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曙光：现代文明的西方逻辑与中国重撰——现代化的视角（下）

三、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何以超越资本现代性

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是超越资本现代性的人类新文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为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建构现代化新文明奠定了理论基石，现代文明的建构历经兜兜转转最后来到了马克思开辟的道路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绝不是“观念论”的批判，绝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的理性主义批判——工具理性批判，而是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现代社会的存在论根基——资本。“现代性之殇”的罪魁祸首不是理性，而是资本逻辑。抽象范畴对人的统治，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实，“不是理论，而是现实，把人降低为一个抽象物”。（科西克，第58页）在马克思那里，对现代性的批判变成了资本逻辑的批判，对抽象原则的批判变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对理性神学的批判变成了对资本拜物教的批判。相对于现代性的西方话语、西方原则来说，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由于在资本逻辑这一关键点上作出了具有原则高度的划界，因而本质上已经属于蕴涵“中国之骨”的新文明类型，具有了鲜明的超越性意义。

一是重构资本与人民的权力逻辑。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超越了资本逻辑的宰制，确立了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西方现代性是以资本为中轴的现代性，资本的自我增殖本性推动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扩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世界市场形成了“异己性支配秩序”，整个世界都纳入到“抽象同一性（资本逻辑）”的统治之下。恩格斯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62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宰制劳动，要解放劳动，就必须改造资本。因此，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一开始就对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轴心原则——资本逻辑。资本在西方国家和世界体系中都具有绝对权力，温情脉脉的面纱背后掩盖了资本“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资本逻辑主宰着社会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乃至精神生活的过程，主宰着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主宰着全球化的过程。“资本是抽象的病毒。它进入所有的社会关系，破坏这些社会关系”(格雷汉姆，第179页），建构起以资本为内核的社会秩序和国际秩序。在西方，资本逻辑凌驾于人本逻辑之上，“富强”不过是对资本鲸吞宇宙的力量的证明，国家越是富强，表明资本的力量越是强大，与人相对立的异己力量越是强大，人越是受到异己力量的统治。为了从资本奴役中拯救人类命运，开创“人类自身向自己命运主宰者回归”的世界历史，马克思主义诉诸消灭私有制，将私有资本改造为公有资本，驯服导致一切生存危机的“怪兽”——资本逻辑，确立起人民掌握资本、资本服务人民的历史逻辑。马克思认为，未来新社会不是资本主宰一切，而是劳动统治一切，“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17页）共产主义与私有制资本是“绝缘”的，但中国还处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不可避免地“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4页），这其中就包括“资本”的痕迹。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逻辑为主导，坚持人民至上，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习近平，2021年，第12页）但是，对于绕过资本主义阶段坐直通车直达社会主义的中国来说，资本是无法否定的，“资本的文明面”更不容否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法绕开资本，但要约束和规制资本，遏制私人资本消极因素的肆虐，绝不能任由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走到人类对立面主宰人类。不能任由资本改造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做的一件大事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其实质是改造资本，重构资本的结构体系。公有资本取代私有资本居于主体地位，这是中国之所以超越西方现代性逻辑的首要前提。公有资本本质上是人民的资本，我们重视国有资本、公有资本的价值，使其为人民所掌握，成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成为捍卫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公有资本，由于兼具公有性与逐利性，必然要求实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利益平衡。”(周丹）在这里，公有资本是人民力量的来源，公有资本越是强大，说明人民掌握的物质力量越是强大，国家走向富强的过程就是人的自我强大、自我完善的过程。

二是高扬进步与正义的双重价值。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超越了西方进步强制逻辑，确立了兼顾进步与正义的现代价值。近代以来，西方现代性包含了一种无限进步的目的论，它塑造了西方现代化的突出特点：追求创新，进步压倒一切，进步即是合理。对“进步”“创新”的执着，法国学者贡巴尼翁描述为“新之迷信”，法国19世纪著名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更是夸张地描述为“黑暗中阴险的明灯”，“要像避开地狱一样避开它”。（参见贡巴尼翁，第1-5页）进步强制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是弃绝传统。长期以来，凡“现代的”就是与“传统的”决裂，凡“传统的”便是对“现代的”拒斥；传统意味着落后，当下的一切事物都只具有暂时性的意义。然而，进步观念绝不具有无条件的合理性，比如将其应用于艺术，则是“巨大的荒谬，是推至恐怖的荒诞”(同上，第4页）；传统也不等于落后，越是久远的传统，越是历经磨砺而具有永恒的价值。二是经济增长强制。西方现代社会所追求的“发展”其实只是“片面发展”，而不是“共享发展”；只是满足资本扩张的欲望，而不是导向共同利益。西方有学者已经认识到，“无休止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价值，除非它能积极地改进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转引自吉登斯，第145页）三是科技创新强制。马克思发现，“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5页）不解决科技伦理问题，不在价值理性的高度为技术确立边界，无限制的科技发展逻辑最终必然诞生人类无法驾驭的猛兽，反过来吞噬人类。正如温纳所说：“现代人已经使世界充斥着大量奇异的发明和创新。如果现在出现的情况是这些成果不能从根本上加以重新考虑和改造，那么人类就可悲地面临一种永久的处境，即受其自身发明产物的束缚”。（温纳，第287页）人类驾驭现代技术犹如驾驶火车，它的确会带领我们前往一个个的中间站，但终点站不一定是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也可能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当下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基因编辑、信息技术高歌猛进，引领人类进入智能时代，如果哲学、伦理学、人文科学再不出场，智能技术支配下的世界极有可能将人类导向“毁灭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没有造成历史的断裂，在追求社会进步的同时，坚持赓续历史传统和精神血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设贯通现代与传统、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现代社会。我们追求的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最终服从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致力于建设美好生活；我们始终坚持“智能向善”的原则，确保智能技术“由人类主导、为人类服务、符合人类价值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第26页）

三是冲破中心与边缘的传统格局。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超越了中心主义的逼仄视界，确立了世界主义的宏大格局。资本的增殖本性不仅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世界化，同时也推动资本主义文明突破边界的藩篱走向世界，整个世界呈现出同质化趋势，海德格尔谓之“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根据西方中心主义逻辑，世界被分割为中心和边缘两个地带，中心地带的代名词是现代、文明、先进，边缘地带的代名词是传统、野蛮、落后，这是对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基本定位。西方现代性遵循中心主义思维，将地方性的发展模式、政治体制、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乃至语言文字伪装成普世性的模板，迫使其他国家推行所谓文明制度，试图“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页）。西方现代性统治全球的阶段，世界历史并非主权国家合力创造的历史，实质是跨国资本主导、发达国家渗透和支配不发达国家的历史，目标是建构同质化世界。今天，面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复兴，西方大搞价值观外交，召集所谓“全球民主峰会”，组建“自由联合体”，实质不过是同质化的国家同盟。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狭隘的共同体志向，高扬人类立场和天下情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不放弃“自由人联合体”的宏大理想，致力于建设美好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市民社会”的狭隘视界，昭示了“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哲学立场，引领全世界一起向前走。它不是消弭差异和个性的同质共同体，而是尊重文化独立性和文明差异性基础上的“多元一体”，是“有差别”“多样性”的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阶段，世界历史的主角是主权国家，目标是建构美美与共的新世界，为最终通往更加美好的世界奠定世界历史性的基础。

四是重塑物质与精神的内在张力关系。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超越物质主义单边突进的“韦伯悖论”，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共进。所谓韦伯悖论，意指西方现代性以理性、自由为最基本的价值，却在高扬理性的途中走向了非理性，在追求自由的途中导致自由的丧失，工具理性的崛起以价值理性的失落为代价。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既是物质膨胀的历史，同时也是物质主义单边突进的历史。西方现代性文明具有一种将一切事物还原为物的物质主义倾向，在形式合理性的强势主导下，人们对于信仰、价值、意义的追求则被遮蔽了。物质世界膨胀与精神世界贬抑的危机是同一个过程，精神危机主要源于资本逻辑的僭越及由此导致的精神家园迷失。19世纪尼采宣布“上帝之死”，20世纪福柯宣布“人之死”，意指：人们普遍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信仰的消解，人们生活在一个光怪陆离的社会中深感“没有标准、只有选择”的无助和痛苦，陷入意义虚无与精神空虚的“存在主义焦虑”之中。“上帝死了”“人也死了”，启蒙主义的祛魅走向了反面，摒弃了浪漫情感、超验信仰和终极关切，“一个彻底脱魅的世界就成了无灵性和无意义的世界”（张凤阳，第261页）。摆脱了“人的依赖性”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又重新陷入了“物的依赖性”之中，人与人的关系采取了物与物的表现形式，人的价值用物的价值来衡量，人的财富用物的丰腴来表示，人的世界单一化为物的世界，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生产、占有、支配、消费物的能力，人的需求单面化为“物”的追求——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一句话，人变成了“物的奴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34页）、“无根的存在”“大地上的异乡人”以及“现代文明的囚徒”。西方现代性在物质世界大获其胜，在精神世界却一败涂地；人们“在获得完满的物质权力时总是在精神上‘失去体面’”。（白壁德，第23页）韦伯将现代社会比喻为“铁笼”，海德格尔断言“无家可归正在成为一种世界命运”。物质贫乏不是现代化，精神贫困也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46页）“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习近平，2022年a），在物质和精神之间保持合理张力，避免了走向彰物质贬精神、尊世俗鄙圣域、逐名利弃信仰、贪享受避崇高的畸形现代化之路，避免重蹈物质主义泛滥、精神世界溃败的西方覆辙。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人文精神危机，人民没有在光怪陆离的物质世界中迷失，找不着回家的路；没有在解决物质匮乏的途中，陷入精神贫困的绝境；没有在华丽的现代居所中，失却安身立命之本，陷入无家可归之境。今日之中国成功绕开了所谓“现代性悖论”，累积起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正向着现代化强国目标昂首阔步走下去。

五是重建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主体逻辑，开辟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路。资本的首要价值是增殖，资本俨然就是国王，资本不害怕什么，资本唯一害怕的就是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资本无限制地催逼自然按照有利于资本增殖的方式奉献自己，自然以其“温驯”的姿态满足资本增殖的欲望，资本对自然的“剥削”已经构成资本主义剥削的一部分。然而，人类对自然秉性的判断是错误的，自然可不是“温驯”的羔羊。人为自然界立法，人类对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进行了报复，自然以其自身特有的方式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否定。资本主义现代化最终以“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为代价，人类苦心经营的这个世界到头来却发现并不适合人类的生存。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铲除了滋生生态异化的土壤——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绝不是站在自然界之外，相反，人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自然对于人类具有先在性、优先性，没有人类，地球还是地球；没有地球，人类则无处安身。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是人类永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致力于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我们没有在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两极徘徊，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不以短期利益与自然进行拙劣交易，不会重蹈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历史覆辙，不会再度踏上自然异化的不归路，也不主张将自然价值伦理抬升至人类主体的高度而束手束脚。

此外，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的超越性还表现在：超越发展与稳定两难全的“亨廷顿悖论”，开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现代化道路；超越依附与自主的“选择悖论”，开辟自主现代化之路；超越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交往理性，坚守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最后归结到一点，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超越了西方以资本为中轴的现代性文明，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文明形态。

四、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一种新文明类型

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是人类文明发展到目前阶段的最新成果，是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文明形态，是一种新文明类型。中国没有放弃现代化的目标追求，没有重走现代性的西方道路，没有盲从现代性的西方逻辑，没有放纵现代性的负面效应，而是在保存西方现代性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以中国特有的风格重撰了具有辩证性、整合性、叠加性、自反性特点的现代文明。

辩证性。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相对西方现代性的“片面性”来说，它是“辩证的”。现代性的西方历史，似乎总是陷在传统与现代、中心与边缘、大众与精英、情感与理性、科技与人文、个人自由与共同体等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纠缠中，永远走不出自身的怪圈。我们开创了一条“鱼和熊掌兼得”的现代化道路(参见陈学明)——既充分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又尽可能降低现代性展现过程中的代价；既没有否定西方现代性的一切价值，但又成功避开了西方现代性之殇。现代性本来没有终极词汇、固定表达，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建构史就是不同的现代观念冲突、斗争最后融合为新观念的历史。在这里，片面的现代性升级为辩证的现代性，极端的现代性升级为合理的现代性，病态的现代性升级为健康的现代性。比如，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致力于实现个性与共性相互补充，中心和边缘相互包容，物质与精神相互促进，科技与人文正相匹配，进步与正义共同成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推动物质财富的增长，但并不是以精神贫困为代价；我们要求满足感性的幸福，但同时坚守道德的高地；我们弘扬科学精神，同时也注重培育人文精神；我们张扬工具理性，同时也注重价值理性；我们承认宏大叙事的意义，同时也不排斥微观叙事和日常生活领域；我们重视发掘本质、共性、规律，同时也包容差异、个性、边缘；我们推崇国家、社会的整体价值，但也尊重个体价值；我们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同时高举正义的旗帜；我们始终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同时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简言之，我们意识到，任何事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一个深刻的真理的对立面总是另一个深刻的真理”(莫兰)，中国没有在不同的现代性价值之间做非此即彼的单选题。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又利用“资本主义”，坚持依法治国又强调以德治国，主张共产主义信仰又承诺宗教信仰自由，肯定市场作用又正视政府作用，坚持经济中心又维护生态正义，坚持一党执政又发展多党合作，等等，这些看似矛盾的观念都进入到中国的现代话语之中。

整合性。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相对资本逻辑在西方现代性机制中的绝对权力来说，它实现了“三重动力机制”的有效整合。波兰尼认为，“19世纪社会的先天缺陷不在于它是工业性的，而在于它是一个市场社会。”(波兰尼，第212页)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中，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普遍商品化，市场变成了碾碎一切的“魔鬼磨坊”。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果断终结了资本逻辑的至上地位和绝对权力，合理安放了资本、人民、权力（政治）三者的位置，合理处置了资本逻辑、人民逻辑、政治逻辑三者的间距和张力，有效整合了资本驱动力量（市场调节力量）、人民主体力量、政府调控力量，既超越了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现代性，也超越了权力逻辑主导的苏联现代化道路，开创了一种充分利用公有资本力量、更好发挥政府调控力量、高度重视人民主体力量的现代化新版本。中国建构的现代文明承认资本的力量，但坚持公有资本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找到了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之间的良好妥协与平衡”(皮凯蒂，第Ⅶ页)，公有资本与私人资本保持合理张力，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粗暴僭越，有效避免了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资本化；承认政府的力量，但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保持合理间距，避免市场失灵和公权力僭越；承认人民主体力量，但人民与公仆保持良性互动，防止有权就任性，避免产生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利益团体、权势团体和特权阶层。

叠加性。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相对西方现代性的“历时性”来说，它是“共时态的”。西方现代化遵循线性进化的发展逻辑，体现为串联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出场的历史语境不一样，解答的时代课题不一样，承载的历史使命也不一样，体现为并联式现代化。中国社会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准确地说属于“半现代社会”，即现代、前现代、后现代交织在一起。中国社会跨越西方启蒙现代、经典现代、后现代和新现代依次出场的历时态分期，跨越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单线递进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共时性特征。中国的现代文明不可能停留在启蒙现代性的层次上，尽管启蒙依然在路上；也不可能是经典现代性的“在空间上的跨界平移”，尽管经典现代化依然任重道远；更不会是后现代性的提前出场，尽管后现代社会已经在局部降临；当然，也不是西方新现代性的中国再现，尽管我们一直向西方敞开大门。“在西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新现代，顺序出场，而在中国却共时出场甚至倒序出场”。（任平）一方面，当下中国正在大力推进西方早已完成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城镇化）、国际化；另一方面，中国又与西方一道迎接信息社会、智能社会、数字社会、休闲社会、生态文明时代的来临。当下中国的现代社会是“一种难以置信的组合，它有着从接近远古的社会、传统社会到发达的现代社会的各种生活和生产方式，有着从前现代、现代到极端后现代的精神和观念；……最大限度地胡乱包容着许多时代和各种生活”。（赵汀阳，第2页）由于独特的历史语境，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其内涵具有高度复杂性，任务具有高度叠加性，时间具有高度压缩性，结构具有高度协调性。中国在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途中，既要完成中国式的理性启蒙，又没有充裕的时空纠缠于启蒙现代性；既要完成经典现代化的任务，又要避开西方现代化的陷阱；既要看到前现代从未走远、现代化仍在途中，又要兼顾后现代社会局部来临的事实；既要推进以产业经济为基础、工业文明时代为背景的第一次现代性，又要问鼎以知识经济为基础、信息时代为背景的第二次现代性；既要补上历史上落下的现代化课程，又要引领现代化的未来发展；既要适应经济的现代化，也要适应政治、文化、社会整体转型升级。

自反性。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相对西方现代性之殇来说，它是“反思的、批判的、革命的”。资本主义的重重危机，根本来说是总体性的人文精神危机，是现代性逻辑在西方展开过程中的危机。在现代性文明崛起的故乡，物质发达并没有带给人类普遍幸福，社会进步并没有导致社会普遍正义，民主政治并没有推动人类普遍解放，征服自然并没有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宗教解放并没有解决人类信仰危机，技术昌明也没有带给人类普遍安全。事实是，技术异化、正义缺失、生态危机、意义虚无、信仰危机以及大规模战争等病态现象接踵而至，未经启蒙和自我批判的现代性神话——征服世界的神话、历史进步主义神话和人类幸福的神话均已宣告破产，现代化本身已经成为现代性理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对我们而言，现代文明的建构，既要以西方为参照，也要以西方为镜鉴，是一个既受现代性约束又改变现代性构成的现实过程。现代性过程中存在着规范与事实、意图与结果的矛盾，存在着自我否定的辩证法。因而，我们需要对现代性过程的复杂性保持敏感度。中国重撰的现代文明要始终保持反思和批判精神，反思不仅指向西方现代性，也包括反躬自省。中国重撰的现代文明虽然受到规范和价值的引导，但不是某种先天地为我们准备好的蓝图的实现，也不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过程。我们深知，现代性是开放的、未完成的事业，我们要保持着一种偶然性和可错性的意识，保持探索和创造的激情，不断地反思、批判和加以修正。现代文明的合法性源于现代化成就本身，而非某种先验的标准，我们不能在西方现代性之内寻找某种确定的原则、规范去对其进行修正、辩护或谴责，我们只能立足于实践反思，匡正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建构有意义的现代生活。

五、结语

21世纪，走向复兴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更大的贡献，首要的贡献不在于“中国制造”“中国力量”，而在于建基于强大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思想”“中国精神”。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中究竟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首要的不在于这个民族外在成就的高低，而在于这个民族所体现出的精神。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重构世界经济版图、国际政治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固然重要，但如果不能为五百年前自西方延续而来的现代文明拓展新意，富强的中国“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大西洋和地中海文明的模范生，合格的毕业生而已”(高全喜等），根本谈不上够格的世界历史民族。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以思想的力量引领人类精神成长和世界历史进步，以更高水准的人类文明、更具合理性的中国方案参与世界新秩序的建构，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中国价值，这才是中国在21世纪应该有的姿态和站位。

今天，后现代的幻影不时闪烁，因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危机”而试图超越现代性的冲动已不可遏止。但是，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后现代主义的种种冲动，其实大都不过是深化了的现代性、反思的现代性，而非真正的反现代性。在一个现代化事业未完成的时代，整体、彻底地超越现代性的逻辑为时尚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展开，其标志性成果就是成功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这是自启蒙时期以来现代文明演化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是迄今为止现代文明的思想高峰。当代中国将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下去，走向“更现代”的未来，创造更加健康、更为厚重、更可持续的人类新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