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枫：古典学研究的津梁

西方古典学在当下中国，不敢称显学，但也是有相当吸引力的学科。很多聪明的头脑，看到空中放出的一道又一道煙火，便纷纷调转方向，奔向这新的竞技场。但烟花散尽之后，曾让人血脉偾张的口号和魅惑张狂的理论，因为无节制的重复，开始让人感到厌倦。也许，竞技者应该利用这段空闲，开始思考更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如何通过严格、枯燥的训练，采用哪些经过历史检验的方法，才能稳步进取，循序渐进地完成这门学科的培养目标。张巍最近出版的《西方古典学研究入门》一书（以下简称《古典学入门》，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耐心、细致地向读者展示了西方古典学的研究范围和旨趣，对于这个领域中各种研究途径、所要遇到的关隘、所需要的各类工具书，等等，都做了全方位的展示和无死角的照射。

这本书题为“入门”，为的是符合丛书“历史学研究入门丛书”的体例。但“入门”一词已不能概括此书的深度、规模和气魄。全书对西方古典学的版本、目录、研究理念和方法多个层面做了清点。在附录中，作者还列出古典学研究最重要的辞书、工具书和指南，并附有对这些书籍的详细介绍，以及编纂历史的说明，充分展示了作者对西方古典学广泛、深入、专精的把握。中国学者在目前阶段能写成这样规模的书，让人感到既佩服又意外。《古典学入门》虽然只是一本书，却兼具学科导论、学术指南和研究手册的多重功能。不仅适合古典学研究者，做西方其他历史阶段文史研究的学生，读后都会有实质的帮助。限于篇幅，我只能就我关心的三个问题做简要评述。

第二章《典籍博览》讨论了相关目录学知识，以及初涉古典学时当采取的阅读步骤。我们都知道，读书之前，需先知道有哪些书要读、哪些书可读，也就是需要对目前有能力读以及今后可能会读的书籍有通盘了解。系统的学术训练，应从最基本的人名、书名、内容梗概、书籍分类等项目入手，而目录学方面的指点，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条其篇目”和“撮其旨要”。条其篇目，就是著录书名和篇目，对书籍做目录学方面的充分描述。撮其旨要，就是对书籍内容做精简概括，并能评说思想，叙述学术源流。读书就如同进入一座宝库，需先获取所有宝藏的存储清单，了解分类原则。这样做，可以全面了解库藏的数量、规模和内容，做到心中有数，更重要的是，可以获知某书在整体知识格局中的精确定位，以准确判别其价值，不至于高估或低估其重要性。

西方古典学所涵盖的典籍，按照较宽的定义，包含从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四世纪的希腊文、拉丁文著作。作者参考中国目录学对典籍的划分形式（经、史、子、集），将西方传世的古典文献按照“文学部”“史学部”“哲学部”和“演说部”做了分类，并对重要典籍的内容做了提要。在“文学部”中，又以诗体和散文体为标准，再做进一步划分。其中诗体部分，史诗、悲剧、喜剧这三类作品最容易区分，但还有一大批以不同格律写就、表达不同主题的诗歌文本，归入“各体诗类”。作者随后分述这些诗体的起源、格律、主题和功能。比如古希腊的讽刺体诗（iambos），主要指以短长格为节奏特征的诗行，“最初很可能与狄奥尼索斯和德墨忒的秘教仪式有关，源自带有诙谐、调笑和谩骂内容，甚至包含露骨的猥琐话语的仪式歌曲，用以取悦神明，后来则逐步与仪式脱离，成为具有讥讽和詈责乃至恶语毁谤功能的诗体”（39 页）。在这样简洁有力的概括之后，再列出主要诗人和作品，读者便可在阅读十余行之后，对这一诗体有最基本的了解。同样，古希腊的挽歌体（elegos）、弦琴体（lyrikos）、牧歌、铭体诗（epigram）以及古罗马的讽刺诗（satura）和爱情挽歌，都由作者在有限的篇幅内做出精要的概括，使得这部分文本的分类和题解带有专题辞书的词条性质。作者在九十多页的篇幅内，对西方存世的古籍做了鸟瞰，要完成此种全方位的覆盖，虽不必将西方古籍的原文或译文通读一遍，但一定需要对主要典籍极其熟稔，对传世经典文献的整体格局了然于胸，才能完成此项高难度的任务。

基本典籍的分类既明，下一步便是如何展开阅读。张巍指出，有志于从事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学生，需要逐一翻检典籍本身，最为便捷的方法就是“一册一册地浏览娄布古典文库”（33 页）。“娄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 ，也译作“洛布”）是美国出版的古典文本的双语对照本，只有极简的校勘和注释，适合非专业学者和初涉古典学的读者。对于这个意见，我深表赞同。借助可靠的译文，先对文献的全貌尽可能多了解，于西方古代文学和学术的规模、布局和气象先有一大致认识，这是严谨治学的第一步。我觉得作者这一建议，深中肯綮，准确地戳在国内古典学研究的软肋上。按照学术训练的步骤，当先博览，而后专精。也就是先接受通识教育，先做宽广、浅表、大量的阅读（不必读原文，此时也无能力读），先开始熟悉、喜爱一批（而不是一本）经典著作，然后再去做“窄而深”的专精研究。当然，通读这套书，恐怕少有人能完成，但我们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如果阅读不广，视野不宽，则后续研究缺少动力，无法延展，而且容易流于单调乏味。毕竟，古希腊哲学不只有柏拉图一人，亚里士多德也不只有形而上学和政治学，特洛伊故事不仅仅存在于荷马史诗中，而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书里也可找到无数有趣的题目。

如果跳过博览这一阶段，就会对古典文本的多样性认识不足。古代著作门类之多、涉猎之广、趣味之杂，会让我们颇感惊奇的。举一个《古典学入门》谈到，也有现成中译本的作家为例。被列入“杂纂类”的罗马作家路吉阿诺斯（Lucianus，约115—180 年，过去多译为琉善）留下了三十六篇希腊文写成的讽刺对话。他另有一篇作品《真实的故事》，可称之为“奇幻小说”之祖。小说用第一人称，叙述主人公在陆、海、空三界的漫游和奇遇。主人公既参与过月球人与太阳人之间的战争，又经历过飞向金星的星际移民，还曾被巨鲸吞入腹中，当了七个月的约拿。这本书基本每一页都充满谬悠之说、荒唐之言和无端崖之辞。最令人捧腹的情节是，主人公离开“福人岛”（指善人死后的居所），已死的奥德修斯竟然瞒着妻子佩内洛普，托主人公偷偷给曾经囚禁过他的女仙卡吕普索（Calypso）带信，后悔自己当初鲁莽，竟然放弃永生，冒死回到伊萨卡与妻子团聚，实在是愚蠢至极。路吉阿诺斯寥寥几笔，就整蛊了《奥德赛》。这篇古代的奇幻文学影响了伏尔泰的《老实人》和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也难怪周作人会花大力气将路吉阿诺斯主要著作译为中文。这些丰富多彩的文本，只有依靠对古典著作的全貌有基本了解和浏览，才能尽早进入我们的视线。

第三章《经典研读》，讨论了在具备原文阅读能力之后，如何以专业方式阅读古代典籍。这一章里，作者完全是在手把手教会读者如何阅读西方古籍的校勘本、辑佚本以及注释本，便于读者挑选适合自己目前研究水平的本子。以学术研究为鹄的的专业阅读，必讲求版本，这是学术常识。比如读中国史书，肯定会先选择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点校本”，更深入的研究则可能需要用到刻本。西方古籍亦然。但西方学术界的特异之处在于，几个古典学术传统悠久而强劲的国家，都会推出本国的古籍原文校勘本。为节省篇幅，我只用最简略的说法，不写出各种丛书的全名。比如，德国有“托伊布纳本”（Teubner），英国有“牛津本”，法国有“布代本”（Budé），意大利则有“瓦拉本”（Val la）。德、英、法、意各国推出的整理本，各自特点何在？使用过这些版本的学者都能大体说出基本的特点和差异。比如，“布代本”与英语世界中最为流行的“娄布本”类似，原文与译文对照刊登，很方便读者寻检，但页面布局的方向与“娄布本”相反，正文中左页为法文译文，右页刊登原文。同时，“布代本”也是更高级的“娄布本”，因为它的校勘记和注释远比后者为多。但这只是直观印象。能将几套丛书的特点系统而精确地总结和描述，绝非易事。特别像“托伊布纳本”和“牛津本”这两套丛书，只刊登希腊文和拉丁文原文，就连整理者自己撰写的所有解释性文字，比如前言和点校者对疑难问题的按断，都一律用拉丁文写成。如果没有专业的指导，初学者面对这样的校勘本会茫然无措。

为帮助读者使用专业的校勘本，扫清阅读障碍，张巍特意从上述四套丛书所收录的希罗多德《历史》中选取两页，作为示例复印在书中，将以上四套丛书的特点详细说明。就以德国和英国的两套校勘本而言，“托伊布纳本”属于详校本、精校本，每一页最下方的校勘记（apparatus criticus）最为详尽周备，尽可能呈现有价值的异文以及历代学者的校订成果。每一页在原文和校勘记之间，另有若干“夹层”，包括“古注”（scholia）和“古证”（testimonia）。“古注”收录了古代学者为《历史》所写的注释，而“古证”指的是后世希腊和罗马作家对此段正文的征引和评述。要看懂并有效使用这样的精校本，就需要理解每一页的页面设置都包括哪些内容，才能明白这样的整理本实际包含了集注本的部分功能。当然，“托伊布纳本”中并非每一册都有如此完备的配置，选择希罗多德的《历史》能最大程度地显示西方古籍校勘本的强大功能。

为了让读者直观把握多种校勘本的信息，作者全面、精准地将两页上刊载的所有信息（包括文字、缩写、符号、数字）都一一讲明。仅以每页最下端的校记而言，不明就里的读者能看到的只是各种神秘的符号和简短到令人难堪的拉丁文缩略语。其实，这些记号的含义，对于专业学者来说并不难理解。比如，一些特定的字母缩写，乃是后世抄本的代码，需要查对整理者前言之后的“抄本符号表”（sigla codicum）来解码。但校勘者用拉丁文缩略或简短拉丁文写成的按断，则需要读者来自行翻译。张巍选取了“托伊布纳本”希罗多德《历史》卷六中的三段校勘记，用中文译出，将原文缩略之处补足，为读者做了极好的示范（141—142 页）。比如对于卷六原文第1030—1031 行，整理者有简短校记，“形状”如下：om.A1B1CTin mg. suppl. A2secl. Gronovius sed v.Eust. 这些密码般的字母、数字、缩写，表述的是整理者的校勘意见。张巍对此有完整的翻译，这里我只简述大意：1030—1031 行十四个字，抄本A 和抄本B 的书手以及抄本C 和T 均不录，但抄本A 第二位书手却在页边空白处补写，荷兰学者格罗诺夫将这部分用方括号与正文隔离开，但可参见尤斯塔修斯（Eustathius，十二世纪拜占庭学者）。

作者只用了二十页的篇幅（127—147 页），就将上述四种丛书的特点讲述得明明白白。就我所知，中文学界未见过如此简明清晰的概述和对比。若没有精深的专业知识和菩萨心肠，绝不能完成这样看似简单、实则难度系数极高的工作。因为不假思索、囫囵吞枣地使用校勘本容易，但能将一页纸上的一字一句、一符一数、一点一画都能精准地解释清楚，将所有的古证、所有抄本的符号、所有用密码一样的拉丁文缩写写就的按断，都能逐一解释清楚，是需要专业训练的。

我读这二十页，甚至萌生出一个顽皮的想法：若想快速、有效地区分“古典语文学专业”和各式各样的“再造古典思想专业”，不妨在经典著作的“托伊布纳本”中指定两页，让学生当场讲解页面上印刷的所有字符、数码、缩写、简写，讲解的正确率即为口试分数。再就校勘者所做出的抉择发表意见，然后再论这两页所涉及的语文学、修辞学、历史以及思想方面的知识。如能将现代整理本中所有“显白”的信息了解通透，大约可以考出古典语文学训练是否完整。

近几年，“语文学”一词在中文学界突然蹿红，成为又一个人云亦云、实则又不知所云的词语。这个词在西方学术史上的具体所指和语义变迁，我们并未辨析清楚，甚至还出现“语文学式的生活”这样令人费解的说法。要了解“语文学”在近代古典学学科上的含义，我们可以参看《古典学入门》第一章《专业培养》。作者挑选了剑桥、海德堡和哈佛三所大学的古典学专业，将各自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从本科到博士各个阶段的要求以及阅读书单，都详加考察。这是这本书一以贯之的优点，不玄虚，不煽情，以事实说话，一切落在实处。谈到教育观念和培养模式，需要考察不同国家的不同培养模式，而不是泛谈意思飘忽不定的“古典心性”。这三所大学的古典学教学模式，虽各有侧重，又有共同的关切。其中，以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模式最具代表性。

根据张巍对学科发展的简要追溯，海德堡早在十九世纪初年就建立了“古典语文学”专业，并在一八五五年率先设立了“古典考古学”教席，又在一八六六年设立“古代史”专业。这可以说明德国对古典学的理解，自十九世纪开始便采取综合、开放、跨学科的态度。到了二00四年，海德堡为打破学科界限，将所有与古代历史和考古相关的专业以及科系统合在一处，成立了“古代学研究院”。这个学院意在整体涵盖“古代学”（Altertumswissenschaft），不仅囊括了古典考古、古代史、铭文学，还将邻近学科如埃及学、拜占庭研究、纸草学和古代近东研究一并纳入，形成西方古代研究学科的“巨无霸”。但有趣的是，“古典语文学系”并没有被这个学科巨头吞并，而是保持了独立的学科建制，和“古代学研究院”平行，与其他几个研究院所共同构成“哲学学院”（11 页）。这足可见到古典语文学在古典学专业中的核心地位。以经典文本阅读为主、作为古典学基础的古典语文学，与看似更为专精的研究相比，至少可以分庭抗禮。

国内对此点多有误解，所以常常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古典语言的学习只是未来从事更专门研究的准备阶段，仿佛初步掌握古典语言、仅仅能做简单阅读之后，便可一个箭步，跃进到专业研究。这实际上是对西方古典学一种褊狭的理解。如果轻视对古典语言的深入学习，忽视对古典典籍的广泛阅读，可能造成的后果便是将古典学单纯等同于某派政治哲学，或机械等同于古代史。这都是以古典学之名来推进比古典学更加狭隘的单一学科。反观剑桥、海德堡和哈佛的三种培养模式，无不注重在初级阶段强化对古典语言的训练，努力扩大古典文本的阅读量和阅读面，强化对古代典籍（主要是文学）系统、专注、敏感、海量的阅读，然后方可造就学有专精的研究者。

参照张巍对英、德、美三种培养模式的分析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古典学不是“再造古典思想专业”，也不是“古典文本略知大意专业”。它既不是古代政治哲学研究的预科和识字班，也不是古代史的自留地和后花园。这是《古典学入门》一书带给我们的又一个有益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