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彦君 许开轶：重塑与介入：人工智能技术对国际权力结构的影响作用探析（上）

【摘要】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底层技术,其所拥有的发展快速性、规模效应性与多领域适用性使得该领域的技术竞争与现实政治博弈之间存在高度的关联性,国家高度关注和重视技术的赋能与赋权作用。从人工智能技术作用于国际权力结构的过程来看,人工智能将极大地作用于权力所依赖的四种基本结构,通过重塑知识结构与介入生产、安全、金融三大结构的方式,激发结构内的权力博弈;打破国家与市场之间的既有权力均衡,使权力以一种有序而渐进的方式进行积累和分配。而在权力发生技术因流动的过程中,技术优势与权力优势之间的转换将会变得更加顺畅且自然,权力会进一步流向拥有结构性权力优势的技术优势国与跨国科技公司。因此,面对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带来的全球权力收益不对称的现状,我们应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进一步挖掘人工智能在促进国际合作、推动人类整体繁荣方面的价值,完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合作方案,寻找世界共同发展之道。

技术进步意味着人们可以用一种更高效且更低冲突的手段来积聚力量。在当下这个相互联系的经济世界中,以科技驱动发展逐渐成为各国进行国际发展竞争的最优选择,新技术也成为各行为体追求权力增长的有效工具。因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逐渐由人类的“辅助者”变成了“合作者”,权力所依附的资源发生了进一步的现代性转移。因此,在人类与机器共生共存的智能时代,为了更好地回答人工智能将如何介入当下国际权力结构并使权力发生流动这一问题,本文将借助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结构性权力理论,以权力所依据的四种基本结构及这些结构之间的关系为分析框架,来探究人工智能在不同权力结构中的解构与重塑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

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典型代表,拥有广阔的技术应用前景和未来发展前途,是当下国际竞争的焦点。因此,伴随着人工智能问题的“政治化”甚至“安全化”,人们对人工智能的讨论逐渐从具体的技术应用领域延伸到国际政治领域,技术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热点话题。

学者们围绕着技术与大国竞争、大国战争的关系问题,已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他们不仅强调技术变革是引发国际权力流动的重要因素,而且还重视技术的赋权作用,认为技术进步会在增加国家自身经济、军事权力优势的同时,打破国家间权力的平衡,深刻影响国际权力的分配格局。而伴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技术进步的推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竞争的政治性,开始讨论人工智能技术的权力价值。对此,学者们着重回答了人工智能技术是否会影响国际权力结构、能有多大影响、受影响的主要方面是什么等几个问题。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加剧权力的不平等,使不对称权力博弈成为常态;(2)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引发新一轮的权力争夺,并为国家间冲突与摩擦提供新的渠道与方式,使国家选择更为激进的技术发展策略;(3)人工智能技术进步会模糊国家权力的边界,降低主权国家对权力的掌控力,激发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跨国公司的活跃度。

总体来看,上述研究很好地验证了人工智能技术进步与国家权力提升之间的密切关系,提出了人工智能会通过与技术、资本相结合来改变现有的权力分配的观点,为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权力属性提供了很大帮助。但是,由于缺乏对权力来源、种类的合理区分,部分研究在分析人工智能技术赋权效应时存在一定权力主体选择的“国家中心主义”倾向,其衡量的主要指标是人工智能带来的军事实力改变,相关分析多集中于大国间的人工智能发展比较,研究内容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其解释路径难以覆盖日渐活跃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也难以适应当下权力结构的技术因流动。而且,学者们多是选择人工智能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等方面的某些结果来分析人工智能的赋权问题,存在一定的选择主观性,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理论支撑与权力归属分类,对技术与权力的内在逻辑关系解释不够,技术与权力的互动与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梳理。因此,既有研究在基本行为体认定及影响发挥作用的路径等方面仍面临着调整与完善的必要。为了更全面地分析人工智能技术的赋权作用,更好地回答人工智能对国际权力的解构与重塑作用,我们将借助苏珊·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理论,将结构的概念和特性作为权力本身的属性加以考量,以权力所依据的四种基本结构及这些结构之间的关系作为分析框架,对权力进行种类与范围的明确划分。为此,下文的讨论将按照从单一结构到整体结构的顺序展开。本文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将首先作用于现存的四种基本结构。而后,四种基本结构的变迁会进一步传导至整体权力结构,导致国际权力结构的整体性调整。通过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在单一结构及其整体结构中的动态流动,本文将试图厘清隐藏在技术背后的权力扩散逻辑,进一步探讨技术与权力之间的结构性关联,以达到定位此次权力流散与再聚过程中的主要受益主体的目的。

二、技术·权力·结构:结构性权力与技术的多域嵌入

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具有复合性的新技术,其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将共同作用于国家与市场。从人工智能的技术特性来看,人工智能既具有“战略性”,需要国家全局性的支持与干预;又具有“通用性”,拥有高效的商业化与民用化动力。因此,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使国家与市场之间既有的权力格局发生重要调整，技术先发国家与活跃的科技跨国公司将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权力代言人。而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外溢所带来的权力分歧,我们需要打破政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学科界限,用一种跨学科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当下复杂的权力状况和国际舞台上多元的权力主体。

国际关系领域长期关注相对权力资源配置问题,在此次人工智能技术扩散所引发的权力流动中,结构性权力论或许可以为我们解释人工智能带来的国际权力结构的变迁提供清晰的分析脉络,使我们可以更好地对比权力资源分配在各个领域中的表现,更好地理解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新现象、新变革。苏珊·斯特兰奇认为,在国际政治与经济结构中使用的权力有两种,即结构性权力和联系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是一种强制性的权力,是可以让一方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权力;而结构性权力主要是指一种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是可以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比联系性权力更为重要,可以构造国与国之间、国家与人民之间或国家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框架,并让其不得不在这些结构中活动。她提出,在结构性权力中存在着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个基本结构,这四个结构彼此间相互作用,每一个结构都代表着一种权力源泉,就像四棱锥一样,棱锥的每一面都代表着一种结构,每个面都需要与其余面接触才能相互支撑。这种结构性的分析方法有着较强的灵活性,可以克服国际关系研究中“国际行为体”认定的难题和打破“核心政治问题”的限定,从而能囊括在国际舞台上活跃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

但是,苏珊·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论也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在对结构性权力做整体概念阐述时,苏珊·斯特兰奇认为权力的四个基本结构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技术是知识结构中的一部分,可在后续的专题阐述中,她却自相矛盾地强调了知识结构的特殊重要性,并认为知识结构中的技术是获得联系性权力和增强别种结构性权力的必要手段,将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因此,以结构性权力的四个基本结构为基柱来探讨人工智能介入国际权力的有效路径的过程,或许是解释技术因素是如何在各个权力结构中发挥作用的有益尝试,其不仅有助于更好地探讨各权力结构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影响外溢,还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囊括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活跃的非国家行为体,并能解释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技术竞争与权力博弈。

三、人工智能影响国际权力结构的有效路径

当下,人类与机器共生,或者说依赖机器。人工智能作为当前最具有代表性和颠覆性的新兴技术,其对国际权力所产生的整体性影响是通过影响权力的具体结构实现的,并大致可以分为“重塑”与“介入”这两种方式。一方面,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技术革命使支持当下社会政治与经济安排的信仰系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其对知识结构产生的影响力很强,而且是发生于知识结构内部的,故将其称为“重塑”;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技术扩散的过程中,也会很大程度上改变生产结构、安全结构、金融结构的原有运作模式,以嵌入其结构的方式带来跨越代际的变革,故将其他三种结构中的变化称为“介入”。

(一)重塑知识结构

技术的目的不仅仅是制造某种实体产品,更重要的是创造知识。知识结构发生变化的原因往往是内源性的,由技术革新所推动。从知识结构的内涵来看,知识结构决定了什么是知识、知识怎样储存,以及谁用什么手段、根据什么条件、向什么人传输知识;其主要包含信仰(以及由信仰所衍生出的道德观和道德标准)、知识与理解,以及信仰、知识、观念的传播渠道等几方面内容。在知识结构中占据着关键决策地位的行为体掌握着权力。因此,知识结构中的掌权者可以定义知识,获得更多的知识,储存所拥有的知识,以及控制知识和信息的传播途径。虽然知识结构不像其他几个结构一样直观,但是知识所带来的影响却是久深远并具有很强的扩散性的。拥有知识结构权力的人或组织往往可以垄断知识,更便利地获得更多知识,其所衍生的力量还可以用于否定知识,保持自己的知识唯一性。人工智能对知识结构的重塑作用主要体现在改变信仰、转变知识的理解运用方式与拓展知识的传播渠道三个方面。

首先,在当下人文文化无法抗衡科学文化的背景下,宗教信仰及其涉及的文化与知识内容将会首当其冲地受到生存威胁。如今,机器正在涉足传统的人类领域,机器智能也正挑战人类智能,挑战着传统宗教所定义的“神”的领域。分析、判断与决策等已逐渐被证明不再是人类所特有的能力,有自主思考能力的机器人的出现意味着对传统神学信仰的颠覆,也意味着有必要对教义进行重新解读。科技的迅猛发展正在形成人们对世界的新的叙述,也使得我们个人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取向发生重要改变。科技崇拜逐渐压倒宗教崇拜,在面对天灾人祸时,我们所真正期待的已经不再是上帝的拯救,而是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更强的救援力与救助力。其次,人工智能会使我们拥有新的知识处理能力与理解方式,帮助我们进一步拓展知识范畴。一方面人工智能问世与发展的过程意味着知识的拓展与重组,与“互联网+”一样,“人工智能+”将会与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相联通,实现知识迭代更新。另一方面,智能算法与软件、硬件的相互配合也可以自动从数据中获取知识,改变知识的汲取方式。智能化的数据降噪与数字处理所带来的知识获取方式的改变,在增加知识体量、提升知识的产出速度之外,也会产生“超因果”的知识推论,其会将更大体量、更无序的数据纳入分析过程,从而超越过去的因果逻辑进行数据关联性分析,产生更丰富的知识理解。最后,人工智能还会改变当今知识的存储与传播方式,畅通知识的传播渠道。知识载体承载力的弱小意味着知识的截流,知识有“失传”的危险。而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了信息存储能力与数据传输能力的进一步提升,知识以几何速度积累着,这种积累并不单是社会整体能力的提升,也是个人知识获取能力的倍增。而且,智能语音识别系统和智能语音合成系统所提供的实时翻译与对话翻译也会进一步打破国家间的语言隔阂,增加知识传输的渠道。各国人民从未像今天这样了解世界,国家也越来越不像“黑箱”。

当代国际竞争是发展模式的竞争,更是知识与信息的竞争。谁掌握了最先进的技术,谁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在知识结构中获取权力。在人工智能重塑知识结构和在知识结构内部形成对知识新叙述的过程中,知识结构中的权力会被重新分配,富有技术者将会成为新的权力赢家。从国家间竞争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会进一步巩固知识领域中技术先发国的权力,使大国对权力的控制变得更加隐形且自然。人工智能的发展基于当下数据、算法与算力的突破,其具有技术调整周期短、更新迭代速度快的特点。新技术间的相互催生与融合,会使越早进入该领域的人或行为体拥有更多的“先发性”知识优势。拥有知识特别是技术优势的国家会更有机会发现人工智能的新应用场景,并可以通过定义这些新场景制定相关的技术文化与产业标准来率先搭建起人工智能的制度框架,进一步控制知识与技术传播的方向、速度与路径,获得知识领域的比较优势;通过规范其他国家的技术创新与扩散行为,其可以将自身的利益倾向与认知偏好转换为知识流通的国际规则,使权力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流动和积累。从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博弈的视角来看,对知识的垄断会以隐蔽的方式增加跨国公司的政治性权力。人工智能作为一门基于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并结合其他学发展过程中,天然需要多元主体的合作与参与。因此,人工智能在知识结构中所推动的权力变移会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其技术演进的多元参与特征,不仅有利于更多元的权力主体参与到人工智能的研发与治理中,而且知识结构的低敏感性还会使在技术领域中占据不对称优势的跨国公司拥有更丰富的参与国际政治的动力和能力。这些科技跨国公司不仅可以在技术的赋权下拥有在知识结构内部的超额权力收益,还可以进一步实现知识结构权力的跨结构转换,进而获得更多的国际权力。但是,人工智能发展对于那些在知识结构中处于劣势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来说,也意味着不平等的进一步“隐形化”。现在机器算法已经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为人们织就着愈发牢固的“信息茧房”,定制和决定着我们所看到与接触的信息。算法所得出的结论看似公允,却很难做到真正的价值中立,其中往往存在着难以发现的主观偏见,这种偏见在经历过几轮深度学习后,会在其内部形成一种“自我实现的歧视性反馈循环”,将歧视进一步隐形化,从而使本就在知识结构中处于不利地位的被歧视者陷入难以发现的算法操纵和歧视之中,进一步破坏其获得权力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