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权力、政治、结构：重释美国大战略的演化逻辑与历史周期（下）

(一)自由主义大战略退潮的内外根源

在“权力—政治—结构”框架看来，肇始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转型，意味着自由主义的退潮和美国大战略新周期的开启。这一判断建立在以下三大趋势性拐点出现的事实基础上。首先，支撑过去约四分之三个世纪内自由主义大战略成功运行的美国国内政治基础已大幅削弱。自由主义大战略的兴起根本上得益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党政治力量重组后形成的东北部—南方联盟基于跨党派利益的推动。然而，随着美国国内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出现新趋势，以及冷战后日益加速的全球化带来的差异化影响，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走向了瓦解，其标志就是2016年美国大选出现的“特朗普冲击”及其背后以反全球化和反自由主义为推力的新一轮国内政党政治力量的重组。(40)在这轮重组中，美国传统核心地带东北部因产业结构分化、制造业竞争力下降走向分裂，其中以白人蓝领为主体、以日趋衰落的传统制造业为主导的五大湖区“铁锈地带”成为自由主义大战略的坚定反对者。(41)在这部分政治—社会力量看来，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带来了美国产业结构空心化、社会贫富分化以及蓝领就业岗位的大量流失，一系列基于多边主义原则的全球治理过程和频繁的海外干涉则消耗了本应投向国内的战略资源，有损于美国国家利益。正如历史上东北部因产业竞争力的增强而从保护主义的支持者转变为自由主义的受益者、进而与南方结成自由主义大战略的政治联盟反映出的逻辑一样，近年来这一区域产业竞争力的下降使其利益诉求再次逆转，最终瓦解了自由主义大战略的国内政治基础。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为争夺作为关键选区的上述地带、重建对民主党政治前景至关重要的“蓝墙”，美国在贸易政策上不仅继承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做法，而且其保护主义底色更加明显。(42)这就表明，自由主义大战略的最重要支柱——基于自由主义取向的贸易政策——不复存在，这也成为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间内这一战略难以真正得以重振的根源。

其次，经历了后冷战时代的长期高位盘整后，美国权力变迁的趋势迎来一个明显的下行拐点，其表现有三方面。第一，美国国内政治生态显著恶化、社会矛盾更趋尖锐，民主制度和国家治理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能和失效，权力基础由此被大幅削弱。随着民主、共和两党极化和斗争的愈演愈烈，美国社会的分裂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而侵蚀了两党精英的政治领导力及其改革能力。(43)无论是新冠疫情暴发后出现的“应对赤字”还是2020年大选后的“占领国会山”事件，都是美国制度失能和治理失效的反映。第二，在内政领域矛盾持续深化、对外政策现实主义转向不断加速等双重影响下，美国的国际领导力、战略信誉和国家形象纷纷下滑至二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44)第三，美国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的相对衰落成为其权力由盛转衰的最直观体现。就综合国力而言，按照中国学者阎学通的计算公式，综合国力=(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文化实力)×政治领导力，那么由于前述两方面原因，美国的综合国力随着政治领导力的下降而出现衰落。(45)就经济而言，尽管美国的经济总量所占全球比重较为稳定地维持在24％左右，但其近年来的年度增量连续被中国超越，表明其相对衰落趋势难以逆转。(46)中美经济总量差距不断缩小的结果是，中国以汇率计算的经济规模已超过美国的75％，创下了二战后崛起国和霸权国比值的纪录。最终，权力的由盛转衰使得美国大战略的底色迅速从扩张转变为收缩，这一战略调整符合“权力—政治—结构”框架对其演化逻辑的分析。在实践中，无论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还是从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都可以看出美国大战略十分显著的内向型和收缩性特征。(47)

第三，在自身权力变迁的趋势迎来二战后、甚至过去150年来重要拐点的决定性影响下，美国大战略的演化受国际体系结构的影响日益明显，其战略重心随之从此前追求由国内政治博弈所界定的自由主义目标转为由当前国际体系结构所界定的应对大国竞争，尤其是中国崛起带来的中美中长期战略竞争。(48)在经历了长达数年的对华战略大辩论后，以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标志，美国国内两党政治精英正式形成了跨越党派的两方面基本共识：一是美国大战略必须告别过去十余年以全球反恐怖主义为重心的布局模式，根据战略环境的变化转到应对大国(主要是中俄两国)的战略竞争上；二是将中国视为美国的首要战略竞争者，并且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将是长期的和全面的。(49)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将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者的认知。(50)从白宫2021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到国防部2022年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美国大战略对于国际体系结构变迁——其中主要是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日趋显著——的回应力度逐步增强。(51)这就说明，在权力由盛转衰、大战略底色从扩张转向收缩的大背景下，国际体系结构正在取代国内政治博弈成为塑造美国大战略形态的首要动力，从而解释了为何对华战略竞争能够成为超越当下美国国内政治纷争与极化的为数不多的跨党派共识。

(二)现实制度主义与美国大战略的新周期

如同美国大战略在历史演化过程中表现出的周期特征一样，自由主义大战略在成功运行了四分之三个世纪后也迎来了退潮的拐点。同时，自由主义与其他大战略相比又有一个显著的区别，那就是由于它运行在美国权力最为强势、对国际体系结构的塑造也最为有力的周期内，因此其在全球范围内特有的深远影响将对步入新周期的美国大战略产生重要的干预作用，其背后的逻辑依然存在于“权力—政治—结构”框架之中：一方面，随着美国权力由盛转衰、大战略底色从扩张转为收缩，当前以中美战略竞争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结构将取代国内政治博弈成为美国大战略演化的首要动力；另一方面，二战后国际体系的变迁又是由美国的自由主义大战略推动的，因而当前的国际体系中不可避免地留有自由主义大战略的深刻印迹。

从上述两方面逻辑出发，笔者认为，新周期内美国大战略的形态将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更为复杂的两面性。首先，美国权力的由盛转衰和大战略底色从扩张转为收缩背景下的大国竞争，将会使美国大战略中的现实主义成分显著增加。冷战时期，由于美苏竞争恰好处于美国权力强势和扩张型大战略阶段，因此自由主义框架下的遏制具备其战略运行所需的全方位、高强度的资源投入条件，意识形态较量、核军备竞赛、代理人战争甚至局部热战成为这种资源投入的鲜明体现。然而在中美竞争阶段，美国大战略在自身权力衰落和收缩底色下的资源投入必然受限，因此无力推行冷战时期自由主义式的遏制，只能更为审慎地从现实主义视角出发应对中国的崛起，以控制战略竞争的成本。另一方面，中国的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体量及其在世界经济包括全球供应链中的影响力远超当时的苏联，这就进一步增加了美国对华遏制的成本，使得任何基于自由主义的对华竞争战略难以长期推行下去。此外同样重要的是，在国际体系结构成为美国大战略演化首要动力以及国内形成了对华战略竞争共识的背景下，现实主义的核心假设具备了理论上的应用场景，即美国可以被视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单元，其大战略的制定将主要建立在地缘政治而非国内政治现实的基础上。

其次，与美苏冷战的历史背景不同，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迅速崛起是在二战后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体系内的崛起，这一发展趋势在冷战后进一步加速，使中国不仅成为现存国际体系的受益者，更成为这一体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因此，中美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体系内两强”的特殊关系，这就导致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既非冷战对峙，也非冲突敌对，而是一种相互依赖状态下合作与竞争共存的新形态。一方面，中美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两国的战略合作无论对双边关系、地区稳定还是全球治理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正面作用；另一方面，中美又存在广泛而深刻的战略竞争，并且这种竞争并非军备竞赛、结盟对抗和意识形态比拼，而是在现有国际体系内围绕二战后伴随美国自由主义大战略兴起而创设的一系列国际制度的改革、根据国际体系环境变化而新生的国际制度的塑造，以及在新旧制度框架内发挥有效领导力以解决一系列地区性和全球性挑战等展开的国际制度竞争。(52)对美国来说，尽管权力和大战略底色的变迁使之无力再度担负起自由主义时期在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中强有力领导者的角色，但体系结构变迁带来的大国竞争使之仍然不愿让渡其领导权给中国，仍然希望国际制度能够成为其霸权的有效支撑。这就使得新周期内的美国大战略依旧无法完全剥离自由主义中的制度主义成分。

基于此，新周期内美国以应对大国竞争为重点的大战略将兼具现实主义与制度主义两面性特征，因此“权力—政治—结构”框架称之为现实制度主义大战略。(53)这一战略选择是在美国权力由盛转衰、大战略底色从扩张转向收缩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也是美国在相对衰落过程中力求维系其霸权地位和国际体系影响力，同时追求控制战略成本的一种折中选择。

六、结论

美国大战略正在经历何种转型？近年来美国外交背后的一系列政策逻辑变化该如何理解？其对美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影响究竟是短期的、浅层的还是长期的、深层的？为了回答这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尝试在美国大战略演化逻辑的既有研究范式——国际体系中心范式、新古典现实主义和国内政治中心范式——基础上，构建一个新的以权力、政治和结构为核心变量的分析框架，用以重新阐释美国大战略的演化逻辑与历史周期，最终为洞察当下美国大战略转型的性质提供有效线索。

在笔者搭建的这一“权力—政治—结构”框架中，权力要素决定了美国大战略的底色，国内政治博弈与国际体系结构则交互驱动着美国大战略的演化。在权力崛起/强势期，美国大战略的底色是扩张，其形态主要由国内政治博弈塑造，国际体系结构——多极、两极抑或是单极——居于从属地位。在权力衰落/弱势期，美国大战略的底色则是收缩，国际体系结构随之成为塑造其形态的首要动力。按照这一架构，美国大战略的历史演化将被有规律地重新划分为以75年为单位的三个重要周期：孤立主义(1789～1864)、现实主义(1865～1940)和自由主义(1941～2016)。2017年以来，美国大战略的收缩底色再次突显，这反映出权力的由盛转衰使得国际体系结构已取代国内政治博弈，成为塑造当下美国大战略形态的首要动力，而中美战略竞争则成为这一新的国际体系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

上述学理分析和案例研究表明，美国大战略正在经历中长期意义上的重大转型，其全球影响将是深远的。同时，它们也阐释了为何对华战略竞争能够成为超越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与纷争的跨党派共识。基于此，美国大战略在这一新周期内的形态将可能被塑造为现实制度主义，这是在美国权力由盛转衰、大战略底色从扩张转向收缩的大背景下形成的，也是美国在相对衰落过程中力求维系其霸权地位和国际体系影响力，同时追求控制战略成本的一种折中选择。

*感谢《国际关系研究》匿名审稿专家的建设性意见，文责自负。

注释：

①"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04/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americas-place-in-the-world/.

②Joseph R.Biden Jr.,"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Rescu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Foreign Affairs,Vol.99,No.2,2020,pp.64～76.

③"How France was Blindsided by the Australia-US Sub Deal," https://www.france24.com/en/live-news/20210921-how-france-was-blindsided-by-the-austrialia-us-sub-deal.

④Iain Martin,"America's Lost Its Knack for Great Leadership," https://www.thetimes.co.uk/article/americas-lost-its-knack-for-great-leadership-31r37k8l5.

⑤Andreea Brinza,"Biden's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Is an Empty Competitor to China,"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6/29/biden-build-back-better-world-belt-road-initiative/.对拜登政府价值观联盟战略的具体分析，参见叶成城、王浩：《拜登政府价值观联盟战略初探》，《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9期，第11～17页。

⑥John Mearsheimer,The Great Delusion: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New Haven:The Henry L.Stimson Lectures,2018.

⑦Francis Fukuyama,"Francis Fukuyama on the End of American Hegemony," https://www.economist.com/by-invitation/2021/08/18/francis-fukuyama-on-the-end-of-american-hegemony.

⑧Joseph Nye Jr.,"Does the International Liberal Order Have a Future?"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does-international-liberal-order-have-future-175117.

⑨Fareed Zakaria,"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No.1,1992,pp.177～198.

⑩Barry Posen,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pp.7～8,p.239.

(11)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1,pp.21～22,pp.31～39; Charles Glaser,"Realists as Optimists: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3,1994,pp.50～90; Kenneth Waltz,"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8,No.4,1988,p.616.

(12)Colin Dueck,Reluctant Crusaders:Power,Culture,and Change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

(13)John Owen,Liberal Peace,Liberal War:American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pp.20～50.

(14)Colin Dueck,Reluctant Crusaders:Power,Culture,and Change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pp.28～30.

(15)Kenneth Waltz,"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in Robert 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329.

(16)Jack Snyder,Myths of Empire: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 Peter Trubowitz,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Conflict and Chang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

(17)Benjamin Fordham,Building the Cold War Consensu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S.National Security Policy,1949～1951,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8.

(18)相关的事实分析，参见G.John Ikenberry,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Crisis,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Chapter 5。

(19)David Rothman,Politics and Power:The United States Senate,1869～1901,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p.87; Jules Witcover,Party of the People:A History of the Democrats,New York:Random House,2003,p.283.

(20)关于美国社会在长期的发展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实用主义哲学思维，参见金灿荣主编：《美国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21)参见Ronald Brownstein,The Second Civil War:How Extreme Partisanship has Paralyzed Washington and Polarized America,New York:Penguin Books,2007.

(22)转引自[美]戴安娜·拉维奇主编，林本椿等译：《美国读本》(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88～89页。

(23)[美]托马斯·帕特森等著，李庆余译：《美国外交政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24)Walter Lippmann,U.S.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New York:Little Brown,1943,pp.23～24.

(25)[美]孔华润主编，王琛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页。

(26)[美]托马斯·帕特森等著，李庆余译：《美国外交政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147页。

(27)Marvin Kalb and Elie Abel,Roots of Involvement:The US in Asia,1784～1971,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71,p.73.

(28)参见葛腾飞、周桂银：《美国政治发展与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72页。

(29)Jules Witcover,Party of the People:A History of the Democrats,New York:Random House,2003,p.283; David Rothman,Politics and Power:The United States,1869～1901,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p.87.

(30)Robert Beisner,From the Old Diplomacy to the New,1865～1920,Arlington Heights:Harlan Davidson,1986.

(31)Tom Terrill,The Tariff,Politics,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874～1901,Westport:Greenwood,1973.

(32)David Healy,U.S.Expansionism:The Imperialist Urge of the 1890s,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0,pp.232～247.

(33)Edward P.Crapol,America for Americans: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Anglophobia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73,p.174.

(34)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The Roots of the Modern American Empire:A Study of the Growth and Shaping of Social Consciousness in a Marketplace Society,New York:Random House,1969,pp.314～316.

(35)Cleona Lewis,America's Stak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Washington,D.C.:Brookings,1938,p.367.

(36)Gerald Gamm,The Making of New Deal Democrats:Voting Behavior and Realignment in Boston,1920～1940,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

(37)达巍：《全球再平衡：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战略再思考》，《外交评论》2014年第2期，第59～81页。

(38)在特朗普任内，美国退出了多达10个主要国际组织和多边协定，这一数字远超二战后历任总统。参见《迄今为止，美国都退了哪些群？》，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896996。

(39)谢韬：《美国大转型：从“例外”国家到民族国家》，《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7期，第107～117页。

(40)王浩：《美国政治的演化逻辑与内在悖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8期，第64～87页。

(41)在2016年美国大选的“铁锈地带”各州中，俄亥俄、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和印第安纳等全部成为特朗普及其倡导的本土主义理念的支持者，进而引发了美国选举政治的一场重要“地震”。实际上按照政治学者的已有研究，白人蓝领群体对于自由主义的疏离并非一种政治突变现象，而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积累的结果，只不过2016年大选迎来了一个“临界点”。参见Larry M.Bartels,Unequal Democracy: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42)余翔：《拜登政府贸易政策令人失望》，http: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6299NDVmBD。

(43)在阎学通及其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看来，决定大国权力兴衰的关键因素是其国内政治领导力与精英的改革能力。参见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44)例如，根据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度的调查研究，美国的国际形象已跌至二战结束以来的最低水平。参见Richard Wike,Janell Fetterolf and Mara Mordecai,"U.S.Image Plummets Internationally as Most Say Country Has Handled Coronavirus Badly,"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09/15/us-image-plummets-internationally-as-most-say-country-has-handled-coronavirus-badly/。

(45)相关具体分析，参见杨卫东：《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基于政治领导力的视角》，《国际论坛》2021年第1期，第50～64页。

(46)2021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从2020年的14.72万亿美元增长至17.7万美元，增量为2.98万亿美元，同期美国的数据为2.09万亿美元。数据来源：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网站年度统计数据计算获得。参见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SPROLLS/world-economic-outlook-databases。

(47)对于拜登政府“中产阶级外交”及其“内顾倾向”的具体分析，参见刁大明：《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4期，第10～18页。

(48)左希迎：《威胁评估与美国大战略的转变》，《当代亚太》2018年第4期，第4～50页。

(49)参见"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s://nssarchive.us/wp-content/up-loads/2020/04/2017.pdf。

(50)吴心伯：《拜登执政与中美战略竞争走向》，《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2期，第34～48页。

(51)参见"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Guidance,"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52)李巍：《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53)参见李巍：《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