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传统伦理中的孝和仁：情感与道德
      中国传统思想偏重于道德，其实正是传统思维方式适合的地方。从情感到道德的转换正是通过知性完成的。从“地狱里尽是些不知道感激的人”这句话来讲，西方人认为不道德的人没有感激之情。也可以说有感激之情的人才会有所谓的道德感。那么人最基本的感激之情从何而来？如果我们相信，父母对自己子女的爱是人类最自然、最基本的情感，那么子女对父母之爱的感激之情也是最自然、最基本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不知道感激自己父母的人会知道感激其他人。我们也很难想象这样的人会有道德感。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4】。也就是传统道德所说的“百善孝为先”。儒家的这个认识，是人类所有道德理论中，对道德来源最真实可靠、也最自然人性的解释。它的价值既是永恒的，也是普世的，否则，儒家思想对于人类就没有意义。在任何一个时代，一个保持道德水准的社会，无论出于何种文化传统，都会自然体现出对这个认识的尊重。仁在孟子讲，是不忍之心，就是对别人痛苦的感同身受。西方所谓有宗教情感的人，就是能够感受人类痛苦的人。如果别人的痛苦就是你的痛苦，这是直接诉之于个人内在情感的，和有无信仰、信仰什么无关。孝和仁，一个是感激之情，一个是同情，是人类道德的源泉。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中国的传统伦理一直以孝，仁为核心。
 
16.知性先于理性：吾知之濠上也
      当我们使用某种分析方法时，当然已经知道自己要分析什么。我们又是如何知道自己要分析什么的？这个问题就是理性是如何开始的。有人会回答：从观察开始的。回答并不错。但是，观察必然预定了某个参考框架，否则，观察就无法进行。这可以由波普尔所举的例子说明：二十五年前，我曾经试图让一群在维也纳学物理的学生，深切的认识到这一点。为此我在上课时先指示他们：“拿出笔和纸来，仔细观察，写下你们观察到的东西。”。当然他们都问，我要他们观察什么【15】。观察总是有选择的。选择不从无知开始。 
      选择参考框架可以有两个方式。一种是象自然科学里的那些天才一样，以悟性的方式，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参考框架。另一种就是大多数人常用的方式，以已有的知识作为参考框架。已有的知识可以是经验，也可以是理论。选择什么知识，是将现在和过去比较，找出相似性。这就是知性的方式。现在的自我，是从过去的自我变化生成的，所以它不是逻辑的方式，而是从一个特定的环境直接得到。当自我定位先于逻辑分析的时候，知性就先于理性。
      有一个很有趣也很迷惑人的典故，可以表明传统文化对知性的直接性的认识。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也。”。庄子曰：“子非我，汝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之。吾知之濠上也。”【16】。 
      注意这个“请循其本”。追溯到逻辑的起点，是直接的认识方式，对于庄子与惠子都是一样的。逻辑的失败并不改变这个事实。
 
17.知性的重复性：思维的惯性
      知性总是从已有的知识出发。如果这个知识不变，就会表现出思维的惯性。心理学家发现：对一个人最初的印象，对以后如何判断这个人影响最大。亚当·斯密观察到：从孤儿院出来的人比较懒惰。他的解释是：这些人以前在孤儿院里经常做无偿的劳动【17】。可见义务劳动并不能培养爱劳动的习惯，反而因为不让人获得任何报酬，成了懒惰训练法。另一个例子是对国际象棋大师的研究。国际象棋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高级的理性活动。研究发现，这些大师一般都有几千局棋谱的记忆（记忆力是个人天生的财富）。他们把这几千局棋分成几大类，几大类下再分小类。当处理现在的一局棋（当然和以前的棋不一样），先把它归入不同的类别，比较类似情况下的应对方法（知性）。并对当前的情况具体分析（理性），找出正确的一手棋。
      这个例子也说明人的思维活动是理性、知性、悟性在交替使用。在理性活动之前，人需要先以知性对环境和自我作判断，而对分析方法作了选择。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对人能够解决问题是很重要的，而不只是这个人的智力水平；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人的创造力，主要表现在35岁以前：这时他还没有足够的知识，使他总是按某个固定的思维方式思考。思维的惯性力量有时如此之大，以致任何事实，都不能改变一个人的观点。虽然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的所有诘难都被波尔驳倒，但他至死仍不接受量子力学的解释。引用一下所谓的普朗克定律。大意如此：一个新的科学理论被接受，不是因为反对它的人改变了认识，而是这些人逐渐死去了。新的一代开始接受的就是新理论【18】。 
      当人们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都是从旧有的知识体系，慢慢开始认识新世界的。悟性的发生，需要人们关于新世界的知识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发生。这需要一段时间。当人类刚刚开始认识微观世界时，对氢原子模型的解释，就像一个行星系统【19】。举这个例子，是想讨论当思维的惯性发生，但原有的知识体系实际失效时，我们会遇到什么。对旧理论进行修补，加上特定的条件，理念超时空的特性就被破坏了。变成了以特殊性解释特殊性，这些理论的普遍意义就不存在了。在自然科学里，通常会导致某种无穷大。用生存环境或者生产方式的差别，解释文明的差别，也有同样的问题。生存环境或者生产方式，是随时间变化的。我们根本不知道会有多少种，这就无法给出不同生存环境，或者生产方式之间的确定关系，也无法推理出它们和文明差别的确定关系。这是不符合理性原则的。
 
18.诗歌的主体性：对称相反和自我存在
      我们说主体是非此非彼、不离彼此，因此在艺术上，主体可以通过对称相反来表现。诗歌是艺术形式中最注重对称的，所以它的主体性也最强。中国诗歌，由于汉字的特点，而有其它文字达不到的对称性，它比任何其它语言的诗歌的主体性都强。这种对称要求从《诗经》就开始了，这和我们的文化特征是息息相关的。诗歌成了我们传统上最喜欢用的艺术形式，中国也被称为诗歌的国度。中国人喜欢对对子。你会发现，在对对子的时候，除了前后句的对称，还希望前后对应的各部分的意义是相反的。这正是主体的表现方法，文明的特征不自觉地起了作用。对称相反使汉语诗歌是主体性的，却是不需要主语的。对于读诗的人来说，这就是我所见，这就是我所闻，不言而喻。     
      在中国诗歌里，因为五言诗和七言诗单句字数是奇数，所以在五言诗和七言诗里，一般是上、下句对称。但也有极少数诗歌，单句里就用了对称。最有名的就是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20】。单独一句就包含了时间的前后：秦和汉；空间的上下：月和关；还有色彩的明暗。仅此一句就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意境，奇数字又使它具有流动性。读诗的人可以反复吟诵这一句，便能感觉到韵味无穷。如果单句是偶数字，比如“秦时月汉时关”，你反会觉得缺少乐感。如中国的古建筑，基本上是完全对称的，庄重但缺少生气。凭这开首一句，王昌龄的这首诗，被后人誉为唐诗七绝的押卷之作。
      没有佛教文化的传入，就没有唐诗的辉煌。印度文明给中国艺术带来的，除了空灵、想象以外，还有音韵中流动的生命。因为各种因素的综合，中国诗歌的主体性，在唐朝达到了极致。形式的对称，保证了主体的存在；音韵的限制，保证了主体的流动变化。这是人类诗歌史上不会再有的巅峰时刻。可以说中国传统诗歌的特征就是它极强的主体性。由唐诗、宋词、元曲，对称性越来越弱，中国诗歌的主体性也越来越弱，现代诗歌就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了。中国的诗歌走向末落，西方的诗歌现在却迎来了繁荣。西方和我们也许都在寻找自己缺失的。我们在寻找本体，他们在寻找主体。但西方的诗歌由于文字本身的限制，永远也不可能有汉语诗歌的对称性，所以也不可能达到这种主体性。
      谈到主体性，也想说说在西方哲学中，一直存在的自我存在的证明，对中国人就不存在。而自我存在，在中国诗歌里却有一个伟大表述，这也是对“非此非彼，不离彼此”的一个最好的艺术注解，就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21】：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现在的我。 
 
19.中国人的信仰问题 
      对于有神论和无神论的争论，是不是必然只有一方是正确的？首先，宇宙是不是有限的，有没有起点？有神论者相信有，并以神回答这个问题。无神论者往往接受某种宇宙无限论。因为宇宙有起点，必然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这样的创造除了神也找不出第二个理由。
但是，对于二元对立论，无限等于不可知。有神论者能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神的存在？二元对立论否认单一本体，而神只能是一个单一存在：一切从它开始。从认识论而言，神不可能以一个可重演的方式为人所认识。无神论者总能证明有神论者的所谓证据是错误的。只有从无到有的创造能证明神的存在，这样的创造却是不能重演的。本源问题最终是追溯到一个单一存在。单一存在只能无中生有，所谓科学的回答一样是不可知的。科学和一神论的思维方式其实是相同的，所以科学和基督教都是从西方来的。认为科学反对宗教，那是误解。近代以来的科学和理性教育使中国人更容易信仰一神论的宗教了。
      人只能解释存在的变化，不能解释存在的来源。科学只解释存在的变化，所以神在科学里是没有位置的。科学也不能回答神是否存在，但它会给有神论者的证据以致命一击。
      无论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都不要认为对方无知。你思考过的，对方也思考过。实际上，无神论者不提供证据，有神论者只有不满足理性的证据。信仰实际上和证据无关，而和文化有关。你可以相信有创造的过程，接受有神论；也可以先接受无神论，等待有神论者提供证据。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后者，这是中国文化给与我们的：我们很少有自我存在的怀疑。如果你开始有失落，自我怀疑，那你就离上帝近了一步。什么能帮助你获得自我存在？宗教和宠物。所以，信仰是一种心灵需要，也就是自我获得的需要。
      我们既不以神解释自然现象，也不以神解释我们的情感。现在，无论东西方，都用科学解释自然现象。而情感，依据我们的文化传统，来源于家庭。
      阴阳论拒绝了单一存在，就让我们的文化天然排斥了宗教，但并不是必然让我们接受无神论。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依文化传统来讲，我们是心安理得的不可知论者。
 
20.理想和现实：禅的两面 
      当印度的思想已经融入中国文化之后。一个问题是：在非大非小、不离大小之中，中国文人到底是想要非大非小，还是不离大小？生命中有随波逐流的从容不迫，也有截断众流的荡气回肠。但从容不迫不易，荡气回肠难求。现实往往是无可奈何的顺从，理想中才有特立独行的自由。从中国文人对竹林七贤的态度看，他们欣赏的是这种自由的生活方式，却很少有人选择这种生活方式。中国文人出于理想赞成的，不同于出于现实接受的。禅也许带来了中国人心灵的分裂。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很多人思想上赞成自由恋爱，实际中却接受包办婚姻。在中国文人心灵中，理想和现实完全是两个分离的世界。在中国近代史中，这种分裂很可能决定了知识分子的选择。
      从文化传统看，中国知识分子内心向往的，是无政府主义式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不受社会一般规则约束的出世的自由。在现实中，又觉得这种自由不可行，而接受某种专制。中国人对自由主义的恐惧，大部分是对无政府主义的恐惧。这种恐惧一方面是来自于宣传的，即专制政府对无政府主义暴力的渲染，并把这种暴力归咎于自由主义。实际上，这些暴力只在专制下，才可以在不受社会谴责和制止的情况下进行。我们不会在一个民主社会里，看到这种大规模、持续的无政府主义的暴力行为。另一方面，可能还有来自于自身心灵的，对自我的无政府主义想法的恐惧。在中国人心里，都藏着一个大闹天宫的念头，顺从只是现实的选择。对超越规则的自由的天生向往，使很多中国人没有看到自由的另一面：社会大众的自由选择形成了规则。这也许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盲点，因为自由选择，对中国人来说一直是奢侈品。选择都是所谓内圣外王的人替我们做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理想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对应着现实中的专制主义倾向。这也许是佛教文化的不良影响。
 
21.传统的复兴：儒家和道家
      从知性的眼光必然看到两点：相似和约束。那么这两点也应是中国人主流思想的核心内容。儒家认为家庭是社会的样板，由内向外，情感是道德的基础。家庭伦理的存在，是社会约束的基础。道家认为自然是人的样板，由外向内。自然的约束，是最好的约束。儒家和道家是中国人情感关怀和自由精神的两大来源，他们也对其他文化产生了心灵启示。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是民族心灵的丧失，也是情感和自由的丧失。文化的复兴，并不依赖于某些文化形式的保持，而只依赖于一个自由和宽容的社会。相信传统的价值，属于人类心灵的不会死亡。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总在变化，人性却并不会随社会改变而改变，一个民族对人性的特殊理解，是这个民族特殊的，也是永恒的心灵需要。在理解人性的基础上，理解自己，一个民族才不会丧失自我。一个民族的成功和一个人的成功一样，都是自我的实现。因此，一个自由的民族才能、也必然会在发展中表现出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