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人的智性和三大文明的不同发现 
 
1.文明的不同发现：主体的特性和人的智性 
      三大文明对二元对立的理解是不同的，对人的理解亦是不同的。其中最重要的不同，就是对思维方式的不同选择。
      我把人的认知能力，统称为人的智性。从二元对立论而言，自我和存在是不可分离的。
人只要获得自我，就获得对存在的认识。而主体的三个特性，都是人获得自我的方式。这样，人的智性就可分为三种。我把它们分别称为悟性、理性、知性。悟性是表示印度文明的发现；理性是表示西方文明的发现；知性是表示中国文明的发现。悟性、理性按习惯的用法，可能比较容易理解。知性在这里有特别的定义，是用来表示以《易经》为来源的中国传统智慧。
      下面我先各给三种智性作简单定义，并分析它们与三大文明特征的关系，然后再讨论在不同的认识过程中，哪种智性起了作用，或者是它们的复合作用，从而向人的认知世界迈进一步。
      悟性：是指人通过对某类存在的有限个体的观察，即能认识此类存在的能力。
      理性：是指人使用共用的概念符号，进行逻辑分析和演绎推理的能力。
      知性：是指人比较环境发生的变化，自我调整、定位的能力。
      因为西方文化的强势，现在是理性泛滥的时期。理性和科学几乎成了正确的代名词。但对于人而言，仅有理性是远远不够的。三大文明以各自对智性的理解，在不同范围都取得了成功。这些成功立足于他们对二元对立的不同认识。人类悟性的样板，是印度人发明的阿拉伯数字；人类理性的样板，是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人类知性的样板，是儒家的伦理学说。
三种智性并不只属于某一文明，只是被它们揭示。这些智性存在于每一个人之中，所以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用它们。理解这些智性，就是理解我们自己认识世界的方式。
       
2.主体的融合性和人的悟性 
      人如何从个别的具体知识，而得到普遍性的结论？在西方传统逻辑看来，这个方法是归纳推理。它与演绎推理相对立，由若干普遍性较低的命题，引出普遍性较高的命题。其基本内容是：如果在各种条件下，观察到的A类对象都有B属性，那么所有的A类对象都有B属性。 
      这本身有两个逻辑问题。一是就结论的可靠性而言，由休谟【1】指出的：没有什么正确的逻辑论证，容许我们确认“那些我们不曾经验过的事例类似我们经验过的事例”。二是就
方法而言，所谓的A类别和B属性就是普遍性，所以结论实际上已包含在归纳推理的假设中。 
      现在一般认为，任何普遍性的结论，无论它用什么方法得出，都只是假说，都应被视为有待检验的。可靠性不再是对这个结论的要求，第一个问题就不再困扰我们。困扰我们的是，这样的结论如何才能被检验。波普尔【2】已作了足够多的贡献，即可检验的应该是可证伪的，而不只是可证实的。 
      第二个问题才是归纳推理的致命点：归纳推理并不导出普遍性，它也并不符合每个人实际的思维经验。我们往往是突然意识到，原来看来不相干的两类事物，是同一个存在或有同一属性。这个同一性并不会在我们获得结论之前就认识到。
      因此，作为人的认识过程，一个理论的建立应分为两部分。首先，人是如何获得普遍性的？人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也可能只停留在个人经验上，不上升为理论。其次，当一个人试图把得到的某个普遍性表述为一个理论，如何才是可证伪的？这不是容易的事，往往要花很长的时间。这里先讨论第一部分，把第二部分留在理性里讨论。
      既然归纳推理不是我们心理活动的事实，为什么我们不肯放弃它，找一个符合我们心理活动的答案？从特殊性到普遍性不是理性的，就不应在逻辑范围讨论。它的方式是悟性的。   
当我们观察到某个普遍性之前，已观察到一些似乎不相关的、特殊的存在。那么，也必然存在着，对应这些特殊存在的过去的自我（随缘性）。这些自我也是不相干的。当我们突然意识到自我的不同存在，对自我变化认识的获得，当然也是对存在变化认识的获得。因为那些特殊存在被视为只是某种变化形式，这些存在的同一性就获得了。主体则发生了一次融合。内在的，人在自我简化；外在的，人对存在重新分类。这里是从自我的角度谈悟性。因为悟性很抽象，我会在下面关于阿拉伯数字的讨论中，以具体的例子，从存在的空性，看人如何可以意识到自我的不同存在。
      这个智性活动是一瞬间发生的。它是人的自我审视，所以人在这刹那间似乎远离了现实世界。印度哲学和禅宗里，有很多关于悟性的描述。达摩大师【3】的《悟性论》开篇即说：夫道者，以寂灭为体；修者，以离相为宗。悟性之所以让人觉得神秘，就是“寂灭”和“离相”。这里，对于自我是寂灭，对于存在是离相，它们是同时发生的。因为悟性是每个人都有的能力和经验，自身的体验比任何语言描述都真实。悟性的生理基础的揭示，仍有待于大脑科学的进展。而就心理层面，人的自我发现，才是存在的普遍性的获得途径。
 
3.悟性的丰碑：阿拉伯数字
      任何文明都有它的计数系统。只有印度人发明的阿拉伯数字，具有以有限个符号，表达任意一个数目的能力。阿拉伯数字的这个特征，使我们有一个直观的模型，可以显示不易理解的存在的空性。因为存在的空性，和人如何可以意识到自我的不同存在密切相关，悟性又是智性中最不可思议的，我多花一些篇幅讨论它。
      前面已说过，存在的空性，可以从连续的二元对立结构中看到。现在我给出具体的说明。假设A、B的对立依存决定一个自我，C、D的对立依存决定另一个自我。如果人认识到 B、C 也是对立依存，B、C亦决定一个自我。如果这些对立性，同时对当前环境投影，
A、 B、C、D即是连续的二元对立结构。我们以|表示自我，这个连续的结构是A|B|C|D。其中包含三个分立的自我。这时，B依存于A也依存于C，B就具有双向依存性，和主体的性质相似。B如果由A、C表示出来，B是非A非C，不离A、C。B就是“不是什么”的存在（空性）。这时，A、B决定的自我和B、C决定的自我，融合在一起了，因为B这个存在“消失了”（这时存在离相，自我寂灭）。悟性就是此时人的自我发现。它和存在（B）的空性的获得，是同时发生的。即不同主体的融合，发生在本体和主体同一的时候（梵我同一）。我由此给出悟性发生的条件：人突然认识到，原来被认为是不同存在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和它们中某一存在的空性。
      我们回到计数系统。在其它的计数系统中，不同的位是不同的存在，比如十、百、千，相互独立。无论何种文明，都是先有低位，后有高位，高位由低位说明。比如一亿是一万万，这是单向的。在阿拉伯数字中，则是不同的。大概没有几个人记得，自己是如何学会阿拉伯数字的。设想自己只会中国的计数方式。有人告诉你，0表示零，10表示十，100表示百。你突然就理解了这个计数系统的进位。问问自己是因观察到了什么，才理解了这个计数系统的？是不是十位对百位和个位的同时依存性，和十位本身的空性？只有印度人能想到高、低的位可以相互说明，这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带来的。只有双向地看不同的位，低位也依赖于高位（缘起），才能获得位的空性【4】。阿拉伯数字不是可以偶然发现的，这份光荣只可能属于印度文明。阿拉伯数字是人类发明的、惟一自我说明的计数系统，也是印度文明的一座丰碑。 
      直观地，我们如何能把不同的位看成同一的？从而得到“0”。我们需要把这个计数系统，从二维变成三维。“旋转”在印度文化中是一个重要概念。我们让0，1，2，3，4，5， 6，7，8，9，10，沿一条曲线旋转在某个球面上，0
和10是球直径上的两个顶点。我们有其
它球放10，20，30，40，50，60，70，80，90，100，及更高位的数。把这些球沿顶点直线连起来。球是相等的，形状就像佛珠；球是不等的，形状就像佛塔。我们就可以从两个方向看这些数。沿球排列的方向上，这些位是分开的，而以顶点看去，这些位却是同一点。讨论这个模型，是为了猜测人脑从生理上是如何开悟的。我们也许还可以从唐诗的音韵得到启发。但讨论这个问题超出了我的知识。
     
4.主体的重演性和人的理性
      什么样的理论才是可证伪的？这个理论的普遍性部分，常称为假设或前提，必须是在某个范围内，一个存在唯一性的描述。即在对立二元中肯定一个，否定对立面就是隐含的条件（允许反例的存在）。比如狭义相对论的第二个假设：相对于不同惯性坐标系的观察者，所观察到真空中的光速是相同的。因为演绎推理是从普遍到特殊，从这一前提出发的逻辑推论，都将包含这个唯一性。所以，任何一个从这个理论演绎推理出的单称判断，都可以检验理论本身。一个事实并不足以证明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它却能通过否定这样一个单称判断，而否定这个理论（证伪性）。如果唯一性不是一个理论的出发点，那它的前提即是不确定的，由此推理得到的单称判断也是不确定的。我们无法通过检验一个单称判断去检验一个理论，任何事实就不具备否定这个理论的能力，这个理论即是不可证伪的。因为符合一个唯一性的存在总是无限的，所以我们不可能检验所有的存在。我们通常会选择与常识或旧理论相冲突的判断来检验它。我们也总能找到这样一个真伪立判的检验手段。
      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那些容易被发现错误的理论，很快被放弃了。那些已经受过检验的理论，通常不会被简单否定。我们不断获得的新事实，可以让我们持续检验这个理论的适用范围。当我们观察到不符合这个理论的现象时，通常会对这个理论加以修补，一旦修补也无济于事，就会试图以一个更普遍的理论去取代它，而前一个理论将被明确在什么范围仍是有效的。科学的进步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以前人的知识和智慧为基础不断发展的。
      理性（狭义的）的出发点是存在的唯一性，理性的方法是演绎推理。理性不允许人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得出不同结论，也不允许因人的不同而得出不同结论。理性让每个人看到的是同一存在，即主体是可重演的。换一个自然科学的说法是：所有的观察者是平等的。科学的理论是不允许所谓辩证关系的。辩证放弃了本体的唯一性，也就放弃了主体的重演性。允许不同的人得出不同结论，方法上是相对主义，实际上必然走向权威主义。
 
5.理性的灯塔：《几何原本》 
西方的基督教并没有征服全世界，科学却显然征服了全世界。我们说科学是理性的，但逻辑分析和演绎推理并不是理性的全部。印度有因明学【5】，中国有墨辩【6】，却没有建立起象西方自然科学这样的理性大厦，差距就在于“理念”。一个存在是超越时空的（在时间和空间中是没有定位的），它才可能对所有的人是相同的。理念所揭示的这种存在的唯一不变性，是理性的出发点。
      主体的重演性，决定了所有的观察者是平等的。它不会诉之于任何权威，而只诉之于普通人所拥有的逻辑分析和演绎推理的能力，并求证于实际的观察。
      真理总是被少数天才发现，却是可以被常人所理解。那些有幸到达真理彼岸的人，搭一座理性的桥到此岸，一个人的飞跃就成为所有人的捷径。当一个天才的悟性，以理性的方式表达出来，才成为一个普通人所能理解和运用的知识。这样一个伟大的范例，就是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其以公理方法建立起演绎的科学体系，永远是人类理性的灯塔。所有的观察者都是平等的，是科学和理性不变的力量所在。
     
6.主体的自生性和人的知性
      讨论人的知性，我选择从现代语言学中，被称为转换-生成语法【7】的学派开始。这个学派的影响，远远超越了语言学，而进入了哲学、心理学等领域，他们中最著名的人物是乔姆斯基。我也没有什么语言学知识，只就日常的语言经验谈谈他们的发现。
      我们从婴儿时期开始学习讲话，每个人到现在已不知道说过多少话了。有没有想过，我们每天都在造出自己从未说过和见过的语句，而另一个人要理解他从未听过和见过的语句。比如现在你脑海里闪过这样的话：写这篇文章的人，为什么要思考这些奇怪的问题。在以前从未出现过，而你创造了它。
      当然，我们创造语言，并不是没有一定规则。转换-生成语法学派提出语法结构有深层、表层之别。深层结构通过转换规则，转化为表层结构。这些结构不只在语言中存在，比如，阴阳、八卦、六十四卦可视为相对的深、表层结构。再举一个在社会学应用的例子：家庭可视为深层结构；社会可视为表层结构。想想儒家的“齐家、治国、平天下”【8】，远方的异乡人，已越过心灵的海洋，来到我们面前。 
      转换-生成语法学派的观点是：人具有对有限规则无限应用的能力。转换-生成语法学派，即在试图揭示这些规则和它们的应用。对于规则来说，语言是受某种约束的；对于应用来说，语言又是相对自由的。语言的这种在约束中保持自由的能力从何而来？语言本身并不能自我生成，而是人在自我生成。
      人的这个自我生成的能力就是知性。如果现有的存在（或环境）不能归入已知的存在，你会觉得这个存在是陌生的，当然无所谓即时的认识。如果我们能够把现有的存在，归入某一已知的存在类型，那么现有的自我和对应已知存在的自我，也是同一类。这两个自我，当然是由同样集合的几组对立性说明的。如果它们包含不同的对立性，一个存在即有另一个存在没有的某一本体（性质），这两个存在就不会被视为同一类。如果这两个自我是由相同集合的对立性说明的，它们的差别只能是对立性本身的变化带来的。现有对立性相对于原有对立性的变化，使人从过去的我，自然生成现在的我。现有的存在被视为过去的某个存在的变形，它就成为可认识的。用几何学的概念，现在的对立性，是过去的某个对立性在当前环境的投影。因为人在对立性之中，就在当前环境中作了自我定位，同时也对存在做了判断。知性使人同时作了选择（某个对立性）和调整（这个对立性的变化）。你也可以把选择看成是不同层次之间的调整。
      我们判断某一存在是某一本体，不表明这一本体是独立存在的。如果它是独立存在的，那么我们就不能把它的对立面，也赋予同一个存在。因为对立即是不相容的。事实上，我们可以在不同环境下，把对立本体赋予同一个存在。比如黑、白，长、短，大、小。对立本体是共生的，本体对于不同环境才是相对的，对于限定环境又是绝对的。简单说来，对立性本身保证自我的约束；对立性的变化保证自我的自由。这是自我生成的方式，也是简易，不易，变易——易之三义的体现。 
人面对的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现在和过去遇到的从不完全一样。人不必，也无法在理性分析以后，才知道如何行为。人如果能将现有的环境，归入已知的环境类别，就能作出即时的自我调整和反应。这也是一切生命必须有的力。只有这样，才能在千变万化的世界中生存下来。否则，生命根本就不会在这个世界产生。
 





     
 
7.知性的典范：儒家的伦理
      无论是反对儒家的，还是提倡复兴儒家文化的，都承认伦理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争议在于伦理对现代化有益，还是和现代化根本冲突。我们不参与这些争论，只讨论儒家的思维方式。《易经》里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9】。在早期的儒家看来，夫妻关系是五伦五常【10】之首，父子关系又先于君臣关系（家先于国）。以此而言，伦理的立足点是：社会结构是家庭结构的演化形式，它们是相似的。如果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没有这种对应性，社会秩序即和家庭秩序无关；社会道德即和个人情感无关。伦理就失去了依据。所谓“孝子忠臣”，“齐家、治国、平天下”都不成立。
      儒家的这个思维方式就是知性。社会如何变化，并不改变人的这个思维方式。因此，家庭之于社会、情感之于道德是自然的过程。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存在；中国人存在，外国人也存在，和儒家的兴衰是无关的。西方人说：地狱里尽是些不知道感激的人，就是一个情感判断。它比任何道德判断都更透彻。任何社会都需要肯定家庭这个基本单位，以保证自身的稳定。一个道德标准，总是隐含社会对某种情感的肯定。比如禁止虐待动物：以人的情感看所有的生命，它们都知道痛苦。
      儒家最早认识到家庭和社会、情感和道德之间的关系，并依此建立中国人的道德伦理，现在依然是人类知性的最好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