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修平：历史与现代双重变奏中的近现代佛教入世转型（下）

在近现代佛教入世转型与社会文化的交涉互动中，佛教对现代社会男女平等思潮的调适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传统佛教既有佛法平等、佛性无差别的教义学说，同时也有专门针对女性的八敬法、女身五障说等内容，面对社会上的男女平等思潮，如何做出回应成为传统佛教走向现代的重要课题，也是佛教入世转型必须回答的问题。从总体上看，近代中国佛教对男女平等思潮的调适，既有因认同而兴起的顺应，也有因异议而做出的辩解和反思。在对男女平等思潮的顺应中，佛教努力挖掘自身的理论资源，对传统佛教经典和思想做出顺应时代的诠释和解读，例如从缘起性空的角度破除男女相的差异，从佛性平等来说明男女平等。在佛教女众中则出现了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强调“佛教女众和僧众是平等的，都有着分担教务的使命，毫不逃避自己应有的责任。国危了，女众应该起来共同扶助”[45]。在对男女平等思潮顺应的同时，近现代佛教也对教内外的种种异议和质疑做出了自我辩解和反思。例如八敬法，就有人辩解说，这并非是对女性的轻视和贬低，而是佛陀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中随缘说法的一种方便法门，“昧者不当据此为轻视女性之铁案也”[46]。而且佛教对男女平等有其独特的见解与表达，例如太虚法师认为，男女是业报果相的必然差别，但这种差别并不包含性别的歧视:“佛法不许言天生，但言业报。同在人中，先业善者报为男身，先业恶者报为女身，故有清浊;然造业由心，皆可自主，故复平等。”[47]“佛法当依同一真如、同具佛性而观平等，若业果相则自万有不同等也。……从不平等之业果执平等，而不明其真平等之所在，复昧佛说此之所因，洵乎其难通也。”[48]在对质疑做出辩解的同时，佛教界对因男女平等思潮而引发的女性参政、自由恋爱等既表达了某种程度的认同，也对由此而引发的一些不利影响做出了批判和反思。例如印光法师认为:“现在大家提倡男女平权，谓为抬高女人的人格。不知男女之身体既不同，则责任亦各异。圣人所谓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正位乎内者，即实行烹饪纺织，相夫教子之事也。今令女人任男人之事，则女人正位之事荒废矣。名虽为抬高女人的人格，实则为推倒女人的人格。”他甚至认为，因缺少贤妻贤母，“此吾国所以弄得国不成国、民不成民之根源”。若“以其克尽妇道，相夫教子，于家于国，利在不知不觉中”[49]。这种对社会男女平等思潮给出的不同意见，既反映出传统女性观在佛教中的深刻影响，也表现了佛教在入世转型中与社会思潮调适的多元路向。近代以来中国佛教对男女平等思潮的调适，一方面给佛教的发展带来了时代性的新变化，不但在思想观念方面推动了佛教的现代转型和入世化进程，也实际推动了女众佛学院创办、女性书刊出版发行等佛教事业的积极开展，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传统相夫教子的社会伦理观和包括八敬法在内的传统佛教女性观的影响力依然十分巨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现代佛教的入世化转型及其与现代社会文化思潮的调适，道路漫长而曲折。

在近现代佛教的入世转型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中，支那内学院是一个非常独特而又典型的个案，它既是一个佛学研究机构，也是一所以佛教居士为骨干的现代佛教学院;既是一个社会文化团体，也是一个佛教居士组织，它似乎处于佛教与世俗社会之间，如其既说“支那内学院非宗教性质，是讲学机关”[50]，又自称“居士道场”[51]，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身份，它为佛教的入世转型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支那内学院与太虚一系的佛教改革派致力于推动佛教入世转型的实践理性路线不同，佛学观上相对保守的它开启的是20世纪中国佛教入世转型的理论理性路线，不但为中国佛教的入世转型提供了思想理论资源，其本身也成为近现代佛教转型的一个侧面。支那内学院体现了近现代佛教转型中佛教学院的现代化探索，也体现了如何将佛教文化资源对接现代知识体系以有效与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相结合的探索，并凸显了学者、思想家和居士群体在近现代佛教入世转型中的重要作用。支那内学院通过课程设置与现代教育联结，通过儒佛之辨、佛教经典真伪之辨等，既展开了与世间现代学术的交流，又引发了佛教界何为真佛教等一系列讨论，它以特有的方式推动了佛教的现代化和入世转型，对佛学走进学术界、教育界和思想界，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发展中佛学的始终在场，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五、入世转型与走向现代和未来

近现代佛教的入世转型，推动中国佛教由传统走向了现代。孕育于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人间佛教的理论与实践，也在海峡两岸得到了充分拓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华优秀佛教文化在推动社会文化发展、丰富大众生活、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然，近现代佛教的入世转型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例如人间佛教的理论与实践在现代和未来的推展中如何既适应时代的需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与时俱进，又能始终保持自己独特的精神，彰显自身独特的价值?如何始终坚持契机契理的原则，在入世发挥作用与坚守出世精神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如何与现代科技和学术交流并参与到世界文明互鉴中，又继续坚持佛陀智慧解脱的本怀和佛教中国化方向?

“入世”并不等于“世俗化”。佛教“入世”是要发扬大乘精神，为现实的社会和人生贡献智慧，这就需要与世俗社会和世间文化相处，与之相适应，才能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化导世俗而不是自身世俗化，这需要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近现代以来的佛教入世转型，为了适应社会和文化的急剧变化而图生存、谋发展，因而出现了附会近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论证佛学不违背现代科学和自由民主思想，乃至到市场经济时代，一度出现了过度的商业化现象，这些都表明，如何在适应社会文化环境中推进佛教自身的理论和实践，如何入世而不世俗化，始终是佛教入世转型需要关注和反思的重要课题。

回望历史，中国特色的佛教在中国化进程中形成发展，佛教的入世转型在社会发展和大众的需求中不断推进;展望未来，中国特色的佛教、人间佛教的理论与实践也将在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中走向新的辉煌，并将进一步推进佛教的中国化。在中国佛教的未来发展中，入世转型、推进人间佛教的理论与实践，与佛教的中国化将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坚持佛教的中国化方向，继续推进并深化佛教的中国化，必须持续加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历史表明，佛教的中国化、佛教的入世转型和人间佛教的理论与实践，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成果，因此，中国佛教在未来的发展中，也需要继续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吸收世界人类文明的成果，以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中国特色的佛教在历史上是对儒道等中国固有文化的融合中形成的，也将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加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及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进一步繁荣，并对世界佛教和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注释：

[1]以上引文见《六度集经》，《大正藏》第3册第27页下、第6页上、第49页上、第25页上。

[2]《六祖坛经·般若品》，洪修平解读《坛经》，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第89页。

[3]《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七，《大正藏》第47册第929页下。

[4]《永觉元贤禅师广录》卷二十九，《卍新纂续藏经》第72卷第561页中。

[5]关于传统佛教思想理论层面的中国化，请参阅拙文《论汉地佛教的方术灵神化、儒学化与老庄玄学化》，载《中国佛教与儒道思想》，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241－259页。

[6]孙宝瑄:《日益斋日记》（佚），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页。

[7]谭嗣同:《仁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26页。

[8]范古农:《经济学与佛学序》，载《海潮音》第12卷第2期。

[9]王季同:《劝全世界学者研究佛学书》，《佛法省要》，大法轮书局，1944年，第57页。

[10]太虚:《西来讲佛学之意趣》，《太虚大师全书》第33卷，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63页。

[11]杨文会:《等不等观杂录》卷一《佛法大旨》，《杨仁山居士文集》，黄山书社，2006年，第260－261页。

[12]弘一法师:《佛法十疑略释》，《李叔同全集01》，哈尔滨出版社，2014年，第71页。

[13]太虚:《新与融贯》（1937年8月在世界佛学苑研究部讲），载《太虚大师全书》第1卷，第382页。

[14]太虚:《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黄夏年主编《太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47页。

[15]印顺:《人间佛教要略》，黄夏年主编《印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58页。

[16]欧阳竟无:《支那内学院院训释》，《欧阳竟无内外学》，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9－40页。

[17]王恩洋:《儒学中兴论》，《王恩洋先生论著集》第八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4－155页。

[18]寄尘:《佛教之育才说》，《新僧》1925年第2－3期，第53页。

[19]袁烈成:《中国二十年来之教育观》，《佛化新青年》1923年第1卷第7号，第8页。

[20]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册，东初出版社，1974年，第204页。

[21]愚敏:《僧教育的四大问题:制度、经济、教授、学僧》，《正信》1946年第10期，第13－14页。

[22]欧阳竟无:《辨方便与僧制》，《欧阳竟无内外学》，第444页。

[23]同上，第445页。

[24]太虚:《僧格之养成》，《太虚大师全书》第18卷，第170页。

[25]太虚:《佛教之僧自治》，《太虚大师全书》第18卷，第295页。

[26]太虚:《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太虚大师全书》第31卷，第75页。

[27]太虚:《建设现代中国佛教谈》，《太虚大师全书》第18卷，第232页。

[28]章太炎:《论佛法与宗教、哲学以及现实之关系》，《中国哲学》第六辑，三联书店，1981年，第300页。

[29]欧阳竟无:《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需》，《欧阳竟无内外学》，第572页。

[30]太虚:《佛陀学纲》，《太虚大师全书》第1卷，第186页。

[31]太虚:《人群政制与佛教僧制》，《太虚大师全书》第24卷，第46页。

[32]章太炎:《论佛法与宗教、哲学以及现实之关系》，《中国哲学》第六辑，第310页。

[3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1页。

[34]“应用佛学”乃梁启超语，参见《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908页。

[35]张践:《中西政教关系史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26页。

[3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99页。

[37]陈荣捷:《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廖世德译，台湾文殊出版社，1987年，第35页。

[38]欧阳竟无:《与陶闿士书二》，《欧阳竟无佛学文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2页。

[39]欧阳竟无:《覆蒙文通书》，《欧阳竟无佛学文选》，第375页。

[40]杨文会:《支那佛教振兴策一》，《杨仁山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6页。

[41]黄夏年主编《太虚集》，第437页。

[42]同上，第439页。

[43]明旸主编《圆瑛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第128页。

[44]孙亦平:《艾香德牧师与中国佛教:民国时期宗教对话的一个案例》，《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6期。

[45]摩尼:《全国佛教的女众们起来吧》，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补编》第45卷，中国书店，2008年，第22页。

[46]智严:《女子在佛法中之地位》，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46卷，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年，第236页。

[47]太虚:《答觉非问（十三则）》，《太虚大师全书》第29卷，第358页。

[48]太虚:《答朱中翰问（三次十则）》，《太虚大师全书》第29卷，第332页。

[49]以上引文见张育英校注《印光法师文钞》上册，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1707、564、540页。

[50]欧阳竟无:《与章行严书》，《欧阳竟无内外学》，第460、463页。

[51]吕澂:1932年，“更决定内院根本改组，立四信条，曰为真是真非之所寄，为法事广大，为居士道场，为精神所系。由是每年四月十月开道场大会两次，集众讲学。”《支那内学院简史》，南京市档案馆:1003－17－10。引自孟国祥编著《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教育与博物馆事业损失窥略》，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第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