面，一个与翻译相关，即我说的应该以“是”来翻译being，应该在系词的意义上理解being，并将这样的理解贯彻始终。这可以称为一“是”到底。学界对我的批评多集中在这个方面。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说明，在这种意义上，我的意思是说：

亚里士多德说，有一门科学，它研究是本身（on）。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是(sum)。

贝克莱说，是（esse）乃是被感知。

康德说，是（Sein）实际上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

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初始概念是：是（Sein）、不者和变。

海德格尔的著作是《是（Sein）与时》。

奎因的本体论承诺之一是：是（to be）乃是变元的值。

另一个方面与理解相关，即我说的不是简单的翻译问题，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在这个方面，对逻辑和哲学关系的认识至关重要，甚至是必需的。这一直是我讨论的重点。下面我围绕“一‘是’到底”的含义进一步说明我赞成的一“是”到底论。

以上列举的命题包括希腊文、拉丁文、英文和德文，有动词、分词、不定式和名词等多种形式，内容涉及学科、感觉、语言、著作命名。字面上即可以看出，有些哲学家的论述直接与逻辑相关，比如黑格尔和奎因；有的暗含着与逻辑相关的含义，比如康德和海德格尔。如果考虑逻辑在哲学中的作用和意义，则可以看出，一些论述即便不与逻辑相关也仅仅是字面上的。应该承认，关于逻辑的考虑，关于逻辑的理论和方法的应用，有人会多一些，有人少一些。但有一点很清楚，亚里士多德是逻辑的创始人，也是形而上学的奠基人，他大量使用了逻辑的理论和方法，他的逻辑与形而上学密切结合，不可分割。

谈论一“是”到底论，就要在系词的意义上理解所有这些表达中所说的being。这是因为，哲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而表达认识的基本方式乃是“是什么”，这既是询问的方式，也是回答的方式。哲学家们在讨论being时会谈及“系词”，说的即是这种表达方式。应该看到，“系词”一词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出现的，而是在关于系词的讨论中出现，从而把一种联系主词和谓词的使用方式以“系词”这一术语明确地标识出来，确定下来。因此，在“系词”这个术语出现之前，也一定会有在系词意义上的讨论，只不过没有使用“系词”这个术语。还应该看到，逻辑的基本句式“S是P”就是一种系词方式，它借助符号，以符号和自然语言相结合的方式使句子中一种恒定的方式凸显出来并且理论化，而这个自然语言就是“是”这个词，该恒定方式就以“是”这个词显示，形成的理论则与“是”相关。非常清楚，亚里士多德没有使用“系词”这个术语，但是他的相关论述乃是关于系词的。所以，他的逻辑被称为主谓逻辑，该逻辑的基本句式是系词结构，相关论述都是围绕着系词进行的。亚里士多德建立逻辑理论时是这样，逻辑理论形成之后也是这样，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后人，只要是应用这样的逻辑理论，就依然会是这样。所以，人们谈论系词时说的乃是“是”，比如康德关于“是”的论题。人们不谈系词的时候，谈的还是“是”，比如贝克莱谈感知。“是红色的”“是软的”是感觉，所以，“是怎样的”乃是感觉，因而才会有“是（怎样的）乃是被感知”之说。

“存在”是一种具体的表达方式，这个词与“S是P”没有什么关系。可以看出，以它翻译前面的任何一句话，都会破坏西方哲学关于being的研究。比如，以它来翻译亚里士多德的话，使哲学变为关于“存在之为存在”的研究，这样就会与语言无关，与语言表达认识的方式无关，因而失去与举例说明的联系，失去与逻辑认识的联系。以“（存）在”来翻译笛卡尔的话，“我在”也会出现以上问题。由于“我思”与“我在”相联系，因而关于“我思”的认识也会出现问题。这样就会模糊笛卡尔的思想，甚至会损害它的意义，使它脱离哲学是与认识相关的研究这一哲学主线。以“存在”来翻译海德格尔的著作，除了出现以上问题，还使书中所有举例说明、所有基于逻辑的考虑、所有关于系词的论述、所有具有系词结构的表述，比如“在-世界-之中-是”等等，都与书名不符，因而使该书名不副实。

以上认识是有益的，由此还可以进一步获得几个认识。其一，以上每一句话都不是孤零零的单独一句话，而是代表一个学科、一个流派、一种观点、一种理论或一种思考方式，其背后都有一系列详细的论述，包括分析、论证和理论体系。所以，“存在”的错译并非仅仅给其中某一句话带来问题，而是会影响与该句话相关的所有内容。其二，以上论述属于不同哲学家、不同时代，代表的是不同理论和观点。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关于同一个问题的研究，这就是“是”（being）。这样的研究体现出西方哲学研究的一种延续性。如果只以“存在”来翻译其中的一个说法或几个说法，比如认为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海德格尔说的分别是“是”“有”和“存在”，就会割裂西方哲学在being问题上的延续性，从而断送了其理论研究的延续性，消解了其背后相关问题的延续性，特别是逻辑与哲学关系的延续性。其三，“存在”这一译语本身明显无法贯彻始终，比如康德的话。他这句话谈及谓词，明显与语言相关，而且随后他就说道，“是”乃是系词。所以，康德这句话说的“Sein”无论如何是不能翻译为“存在”的。近年来康德这句话被译为“是”，显示出学界认识上的进步。（参见康德，第469页）“在”通常出现在笛卡尔的话中。“我在”一词表明，“在”与“存在”不同，而且成为其他人采用“在”来翻译Sein的依据。“有”这一译语则出现在黑格尔《逻辑学》的翻译中。梁存秀说，这个词的翻译“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依然随贺麟采用“存在”这一译语。（参见黑格尔，2002年，第407页）仅从这些事实出发就可以看出，前辈认识到“存在”这一译语有问题，对它不满意，因此作出一些修正。在我看来，“存在”一词无法贯彻始终，采用它产生了一个非常坏的结果，这就是割裂了西方哲学在同一问题上一脉相承的研究，也消解了逻辑在哲学中的作用和意义，因而消除了西方哲学中逻辑与哲学的联系。

基于以上三点还可以更进一步看出，一“是”到底论是有意义的。其意义首先在于指出并强调系词理解的必要性：“是”的理解与语言相关，与语言表达方式相关，与逻辑相关，而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其研究与认识相关。“是”一词可以用不同语言来表达，在不同语言中也可以不同形式出现，但是，它的意思来自它的使用方式，而其最主要的使用方式就是系词。所以，人们谈论它的方式可以不同，可以是经验的，比如借助举例；也可以是理论的，比如借助逻辑。它在人们的谈论中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比如名词或动词。但是，无论如何，系词都是其最主要的使用方式，系词既可以明显的方式出现在讨论中，也可以作为背景和思考的依据出现在讨论中。哲学家们关于“是”形成不同的认识和理论，但是其讨论的“是”乃是同一的，在“是”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上，西方哲学一脉相承。正因为如此，从理解西方哲学的角度说，一“是”到底论是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

经过多年讨论，学界关于being的认识有了极大的进步。“是”的理解，系词的认识，不仅广为人知，而且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赞同和重视。可以看到，以“是”来翻译being，这样的现象不仅出现在柏拉图的译著中，而且也出现在海德格尔的译著中，这说明一“是”到底是可行的，这样的实践业已出现。但是应该看到，这还不是普遍现象，对一“是”到底论许多人依然持质疑和批评的态度。如上所述，一“是”到底论的实质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因此关键是要看到，西方哲学中关于being的讨论究竟说的是什么。being最主要的用法是系词，所以它的翻译字面上要体现出系词特征，要与系词相关。所谓系词含义，即来自对该词这种用法的理解。所谓存在含义，也来自该词的使用方式，比如其非系词用法，或其与量词相结合的系词用法。这里可以简单说一下语境论。有人以后者反对一“是”到底论，他们认为，由于being有不同含义，因此应该在不同语境下采取不同翻译。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结论却有问题。原因就在于混淆了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前面各哲学家的命题当然是在不同语境下说的。前辈的翻译似乎体现了在不同语境下采取不同的翻译，因而也就有了以“有”和“在”对“存在”的修正，因而有了“存在”“有”“在”这样不同的翻译。我的翻译则一“是”到底，但这也是依据不同语境作出的翻译。在我看来，一“是”到底论并不是不重视语境，反而是非常重视语境。正因为重视语境，重视being的系词含义，才将哲学家们在不同语境下所说的being译为“是”，以凸显西方哲学的研究脉络，才有了一“是”到底。同样，正因为坚持在系词的意义上理解being，才有了对“存在”论的批评，才形成了一“是”到底论。

综上所述，一“是”到底论隐含着两个批评：其一，“存在”的翻译是错误的；其二，为它的辩护也是错误的。应该看到，前辈认识到“存在”这一译语的问题，试图对它作出修正，这样的意图和努力是正确的，也是好的，体现了哲学研究的进步。但是，前辈的工作远远不够。他们认识到用“存在”来翻译being有问题，但是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他们认识到有些地方应该把being译为“是”，但是没有认识到应该一“是”到底。他们认识到与being相关的翻译涉及复杂的问题，会涉及对语言的理解、对逻辑的理解，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相关工作涉及对语言、逻辑与哲学关系的理解，特别是，他们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一工作会涉及对哲学性质的理解和认识。感谢哲学前辈的努力，特别是他们的质疑和批判精神，为我们今天的工作奠定了基础。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他们的质疑和批判精神，在他们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所以，一“是”到底论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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