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美国人怀念肯尼迪时代不同的是，尽管在毛主席主政的时代，中国人的相对生活水准并不比今天为高，因此中国人怀念毛主席必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尽管围绕着生产力的释放和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争论，层出不穷。至少争论本身，意味着中国人在看待中国发展之路上存在着严重的分裂。
很多人认为两个时代最大的不同，是公平和公正。
如果改革开放前被认为是公平公正的时代，那么改革开放时代则是缺乏公平公正的时代。而谈论如此不同的两个时代的最重要的证据就是，社会分配和腐败问题差异如此显著。
腐败与人品无关，而与分配方式存在着关联。实际上，腐败的产生是分配不公的产物，是分配方式缺陷的自然弥补而已。如果在任何社会制度上存在着分配不公的情形，而不论谁当政，那么腐败总是寻找机会在任何一个角落里出现，如果将腐败定义为不当得利的话。
尽管很多人将腐败看做是中国市场化之后的产物，然而，腐败本身是人类自身的自然倾向，只不过是后天被巧妙的以各种方式遮盖住了而已，或者以其他的方式公开的表达出来。在资源贫乏的年代，腐败的价格可能更高一些，并以非物质的方式呈现，而在资源丰富的时代，腐败的价格更低，并以物质方式呈现。
因此，人们怀念毛泽东时代，是不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所呈现出出来的社会不公为少，所呈现出来的腐败不明显，还是因为人们真正的生活在那个时代，从哪个时代获得了成熟的体验?
如果将平均主义视为中国式的公正的话，那么平均主义这种公正很难创造经济上的奇迹，而创造经济奇迹的依靠日复一日的工作和持续的热情，平均主义是无法带来这些持续的努力，相反平均主义却是腐败的土壤。
因此，中国人对于公平或公正有特殊的理解，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民众所获取的安全感却是现代社会无可比拟的。无论是国家安全，还是国内安定，民众会感觉自己并不是孤军奋战，国家会是最后的依靠，这种安全感也一去不回，特别是在这种日趋动荡的时代。
安全感，是现代国家或现代社会所追求的最基本的东西。拜登说，安全是第一位的，经济是第二位的，也许他并不是在胡说，当然这并不是向中国找茬的理由。如果说安全是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的话，毛泽东时代所提供的可能给民众能带来更多的满足，但同时，付出的代价也许更高一些，这就是一大二公的平均主义。
人们常常将腐败问题归结于改革开放后的思想开放，只要抓紧思想建设就可杜绝腐败问题。其实，腐败问题的产生不会因市场化而来，也不会由于思想建设而消失。人大大小小都有些权力，如果将权力的寻租行为视为腐败的话，那么每个人都是腐败这种产品的消费者，只不过层次和价格不同而已。
毛泽东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领导人之一，很多国人至今仍然怀念他，可能是因为他给民众提供了可靠的安全感，也有可能是因为，中国社会和民众对他的心理依赖感依然在持续。