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历史观：野蛮，开化，文明
中国历史观：上古，中古，近古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用的是中国“上古”、“中古”历史观。上古是“夏商周”，中古“汉唐”，近古“宋元明清”。
因为明治维新开始，日本的历史观使用“脱亚入欧”，这本质上就是嫁接了英美史观。
这就造成了一个困扰日本史学家的矛盾。
如果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是“文明”，那按英美体系描述：天皇和皇民在文明前就是“野蛮，未开化”的，这不是打脸吗？
为此，日本出来了两个补丁：1. 京都学派 2. 东京学派
1.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内藤湖南”
2.东京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白鸟库吉”
这两人可以说是日本东西两京的巨擘（京都就是日本著名的“西京”，所以也可以称他们为：西京学派，东京学派）
京都学派核心观点“文明中心移动说”。就是说中国自“魏晋”开始，文明中心从黄河流域（北）向着长江流域（南）移动，之后到了宋时期，更是东移日本。也就说是东方文明中心移动去了日本，不再是中国。
这派学说看似很有道理，但本质上，他们的学术水准不是以脑袋决定的，而是以屁股决定的。这派学说：认可中国上古，中古，但认为此后文明东移日本，因此万世一系的天皇和皇民们，自然没有野蛮历史，避免了日本历史落入尴尬的境地。
而东京学派，被尊称为日本学界的太阳的——白鸟库吉，给出的补丁是：全面否定中国的上古史，反正日本也是魏晋时期册封的，自动连接中国的“中古史”，然后把中国一脚踢进“野蛮”的，而把自己归队到“文明”的英美史观中。
他这一派就是著名的：“尧舜禹抹杀论”
所以在他认知中: 日本早就进入了文明，而中国长期停滞在野蛮里。日本文明取代中国文明，是历史的必然，是文明对野蛮的拯救。
而深受白鸟库吉的影响，中国历史观诞生出：古史辨派这一异类。
顾颉刚为代表，胡适积极参与的“古史辨派”我认为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实证主义，是科学的。默证法，是伪科学的。
比如顾颉刚认为：“大禹是条虫。”
他提出这一结论的根据是：1. 《说文解字》禹是蜥蜴的足迹，因此大禹是虫。
2.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大禹是人，既然没有证据，那就不能证明大禹是人，这叫“默证”。
默证法的危险性就和休谟的“怀疑论”本质是一样的，对一切进行怀疑，且几乎否定任何因果联系。一来，周代有大量“大禹”相关的古籍，以及青铜器，因此至少在上三代“上古”时期，大禹就已经有了，而不是白鸟库吉说的“尧舜禹不存在”，更不是胡适说的“东周之前无信史”。
因为1929年，胡适自己也放弃了“古史辨派”。
我想很可能是因为1928年，“殷墟”破土考古开始，胡适意识到“商代”的确存在，而放弃了古史辨派。
但古史辨派对华夏文明的确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因为这一派不是真的质疑中国文明，而是质疑自己。以一种“莫须有，那就是有罪”的假设前提，以自己的经验主义来推断历史，而并没有多少实证的需要和想法。
难怪说“大禹是条虫”的顾颉刚，居然还在1943年给蒋光头送上自己做的“九鼎”。一个认为大禹是虫子的所谓学者，那何必浪费 时间做一个虫子做的九鼎出来呢？
我认为，正是因为古史辨派的存在，以及遗毒至今，使得对中国历史缺乏信心，又不考虑实证。比如：如果你证明不了你的曾曾祖姓“高”，除非你能找到他，并有他的所有可信任信息，那才能证明你姓“高”。
我就以默证法悄悄@一下“自由，民主”，你给我默证一下吧~~
美国历史教授劳伦斯.施耐德如何评价他的好了：“顾的坦率颇令人耳目一新，但他对科学问题的鉴识，终其治学生涯，仍然是在初步的水准，他对科学问题的陈述，暴露了其著作中显而易见
之以经验为根据的偏见。”
不要过分尊敬民国所谓的大师，也许在当时的确做了些思想启蒙的工作，但顾颉刚这类大师，所谓的工作并不多。如果有，那也是日本侵华“瞌睡遇上了枕头”，而这个枕头就是古史辨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