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权力、政治、结构：重释美国大战略的演化逻辑与历史周期（上）

内容提要：近年来，美国大战略的深层调整成为备受学界关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无论是特朗普政府对自由主义传统的背离，还是拜登政府执政后自由主义的重振乏力，都表明美国大战略已走到一个重要拐点。为了对此进行论证，本文将以三大既有研究范式——国际体系中心范式、新古典现实主义和国内政治中心范式——为基础，构建一个由权力、政治和结构互动形成的分析框架，重释美国大战略的演化逻辑与历史周期。在该框架中，权力决定了美国大战略底色，国内政治博弈与国际体系结构则交互驱动着其演化。在权力崛起/强势期，美国大战略底色是扩张，其演化由国内政治博弈驱动。在权力衰落/弱势期，美国大战略底色是收缩，其演化由国际体系结构驱动。基于此，美国大战略的历史周期将被重划为三个“75年”：(1)权力弱势—收缩底色下由国际体系多极结构塑造的孤立主义周期(1789～1864)；(2)权力崛起—扩张底色下由国内政治零和博弈塑造的现实主义周期(1865～1940)；(3)权力强势—扩张底色下由国内政治正和博弈塑造的自由主义周期(1941～2016)。2017年以来，收缩底色再现表明权力的相对衰落使美国大战略开启了新的周期，其形态将是由国际体系结构驱动的现实制度主义。

一、问题的提出：美国大战略正经历何种转型？

“美国回来了，外交回来了……我们将修复与盟友的关系，重新参与世界事务……美国将再次处于领导地位。”①2021年2月4日，宣誓就任两周的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国务院发表首次外交政策演讲时，提出了上述充满自由主义色彩的战略目标。实际上早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阶段，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拜登便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题为《为什么美国必须再次领导：拯救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外交》的文章，批评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包括削弱与盟友伙伴的关系、推行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破坏美国民主价值观以及推卸国际责任等——背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届政府形成的自由主义传统，损害了美国国际信誉，致使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显著下降。②在拜登看来，要想重振美国霸权，就必须修复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其中盟友体系、多边主义和民主价值观是重要支柱。

上述演讲和文章反映出拜登政府对外战略的基本构想，即彻底修正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有悖于传统的“反常”做法，将美国大战略拉回到自由主义的“正轨”，维护美国核心利益和霸权地位。然而，通过观察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的外交实践可以发现，美国重振自由主义的努力并未取得满意成效。例如，在处理与盟友关系问题上，拜登政府不仅没能减少特朗普政府时期遗留的“信任赤字”，反而在不少领域制造了更多麻烦。其中，2021年8月美国从阿富汗单方面撤军的行为使之同英国和法国产生嫌隙，而美澳潜艇协议的签订更是给美法关系蒙上阴影。③在重振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问题上，从阿富汗撤军到乌克兰危机、从罗马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到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美国的国际领导力无论在战略安全还是全球治理层面都未能得到彻底恢复，其一系列承诺的执行力和可信度备受国际社会质疑。④在强化美国价值观影响力方面，由于国内政治极化、社会矛盾尖锐和国际领导力下降，拜登政府力推的所谓全球民主峰会、价值观联盟战略及“重建更好世界”倡议，在实践中都收效甚微、面临重重阻力。⑤

自由主义经历的这些挑战引发了近年来美国学界对其悲观预期的形成。早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现实主义者便强化了对这一战略的批判立场，约翰·米尔斯海默甚至用“大幻想”形容该战略的“失败”。⑥拜登政府执政以来自由主义重振乏力的事实，则导致部分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也对其前景信心不再。例如，弗朗西斯·福山在《经济学人》杂志的撰文就指出，阿富汗撤军标志着美国霸权的终结和自由主义的衰落。⑦约瑟夫·奈在拜登当选总统后也提出，当前美国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是关于世界秩序的，即在特朗普成为1945年以来首位质疑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美国总统后，拜登究竟应尝试恢复这种秩序，还是将其作为一种遗迹存诸历史？⑧

综上所述，如果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是对美国自由主义大战略传统的短期背离，那么为何其政策遗产影响如此之深？作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何拜登重振自由主义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出现了显著鸿沟？更进一步讲，究竟是特朗普政府背离了美国大战略的传统，还是美国国内外环境的重大变迁导致特朗普式的外交理念应运而生？在特朗普政府业已离任的当下，学界更需对此进行探讨，也更能运用历史后视镜，通过对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大战略走向的观察，客观评估“特朗普冲击”给美国外交带来的影响。毕竟，这一评估关乎对“当前美国大战略转型的性质”这一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判断，即该转型究竟是对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美国自由主义大战略传统的终结，抑或仅仅是自由主义大战略周期内的一次小幅调整与波动？笔者认为，准确的判断需要建立在对美国大战略的演化逻辑进行再剖析与再梳理的基础上。为此，本文将反思既有相关研究，结合美国大战略的变迁历程，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以重新解释其演化逻辑与历史周期。

二、既有相关研究概述

美国大战略的演化遵循着怎样的逻辑、表现出怎样的特征？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界对这一重要问题的探索形成了分别基于宏观、中观和微观逻辑层次的三种研究范式：国际体系中心范式、新古典现实主义范式以及国内政治中心范式。

(一)宏观的国际体系中心范式

以国际体系为中心的宏观研究是大战略研究的主导范式，其原因在于国际体系蕴含着对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无法回避的影响。⑨该范式的基本特征是忽略了国内政治的作用，仅以国家间互动建立理论假设。它认为，任何一国对外战略演变的根本动力都是存在于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压力。⑩基于此，该范式从对主要国家行为目标与偏好——追求权力还是寻求安全——的不同理解出发形成了两大代表性理论，即基于权力假设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和基于安全假设的防御性现实主义，最终得出了大国战略行为模式的两种结论：权力最大化和安全最大化，并为此展开了长期的学术争论。(11)这就表明，以国际体系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对于体系性宏观因素的突显，导致其未能在国际体系与特定国家的对外战略间建立严格的因果机制。同时，这也揭示出该范式蕴含的一项悖论：一方面，国际体系结构性压力与国家对外政策间需要纳入更为微观的变量才能发展出分析国家战略行为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这种努力又必然会使国际体系中心范式应有的理论简约性及其普适性被破坏。这一悖论反映到美国大战略演化逻辑的研究上，便表现为分析外沿过于宽泛以至于不同流派的研究结果伸缩性太大。

(二)中观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范式

为解决国际体系中心范式的上述问题，冷战后兴起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尝试把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双层变量结合起来，成为中观研究范式的代表。该范式对美国大战略演化的探讨集中体现在科林·迪克的《不情愿的十字军战士：权力、文化与美国大战略的演化》中。迪克认为，美国大战略演化的驱动力除国际体系压力外，还有美国政治文化。因此，在考察宏观的体系因素外，还需分析微观的政治文化，才能理解美国大战略的演化。在实践中，有两类政治文化左右着美国大战略的走向，即“自由主义”和“有限责任”。(12)作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根本思想源流，自由主义在外交上表现为：相信各国能通过推广民主政体、自由贸易及多边合作实现世界和平。(13)有限责任则强调美国应避免过多外交承诺和过高战略成本，这一认知的形成则是由美国独特的历史经验与所处的地缘环境决定的。(14)基于此，国内政治对美国大战略的影响即体现为自由主义与有限责任间的相互制衡：一方面，自由主义要求美国将大量战略资源投射海外；另一方面，有限责任又抑制着美国改造世界的冲动。正是两者间的持续互动塑造着不同时期美国大战略的形态。

新古典现实主义对美国大战略演化的探讨突破了国际体系中心范式的一些制约，引入美国政治文化要素，从而增加了理论的变量和解释力。然而，该范式仍未能就美国大战略的演化逻辑给出令人满意的阐释。例如，新古典现实主义将政治文化作为国内政治因素的结果是错误地将现象视为原因，把政治博弈简单等同于观念较量，因而是典型的“非政治的政治观”。又如，新古典现实主义也未能从根本上跳出国际体系中心范式的框架，依然认为体系因素是美国大战略的首要变量，这就导致其在解释美国大战略演化方面欠缺具体和针对性。(15)

(三)微观的国内政治中心范式

与上述两类范式相反，国内政治中心范式认为主要大国的对外战略都是各自国内政治的产物。因此，该范式将宏观的国际体系因素视为干预变量，将微观层面的国内政治博弈视作核心变量，从而弱化了体系因素的作用，更为精确地把握了美国大战略的变迁。此外，与中观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相比，该范式将理论假设建立在国内政治制度基础上，避免了观念因素不可证伪的缺陷，增强了理论分析力度。

然而，国内政治中心范式在理论构建和经验解释上的缺陷也很明显。无论是杰克·斯奈德的国内政体类型与对外扩张理论还是彼得·特鲁波维兹的国内区域间斗争与美国外交政策变迁理论，都受到美国政治制度的约束，认为权力制衡的制度安排必然引发国内围绕大战略制定的斗争。(16)这种假设的问题在于将制度设计等同于政治实践，忽略了后者的能动性。尽管美国存在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但多元化政治力量在寻求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仍能构建关于大战略的稳定共识、抑制大战略形成中的政治冲突。例如，自由主义在二战后之所以成为美国大战略的长期主导思想，便得益于国内形成了坚实的跨党派战略共识。(17)此外，国际体系在很多情况下也会制约美国国内围绕大战略制定的政治斗争。例如，在美国建国初期，尽管联邦党和反联邦党在内政、外交领域存在一系列纷争，但双方在奉行孤立主义大战略上却有迫于外部压力的跨党派共识。上述事实是用权力制衡的国内政治制度无从解释的。因此，我们从国内政治中心范式得到的启示是：一方面，对美国国内因素的分析要超越政治制度，挖掘其背后更深层和能动的利益因素；另一方面，不能机械地看待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在美国大战略演化中所扮演的角色。

三、权力—政治—结构：重构美国大战略演化逻辑的分析框架

国际体系中心范式、新古典现实主义与国内政治中心范式三种既有的代表性研究路径，分别从宏观(国际体系压力)、中观(国家政治文化)和微观(国内政治制度)三个层次探讨了美国大战略的演化逻辑，构成了一个相互补充、层层递进的研究体系。然而如前文所述，这些研究范式在变量选取、理论假定及经验解释上又都有着各自的问题，这就导致它们对美国大战略演化逻辑的理解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为此，本文致力于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构建一个新的框架，以实现重释美国大战略演化逻辑的学理目标。

首先，针对国际体系中心范式自变量选取过于宏观，使之与美国大战略的演化之间难以构建直接和明确的因果解释框架的问题，笔者在借鉴新古典现实主义和国内政治中心范式的做法、把美国国内政治变量纳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国际体系变量本身做进一步拆分，从中剥离出“权力”与“结构”两个更为具体的自变量，形成一个新的“权力—政治—结构”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经过拆分后，权力变量指的是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地位和影响力，其变化根本上决定了美国大战略的演化方向：当权力变迁处于崛起或强势阶段时，美国大战略底色是扩张；当权力变迁处于衰落或弱势阶段时，美国大战略底色则是收缩。结构变量是指国际体系中主要大国的力量对比格局——单极、两极或多极，其变化会在权力要素决定了美国大战略总体趋势的基础上对其具体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可以说，与国际体系相关的上述两个变量既彼此独立又紧密关联，这就使国际体系变迁与美国大战略演化间的逻辑关系链条更为精确，由此校正了国际体系中心范式中体系变量与美国大战略的演化不同步的逻辑偏差。例如，冷战的结束与两极结构的瓦解并未引发美国自由主义大战略的重大调整，其根源就在于美国权力的变迁趋势自二战起一直处于强势阶段，结构要素变化带来的影响只能从属于美国自身的权力要素。(18)此外，将权力要素与结构要素分开处理还可跳出对国际体系性质(紧张还是温和)进行先验假定的局限，实现研究价值中立。例如，美国大战略的底色——收缩与扩张——仅仅取决于其权力变迁趋势，而与进攻性现实主义或防御性现实主义所预设的国际体系性质无关。

其次，新古典现实主义和国内政治中心范式在理论假定方面存在一个共同的逻辑缺陷，即在处理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对美国大战略演化的影响上，表现出一种非此即彼的单向化思维。在新古典现实主义看来，国际体系在任何情形下都比国内政治更重要，国内政治中心范式则相反。与两者相比，“权力—政治—结构”框架将不再把理论假定建立在国际体系或国内政治对美国大战略演化的影响孰轻孰重的争论上，而是把对各个自变量影响力的评估置于特定的权力变迁趋势前提下，这就实现了研究变量选取和定位的科学化。具体而言，在权力崛起/强势期，由于美国大战略底色是扩张，其形态主要由国内政治变量塑造，国际体系结构——无论多极、两极还是单极——居于从属地位。这一假定背后的逻辑为，权力变迁所处的崛起/强势阶段赋予美国大战略广阔的空间，国际体系结构随之难以对其战略选择形成强有力的外部制约。因此，国内政治变量的作用就会突显出来，往往会发挥美国大战略形态塑造者的角色，导致美国的大战略选择成为国内政治复杂博弈的产物。例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权力崛起阶段，美国基于现实主义原则的海外扩张主要是由国内共和党政治精英及其代表的政治联盟的利益决定的，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无法对此产生根本影响。这也就解释了为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体系结构的深刻调整以及时任总统、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对于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设想和追求，都未能逆转美国大战略的现实主义取向。(19)

另一方面，在权力衰落/弱势期，美国大战略的底色则转为收缩，国际体系结构将取代国内政治博弈成为塑造其战略形态的首要动力。这一假定背后的逻辑为，权力变迁所处的衰落/弱势阶段显著制约了美国大战略施展的空间，使美国对国际环境的变化更为敏感，体系结构进而得以抑制国内政治成为美国大战略形态的塑造者。例如，特朗普政府执政后，美国国内政治精英的对华战略共识之所以能超越日益分裂和极化的政治结构制约，就在于美国权力的衰落趋势(尤其是相对于中国)日益显著，其大战略选择的空间不断受限，只能在推进全球战略收缩的同时尽可能集中精力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结构性压力。

最后，针对国内政治中心范式将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尤其是权力制衡下的政治斗争视为其大战略演化决定性因素蕴含的逻辑缺陷，“权力—政治—结构”框架除在理论假定方面进行优化外，还致力于深化对国内政治变量本身的理解。正如前文指出的，政治制度只是提供了一个围绕美国大战略制定的国内博弈平台，这种博弈既有可能是合作导向的正和博弈，也有可能是竞争导向的零和博弈。如果按照国内政治中心范式的理论假定，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必然导致国内围绕大战略的制定产生零和竞争，那么无论是二战后跨越党派分歧的“冷战共识”、还是当前同样获得两党支持的对华战略竞争共识的出现，便都无法用该范式分析。本质上，国内政治中心范式将政治力量相互制衡视为美国大战略演化首要变量的做法，与新古典现实主义将政治文化视为干预变量的做法相同，是“非政治的政治观”，其对美国政治要素的理解过于机械，忽略了政治过程的能动性，没有意识到政治博弈背后的根源——多元化社会利益的实用主义本质。(20)因此“权力—政治—结构”框架将超越美国国内政治要素分析的制度维度，将其对美国大战略演化的影响视为国内代表多元化社会利益的不同政治联盟间进行正和/零和博弈的结果。

按照这一逻辑，在美国大战略演化的过程中，国内政治的影响源于多元化社会利益在对外政策偏好上的共识与冲突，而它们又植根于美国在自身崛起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以国内不同区域、阶层和产业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发展的差异性。在这一过程中，多元化社会力量在大战略选择方面既可能形成相近的利益，也可能出现彼此冲突的诉求。因此，为了使美国大战略符合自身利益诉求，国内社会力量往往致力于构建以共同利益和偏好为基础的政治联盟。由于美国奉行代议制民主，总统和国会议员从竞选连任等理性选择视角下的个体利益出发，不得不在对外政策制定中将其代表的政治联盟利益纳入考量范畴，这就导致这些联盟具有了影响政治精英立场的渠道。最终，以国内政治制度为平台，美国大战略成为在决策过程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多数联盟意志的体现。(21)这一逻辑在“权力—政治—结构”框架内最明显地体现在国内政治变量影响最大的权力崛起/强势阶段。例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权力的崛起阶段，共和党及其代表的政治联盟便主导了美国大战略的走向。无独有偶，二战后美国自由主义大战略的迅速生成和持续推进，同样根本上得益于国内支持这一战略的主导性政治联盟的出现，而非国际体系结构的变迁，否则我们很难解释为何这一大战略能够延续至后冷战时代。

总之，以权力、政治和结构三个核心变量彼此作用搭建的“权力—政治—结构”框架梳理出一条美国大战略演化逻辑的新线索，形成了一个“一体两翼”的解释架构，其中权力变迁为“一体”，是美国大战略演化的关键基础性因素，根本上决定了不同历史阶段美国以收缩和扩张为特征的大战略底色。在此基础上，国内政治博弈与国际体系结构则为“两翼”，在实践中交互驱动着美国大战略的演化、塑造了不同阶段的具体形态。正是以权力变迁这一基础性核心变量为指引、以国内政治博弈和国际体系结构两大具体核心变量的交互主导为动力，美国大战略才形成了立国两百余年来的周期性变化轨迹，为我们理解当前美国大战略转型的性质提供学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