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在哲学上这是一个没有偶像的时代
在柏拉图时代，哲学还没有走入象牙之塔，即走向专业化，它也不是什么值得卖弄和炫耀的“学问”，反之，它只是人们惯常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人都是哲学家，真正的哲学重担，仍旧是由一些特别睿智并擅长于思辨的人担当的，而公众也因此对他们格外敬重，就像一个村子里的人，总是格外敬重富于人生智慧与经验的长者一样。那个时代的哲学，就像中世纪的宗教之于人一样，“与其说是一种神学体系，不如说是始终包围着个人从生到死整个一生的精神模具，它把个人的一生所有寻常的和非常的时刻都予以圣洁化并包含在圣餐和宗教仪式之中。失去教会，就是失去整个一套象征物、偶像、信条和礼拜仪式，这些东西具有直接体验的心理效果，迄今为止，西方人的整个精神生活安稳地包含在这种体验之中。”（【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1962年）如果我们把巴雷特谓之的“宗教”替换成为“哲学”，我们就能够想象柏拉图时代的人们在过着怎样的精神生活了。

在“轴心期时代”，在遥远的东方，同样活跃着与苏格拉底、柏拉图相类似的如老子、庄子、孔子、孟子等等被称之为“先秦百家”的人——这是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的观点（参见《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年）。我想，这些为中国人奠定最初的精神疆域的伟大的智者，也一定不是把哲学当作值得卖弄和炫耀的“学问”的人。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像苏格拉底、柏拉图那样，怀着一颗追求真理的济世之心，日复一日地在这片土地上徜徉，苦口婆心地向人们解说自己的思想。他们有时候很风光，与诸“王”谈笑风生，讨论治国之道；有时候却又很艰难，甚至被人围困和追打，但这一切都不曾改变过他们的灵魂质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始终坚守着内心深处对“值得过的生活”的想望……我们现在读他们的论说，往往能够在无限博大的丰饶中感受到从现当代哲学中很难感觉到的宁静、肃穆与庄重，甚至感受到某种程度的纯真与拙朴……那是一种浑然天成的美，这必定与他们所处时代的氛围和与此相关的人的普遍境况有关。

每当想到这些，我内心里都会油然升起一种情愫：人类社会在它的幼年时期，就像人在童稚时代一样，是多么淳朴啊！那个世界是多么纯净啊！是多么绮丽啊！是多么富于诗意啊！我真的有点儿羡慕他们了。与柏拉图时代相比，后世哲学，后世哲学家，至少其中的某些流派，某些人，变得越来越晦涩，越来越鄙俗，越来越伪饰，同时也越来越空虚，越来越浅薄。很多时候，发展到现在，至少在某些思想被视为危险品的局部，不仅无法产生原创性的哲学思想，哲学家甚至堕落到无视现实、远离现实、不得不靠恣意的故弄玄虚来吸引人的关注了。这固然与时代条件的变化有关，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也与哲学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走入象牙之塔的世界性趋势有关，与哲学家处理他与世界的关系的方式——亦即与他的存在方式——有关。


我们说眼前，说西方景况吧。

即便是扛着自由主义旗帜的西方思想家，也没有人来回答美国及西方世界为什么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构成巨大威胁？从大航海时代到今天，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他们为什么能够通过连续不断的战争和种族灭绝，数以百万计地杀死世界各地无辜的人民，而无法受到罪责追究（例如殖民者对当地土著的有计划屠杀，以色列目前在加沙通过大规模屠杀巴勒斯坦平民所犯下的反人类种族灭绝罪行）？哲学家、思想家陶然其中的所谓“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理论是那么光鲜，但是有谁真正看到了这些理论在其精神实质和美国及西方世界的国家政治运行在实践上的巨大背离？有谁正视了垄断资本主义对自由主义理念的制度性、体制性的掏空和废除？除了马克思之外——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由于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系统性批判始终没有受到学术敬重，尽管也有很少的学术派别承担起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的历史责任——有谁来解释资本主义寡头行为上的虚伪和邪恶？具体到思想家而言，有谁来解释是何机理激励了资本主义数世纪以来在世界各地所进行的血淋淋的杀戮和残暴掠夺？有谁来解释是何机理推动了帝国主义不间断制造全球冲突与对抗、对战争的迷狂达到了丧失理智的程度？

据说支撑着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天空的塔尔蒙、阿隆、布坎南、罗尔斯、德沃金、诺奇克们的学说很深奥很精彩很学术，所有的这些深奥、精彩和学术，相较于从来没有得到过一刻安宁的人类生活是不是太奢侈和优雅了？他们作为西方话语体系的阐述者——基本上都秉持西方中心论的立场——自我感觉是不是太好了？美国和西方世界真实的生活情景——个人主义走到尽头所表现出来的由放纵所导致的种种社会病态和人类丑行——在他们高贵的视野之中吗？与赤裸裸的现实世界和社会生活相比，他们连篇累牍高深莫测诘屈聱牙的论说，是不是太虚幻乃至于太伪善了？

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阿伦特至少还正视和关注到了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的社会政治生态，遵从于哲学家的道义与良心，给人类做出了必要的提醒，他们呢？我们再说一遍——在时代极其需要与现实世界同步的哲学引导的时候，他们躲到了哪里？他们在干什么？

在我们所尊重的西方哲学家们，为什么几乎所有人都回避了西方社会无所不在的病态、西方民主政治普遍的伪善、西方媒体没有底线、不约而同的虚假、西方资本（利益集团、深层政府）对国家政治暗中或公开的操纵、金融资本家和制造大规模杀人机器的军工集团对所谓“民主”（选举政治）的绑架和戏弄、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南方国家的残暴掠夺和恣意杀戮……等等急需要解答的时代命题？声名显赫的譬如罗尔斯之类的哲学大家抽象晦涩的“正义”宏论，能够解释西方世界与南方国家从精神上到经济上的内在紧张吗？能够解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公然践踏和破坏他们亲手创立并被全世界接受的国际法吗？能够解释曾经极大促进世界文明进步的“普世价值”如何被构建了它的西方文明在实践上掏空和瓦解了其内在价值吗？

我们不说整个西方世界，单只说美国吧！

所有的国际政治事实都指向一个躲不开的事实，那就是，这个曾经引领人类进步的国家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走向腐朽和衰败，某种程度上，它正在或者已经成为了人类社会的敌人，成为了世界的祸乱之源；不是“历史”走向了“终结”，而是美国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走向了“终结”，它所带来的人性沉沦和“没有了美国，还要世界干什么？”（源于普京名言：“没有俄罗斯，要世界干什么？”）的输光了的歹徒的心理——这种心理直接导致他们对中国充满兽性与敌意的病态想象——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危及世界的安全，这既是严峻的国际政治问题，它给世界带来的挑战极为残酷，这是学术界不得不面对、不得不给出答案的问题，所有这一切，难道不也是当代世界最为迫切的哲学命题吗？哲学家们为什么全部都缺席了？！为什么几乎所有西方哲学家都在“顾左右而言他”？！我们为什么听不到哲学家们对人类社会的灾难性处境以及可悲未来做出的提醒？！

是的，国际政治话题并不直接是哲学话题，但是，哲学的内核，必定与人类处境、人与世界、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人的形而上思索有关，如果人类在这些思索中找不到上述最为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的哲学答案，找不到哲学对人和世界境况的精神感应和灵魂追问，反之，哲学演变成为某些人品啜着一杯咖啡在书房里的坐而论道，演变为不与人类的现实处境发生任何联系的玄虚与晦涩，那么，我们还要哲学干什么？！我们还要哲学家干什么？！

只需要做简单的历史回顾就会发现，自从存在主义哲学之后，世界上似乎再难形成广泛地涉入社会与人生的哲学了，哲学因为空洞而变得越来越玄奥，越来越晦涩，越来越令人厌恶。我有时甚至想，人类是不是正在步入一个精神没落的螺旋？是不是正在进入像植物大小年一样的没有果实的年景？是不是预示着一场灾难性的历史事件（譬如第三次世界大战或人类由于核战争而毁灭）正在到来？我的这种预感并非没有根据。显见的是，自海德格尔、雅思贝尔斯、萨特、阿伦特以降，紧扣时代主题做哲学思考的哲学家，相较于思想大爆发的轴心期时代、文艺复兴时代、启蒙运动时代，不能说已经绝迹，但是越来越稀少、甚至已经变得凤毛麟角，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样的境况下，美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福山（1952-）——就像所有自我感觉良好的西方学者一样——在冷战之后竟然通过他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2014）武断粗暴地宣称，人类历史的前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正走向“终结”，随着冷战的结束，“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被定于一尊，是谓“资本阵营”的胜利。换一句话说，历史正在进入终结，“自由、民主”将成为所有国家政府的唯一形式，而且是最后的形式，虽然他后来修正了自己的观点。

无独有偶，在俄罗斯，据传是“普京的大脑”的著名政治学者和理论家杜金（1962-）竟然拾纳粹法西斯主义之牙慧，挥舞起了“新法西斯主义”的黑色大旗，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连续发表了对世界构成潜在威胁的一系列危险言论。1997年，他发表了成名著作《地缘政治的基础》，并在书中主张俄罗斯应通过征服和结盟等方式将欧亚诸国纳入势力范围，以对抗美国主导的大西洋主义帝国；对俄罗斯构成威胁的中国必须进行“领土解体、分裂以及政治和行政上的分治”、“尽最大可能被拆分”，俄罗斯要把西藏、新疆、内蒙古、中国东北作为安全带，作为中国与俄罗斯间的缓冲区，而将这个安全带纳入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参见黄宇翔：《杜金从仇中到亲中的转变》，亚洲周刊， 2022年18期；《乌克兰战争“预言者”——普京智囊杜金其人其事和对中国态度的转变》，BBC中文网，2022-8-24）。尽管随着国际地缘政治情势的改变，杜金大幅度调整了自己的观点，目前也有愿望取得中国人的谅解，但是，就像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曾经劫掠过我们的土地、屠杀过我们的人民的人的罪恶一样，我们同样不会忘记那些曾经遥想对我中华民族灭种灭族的人内心深处的恶念，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如果把上述种种匪夷所思的现象归结为人类哲学景观，我们难道不应当引起深刻的警觉吗？某种意义上，哲学正在失去它应有的高尚品格，变得肮脏和龌龊。至少在上述那些人那里，哲学所承担的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早已被抛诸于脑后，取而代之的是强取豪夺、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世界事务不再是关乎人类福祉的事务，而是一场丛林里“不在餐桌上，就在菜单里”（美国现任国务卿布林肯语）的血淋淋撕咬，把这些人的言论与“轴心期时代”哲人们的思辨相比较，尤其是与我们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先人们相比较，显得多么幼稚、可笑、无知而狂妄！真是“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屈原：《楚辞·卜居》）啊！

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必然地带来人类精神世界的扩展，反之，它非常有可能带来新的幽闭，新的晦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断言，在哲学思想领域，这是一个没有偶像的时代，在某些局部，甚至是消失了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思考的时代。哲学，这个曾经深刻参与人的精神生活的事物，越来越呈现出苍白羸弱却孤芳自赏的态势，它正在大规模地逃离现实，逃离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了某些通过玩弄晦涩词句获得快感的人的玩儿物，甚至成为了以虚假的聒噪换取物质和精神利益的交易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