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域与进路——杨国荣教授访谈（4）

(六)个体之域与公共之域的互动

林：这其实涉及到您对于“人”的理解，人既有自我认同的个体性，同时也有社会认同的社会性。个体的自我完善和公共领域虽然各有侧重，但也并非绝对分离。

杨：人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人是个体的存在，荀子从“心”的角度谈“出令而无所受令”，也涉及人的这一特点。人的价值追求、精神提升以个体自身的存在为关切点，并非他人所能替代。另一方面，人又不是孤独的、离群索居的对象，而是具有社会性，个体与他人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不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交往，人与人之间都无法相分。可以看到，人的存在涉及自我之维，也离不开与人共在。从孔子、孟子、荀子，再到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都强调了人是群体的动物，这是基本的事实。从这一层面来说，个体之域与公共之域并非截然隔绝，而是相互交融的。传统的社会背景中，一方面是君权至上的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邻里、朋友、家庭间也相互理解帮助。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则更多呈现为平等的关系，政治领域中干部与群众之间不存在等级界限，父子之间也不再以单向服从为交往原则。时代不同，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也不同，但是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品格则始终存在。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彼此相处，还是政治领域中的对话沟通，都涉及个体的选择、社会的关系，这也是我反复提到的存在的具体性。离开人的具体存在、离开了具体的社会关系去谈个体领域与公共领域就失去了实际的价值意义。

林：就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来看，从传统社会到现代有着相异的形式。落实到成己成物的具体过程，通过将个体和更广的社会生活相联系的“事”的视角，能够扬弃当代哲学中个体领域与公共领域相互分离的趋向。

三、儒学展望：文明的互鉴与个性的探索

(一)“入乎其中”和“出乎其外”

林：中西之辩是老生常谈，由此也产生反向格义、以中释中、以西释中等一系列论调。包括比较热门的运用现象学、后现代观点研究中国哲学，您如何看待这类研究现象？

杨：从20世纪西方哲学流派来看，其构成呈现多样化，但最为主要应当是现象学与分析哲学。进入21世纪以后，从分析哲学来看，很多年轻的学人有海外学习或访学的经历，受过较为严格规范的分析哲学训练，所以他们研究的方式方法和表述观点的进路都接近于西方分析哲学的模式，特别是一些青年学人刻意地仿效，以至于他们聚焦的论题、论述的方式、观念的认知与当代西方分析哲学几乎一一对应。不过到目前为止，更多还是集中于介绍、引入西方分析哲学的新进展，基本上是在分析哲学的框架内来思考某些问题，其研究方式如包括思想实验、逻辑预设等等，也与之相近。

现象学在中国俨然已成为显学，以现象学的观点来反观某一问题，或者对某一问题作现象学的考察，此类题目多如牛毛。言必称胡塞尔、言必称海德格尔，表明现象学的影响力超过了分析哲学。但对于这类以现象学的概念去考察中国哲学的研究现象，我持保留意见。首先，现象学作为20世纪的重要学派之一，本身在演进过程中经历了诸种变化，其理论十分繁复。现象学的哲学内涵是什么？它究竟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达到何种哲学的目标？相对于其他哲学系统，其思想进路的独特性又体现在何处？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加以梳理。如果对现象学本身都尚未了然，动辄就讲现象学的方法，结果只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一些文章的表述看似高深莫测，实则云里雾里、不知所云。现象学本身在对哲学论题的言说上，往往缺乏概念的辨析和严格的观点论证，因而很多表述较为晦涩模糊。一些学人虽好讲明见性、本质直观、意向性、纯粹意识，等等，但实际上并不理解其理论内容。其研究仍在现象学之外兜圈子，看起来云遮雾罩，并不能提供真正启迪智慧的见解。这种“做哲学”的方法，意义显然不大。我不大赞同刻意套用某种西方主义的思潮去反观中国哲学，在我看来，单纯以非反思的形式加以迎合和效仿是不可取的。

前面已经讲过以世界哲学为视域，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其他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观点都是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哲学的重要参考背景。具体、认真地去理解、梳理、消化这些成果，以这些成果反观中国哲学自身传统，这是必要的。如果缺乏理论的视野、缺乏世界哲学的高度，仅仅把西方哲学普遍化为唯一的标准，以此规约中国哲学，这无疑是片面的。当然，以封闭的方式回溯和理解中国哲学，片面强调中国思想自身的特殊性，也非健全的思想形态。中国传统哲学以性与天道的考察为指向，对于问题的理解、阐发具有丰富的内在意蕴，也有其内在的逻辑脉络，今天需要在新的理论背景下来理解。剔除一切外来的概念和理论，就中国哲学而论中国哲学的所谓“以中释中”，显然难以推进对中国哲学的理解。相反，如果有不同的思想参照系统，能够以较为开放的态度看待中西哲学，则可以从经典中读出新的意义，看到以前所未关注的问题。

中国哲学中有很多重要的概念、观念、范畴，其特点是言约义丰，包括汉语的表达特点也是绵密、细微的，它们隐含着丰富的意涵而非显露在外，有待人们去阐发、去解读。解读者自身的修养愈是深厚，愈能从中挖掘出丰厚的文化内涵，愈能将中国古典哲学的深层意义予以充分揭示。反之，如果拘守单一的思想传统，缺乏多重理论资源的掌握，自然只能重复那些几百年、几千年来已昭然若揭的东西，难成自身独特的理论构架。说到底，既不能亦步亦趋，用半生不熟的概念框架加以依傍；也不能囿于以往传统自我封闭；更需拒绝跟风式的研究，群起而关注某种问题，以致人云亦云。

林：经典从其内容上并未发生实质变化，但对于经典的理解、诠释却与所处的时代背景、现实问题密切相关，把西方哲学作为思考中国哲学的“他山之石”而非迎合、重复的对象，有助于赋予传统以新的生命力。回到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研究上来，您在文章中也谈到并不是要完全放弃逻辑分析论证，并不是要排斥语言分析。

杨：我一直强调，在现代两大学派中，首先要经受分析哲学的洗礼。分析哲学中对于概念的辨析、理论的论证，有助于提供清晰有效的思维成果，是我们从事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这种训练和洗礼不同于把分析哲学概论或介绍性的教材通读一遍，而是深入阅读、理解分析哲学家的著作，像赖尔、奥斯汀和维特根斯坦等真正意义上的分析哲学家的原著，都值得认真研读。分析哲学的进路与方法，乃是通过他们的著作传达出来的，唯有深入把握原著，才能领略其独特进路。

当然，如上所述，分析哲学有其自身的缺陷，包括将辩护或批驳的过程视为研究工作的全部。他们的讨论常常限于语言和概念的领域，而非世界本身，体现在研究上就是表述严密、论证透彻，但缺乏现实关切，无法提供真正引人深思的问题以及问题的解决，也未能呈现期望中的哲学的洞察和智慧的见解。语言本来是我们理解世界的一种工具，但在分析哲学中，工具本身却成了目的。因此我们对于分析哲学要加以反思，一方面不能简单地否定，而是需要切实地把握其哲学取向，通过概念辨析、理论论证的训练克服思辨性、模糊性；另一方面又应避免刻意仿效的做法，扬弃其化“道”为“技”的趋向，也就是说，尽可能做到“入乎其中”和“出乎其外”的统一。

(二)超越独断：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林：中国哲学传统中或多或少较为忽视概念分析与逻辑推论，同西方哲学在思维方式上有所不同。

杨：概念的辨析和理论的论证是分析哲学最为重要的两点，它从根本上保证逻辑的严密性，避免含糊其辞、不知所云。中国哲学传统对于形式逻辑似乎没有给予充分关注，引入这种逻辑分析的研究进路，也有助于克服我们自身传统中忽视形式逻辑的局限，在研究过程中达到“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理”与“故”就是我们推论的理由、根据。像匹兹堡学派塞拉斯、麦克道威尔、布兰顿都在讨论理由空间，讲到底就是在推论过程中给出充分的理由。哲学的意义跟人的理性化追求是相联系的，所以整个推论过程既要有思维进路的条理化、脉络的清晰化，同时又需要提供一定的根据，进行相应的论证，而非仅仅依赖于自身的感受。

林：刚刚谈到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您将其视作哲学的一个特征。但其他具体学科似乎同样也需要给出理由，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推论。

杨：从论说或研究的方法上，哲学与其他学科具有相通性。提供理由、进行论证是不同学科共同的要求，不光是哲学需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经济学、自然科学等学科也需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可能哲学在这方面的要求更为严格，具体学科除了逻辑论证，还有实证的过程，最终要通过经验领域以获得和验证知识，但是哲学则无法仅仅局限在经验领域，它需要跨越特定学科的界限而指向世界本身。哲学与文学等人文学科也不同，文学可以将感受、体验作为重要的立论依据，一些个体性的内在感想常见于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之中，与之相异，哲学必须以逻辑为形式，有理有据，它很难接受缺乏理性根据的断言。

林：哲学与具体学科在相关的论证过程、呈现方式上的不同，其实也涉及到您一直强调的知识与智慧的区分。

杨：我讲要将知识与智慧区分开来，但并不是说要将两者割裂开来。离开了知识，智慧就是空泛的、没有实质内容的，像康德说的“感性无知性则盲，知性无感性则空”，知识与智慧的关系亦是如此。

(三)开眼看世界：学术的优势与未来

林：我们刚刚谈到中西哲学的关系，同时我也关注到您还有“超越非对称”的提法，这涉及到另外一个很现实的层面：我们中国思想和哲学还没有完全融入西方哲学的主流，依然停留在表面热闹的阶段，更多作为异域文化的存在形态出现，汉学家怀着猎奇的心态进行研究。您认为中国哲学应当如何真正地走出去？

杨：这种不对称性更多指的是当前的状况。从19世纪后期开始，中国的主流思想家其实就深入到西学中，特别是到20世纪像梁漱溟、金岳霖、冯友兰这些思想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关注西方哲学，并受其影响来建构自身的思想体系。但是西方的主流思想家并未将中国哲学作为真正的哲学来理解，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中国哲学并没有进入主流的西方高校的哲学系中，常常和历史研究、宗教研究、区域研究归在一块，西方学界常常趋向于将中国哲学视为宽泛意义上的“思想”。这种不平衡性和不对称性就表现为中国哲学家将西方哲学作为思想资源加以运用，但西方主流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却并不了解中国哲学。所以我们这里讲“走出去”绝不是申请一个国际交流项目、在学术会议上发言或者通过翻译、介绍等形式实现，这只是自娱自乐的行为，一厢情愿地“走出去”是无济于事的。我们说的真正“走出去”是真正进入西方主流哲学的视野、作为人类文明的普遍成果得到接受和认可。

首先需要潜下心来做一些切实的研究，以世界文明为视野，踏踏实实地关注具体问题，如果我们的思想仅对东方人适用，西方人读了云里雾里，主流的西方哲学就不可能发现和承认中国哲学所具有的内在价值。应当将中国哲学中真正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思想内涵，以西方主流思想所能理解和认可的形式呈现出来，形成建设性的成果，这是一个大前提。所有的概念、观点、术语都需要在更为宽广的世界范围内被理解，不能停留在中国哲学怎样、西方哲学如何，而是需要同时以东西方共同面对的普遍性问题为对象，思考在解决这些普遍性的哲学问题上，中国哲学能够提供什么东西。其次，应当提出一套有创见的理论，也就是说，不能单单止步于理解其他文明的层面，还要以多重的智慧资源建构自己的体系，并进一步作出自身独特的思考。从文化内涵的角度来说，唯有展现自身文化创造的意义和内在力量，才能获得其他文化形态的尊重和认可。在这里，独特的视野、自身的洞察和创见不可或缺，由此形成具有个性特点的哲学系统，并在此基础上持之以恒地加以推进。这样，中国哲学便不再限定于某一特定的文化圈或地域之中，而是能够展现普遍的品格和创造性的内涵，这是融入包括西方主流哲学在内的世界哲学发展过程的前提。创造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这样的成果不用我们自己翻译，国外的学界也会主动翻译和了解。

林：您刚刚也谈到西方主流大学并未将中国哲学纳入进哲学系的讲授中，包括一些西方专业的学术刊物其实也有类似的情况。

杨：这是他们的偏见，其实这种思想视野对他们自身的哲学发展也构成了明显的限制。随着20世纪初叶和中叶出生的西方哲学家相继谢世后，在50年代、60年代的学人中，已经很难列举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尽管西方哲学界出现了很多具有优秀逻辑分析能力的专家学者，但缺乏哲学思辨的气象，很少有自成一系、能够对世界和人自身作出深刻考察的哲学家。其中的原因就包括守着单一的哲学传统，并不承认、也不了解西方以外的其他文明，这就限制了眼界和理论资源，每每讨论的都是西方哲学的论题，在自己的圈子里打转。反之，中国学人注重开眼看世界，也可以视为一种学术优势，我反复提的要有世界哲学的视野，能够运用多元的哲学智慧思考哲学问题。刻意地排斥外来文明是消极、狭隘的，现在需要的就是在世界文化和世界哲学的视野下，把东西方文明的成果都看作人类文明的成果。只有会通，才能不断有新的思想创造。

(四)哲学的内涵

林：哲学系基本不设中国哲学专业，这是当前面临的不对称的现状，使得难以运用多样的哲学资源进行哲学教育。但大学教育系统的分科化确实是东西方共同的现象，请问您如何看待当前大学哲学教育体系中的专业化、知识化走向，这种学科性是否遮蔽了哲学的一种本然面貌？对待中国哲学的教与学，应该如何做到学科性与超学科性的平衡？

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哲学曾经被视为科学之母。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哲学与其他具体学科的区别：具体学科是分门别类的，它们所关注的是经验领域中的具体对象。而哲学并不限定在特定的经验领域，它的特点就在于跨越不同学科的界限，从整体的维度来理解。所以从智慧追求的角度看，哲学是超乎学科性的。西方近代大学建立以后，知识系统的分化形成了多样的学科，大学授予不同的学位，成为一个设置、讲授不同学科的学术机构。在这种教育体制之下哲学也自然地成为诸多专业的一种，作为具体传授的学科，还有一系列相匹配的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和研究范式。在知识分化和大学分科的背景下，哲学有了知识化、学科性。学科性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的事实，我们不能去回避或者漠视；但是同时，对于哲学本身超越学科性的特征我们也要予以重视，既要承认历史的衍化，也要关注哲学的本然品格。

一方面，要承认近代以来哲学所具有的学科性，后者与知识的传授相关。哲学领域也需要关注知识性的内容，如某个时代出现了哪些哲学家，某一哲学流派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哲学家生平如何，其师承关系怎样，思想渊源来自何处，其思想在历史演化中居于何地位、有何特点，等等，这一系列关乎哲学历史变迁的内容，属于知识性的方面。哲学并非从无开始，总是以历史上哲学家的研究成果作为出发点，我们不能不了解哲学史。还有包括之前提到过的逻辑分析、概念辨析、论点论证，这都是学科性所要求的学术训练，是不可或缺的。只有经过这些训练的洗礼，才能够以明晰严密的形式阐述哲学观点。哲学的学科性就对应着哲学的知识化，对其知识性的了解、训练不应被忽视。然而，正如在知识和智慧的关系上，不能仅仅停留于知识的层面，哲学也不能仅仅被理解成单纯的学科形态或知识系统：这种理解容易使哲学由“道”演化为“技”，从而难以真实地把握世界。就此而言，始终不能忘记哲学所具有的超学科的内在本性。这就要求我们学会进行哲学思考。

哲学的学科性更多地体现了知识的内容，其超学科性则与智慧的探求相联系。如上所述，智慧不同于知识，但并不是要将两者完全割裂开来。就哲学而言，既要注重学科性同时也要充分把握本身的超学科性。一方面，不能停留于知识的层面，而应提升到智慧层面；另一方面，智慧也不是游离在知识之外的空泛的形态，它需要不断地落实到具体的知识领域中。这里既涉及到学科性和超学科性的二重规定、知识与智慧的互动，也关乎知性思维同辩证思维、理性思维的结合。

(五)哲学是否可教

林：基于哲学具有学科性和超学科性的二重规定，哲学与教学的关系也会表现为不同面向，您刚刚也谈到了超学科性领域的复杂关系。雅斯贝尔斯有一观点，认为“哲学是不能教的”，您对于可教与不可教的问题如何理解？

杨：前段时间我在谈哲学教育的文章中提到哲学是既可教也不可教的。从其学科性的层面而言，是可教的。包括我们说的哲学知识的传授、哲学历史演化的掌握；概念的辨析、理论的论证、表达规范性的训练这些具体知识和能力训练是可以教的。但同时哲学的顿悟、见解，这就需要主体依靠哲学思维去体会、领悟，这种智慧之思作为哲学教育的内在指向，仅凭口口相传是达不到的。可教与不可教就对应着哲学本身可说与不可说二重品格。

林：当我们回顾中国古代教育传统，古人讲“言传身教”“日用即道”，这对我们今天的哲学教育是否具有启发意义，或者说它与我们刚刚说的超学科性的体会、领悟是否有契合之处？

杨：这是中国哲学家的一个特点。中国哲学家注重德性培养与知识学习的相互统一，成就自我不单是知识的积累、能力的扩充，它还包括德性的涵养。所以学习不仅是知识的接受，还要将礼义规范化为个体自觉的道德意识，进一步落实在身体力行的实践过程中。生活经验是中国哲人进行哲学思考的源头之一。这不是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我们需要有这种意识，在日用常行、具体存在中把握哲学的义理。这其实也启示哲学教育的过程还应与价值引导、人格培养联系起来，思考什么是合乎人性的存在、如何成就自我走向合乎人性的形态，这种价值取向的引导同样也是教育的内容之一。

(六)人是目的：引导科学发展的基本价值原则

林：我们说哲学教育其实是在确立真理的权威不至于陷入无序的导向，接下来的问题就涉及到哲学与具体学科的向度。元宇宙、人工智能、ChatGPT极大拓展或者说加深了意义世界构建的广度和深度，但有一些比较悲观的看法认为工具化的生活模式在摧毁人对于意义的追求、探寻，因为人的定义可能都与之前不同了。您如何看待这种人机之辨？当前的技术变革热潮是否构成对“真实世界”的冲击？哲学在这其中又担负何种作用？

杨：我们都知道，这些年来，现代科技发展很快，诸如元宇宙、ChatGPT等新的科技现象纷纷出现，面对此类变化，有人欢欣鼓舞，也有人惶惶不安。在我看来，对此既不应盲目乐观，也无需忧心忡忡。人类总是将走自己的路，科技的发展固然需要引导，但是它也不会必然导致人类的毁灭。科技包括人工智能的演进，实际上是人类走向自由这一过程中的必要环节。我们应当从人类不断走向人性化的社会、人的存在逐渐趋向自由这一角度，去理解科技的发展。

至于具体地如何从哲学上去分析以上现象，现在可能还不是很成熟，对此形成哲学上的认识或许也为时过早。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的时候才起飞”，事实上，对科技发展及其结果的认识也是如此：从哲学上对此加以评价需要以一定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现在，社会和学界往往存在一种“跟风”或“从众”的习尚，一种现象出现以后，常常人人都会加以评说，有的时候甚至过度地渲染。时下对于科技发展同样也议论纷纷、评论甚多。这固然体现了对科技变化的某种敏感性，但细究起来，一般所谈的东西每每大同小异，很多内容都是属于人云亦云。一些论者常好作惊人之语，仿佛人类现在危机四伏、行将毁灭，似乎尼采所说的“超人”就要统治人类，这里既可以看到哗众取宠的意向，也不乏杞人忧天的过虑。

当然，科技的发展需要引导、需要有所限制。以人工智能而言，其创造、革新不能引向机器的统治、驾驭和支配。先秦儒家讲人禽之辨，在今天人工智能的时代，则要关注人机之辨，说到底，这都关乎从哲学层面理解何为人的问题。为了避免人受制于机器，需要引导，亦即以人是目的为基本的价值原则。因为人不同于物，自身即目的，因此，科技的发展应该始终将避免人的物化、走向合乎人性的存在放在首要地位。在面对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需要时时从人是目的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出发，引导和制约其发展，使之为人所用、服务于人的合理目的。人工智能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对人类发展的推进作用，只有从人是目的这样一个基本价值观念出发，才能确保人工智能演进的正当性。

价值的引导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仁道原则是相对应的。科技的发展，使得社会面临着走向技术专制之虞：技术愈来愈影响、支配乃至控制人的知与行，我们今天依然面临“人”“物”之辨。人不同于动物的根本就在于拥有能够成就自我、改变世界的能力，但人的能力一旦离开了内在的德性，就会失去价值层面的引导。同时，科学与人文并非两重世界，需要肯定科学与人文、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具体的技术革新、发明创造是科学家的工作，尽管哲学家对具体的科技机制知之甚少，但哲学的价值就在于价值取向的基本确立和引导，关注正当合理的价值原则以及价值原则如何具体地落实，使科技发展始终有助于走向合乎人性的社会。

林：学术之路日新不已，哲学之思无有止境，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